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王勃太原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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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高门大姓当中，太原王氏是一个很独特的家族王勃太原王氏。北魏初年，东晋太原王氏的后裔王慧龙只身渡江降魏，以此为契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重新立足于北方社会；北魏太和中，王慧龙之孙王琼又以孤子之身得入“四姓”，成为北朝士族中的一流高门，历隋唐而声名不坠。作为魏晋旧门，太原王氏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其经历与其他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的北方士族迥然有别。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一家族与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北士族社会环境的差异。

一 王慧龙的北奔及其家族背景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历史，始于东晋丧乱、北魏勃兴之际王勃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的主相矛盾中，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翻云覆雨，最终两败俱伤，死亡殆尽，王辑之子王慧龙幸免于难，只身降魏。

据《魏书》本传及《通鉴》系年，王慧龙北奔的情况大致如下：晋安帝兴元三年 (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勃太原王氏。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义熙元年 (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荆州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 (417)，刘裕灭后秦，王慧龙遂入北魏。 点击进入王氏群。

王慧龙北奔，事起张惶，身无信物，来历难明，其士族身份在当时就曾引起普遍怀疑王勃太原王氏。崔浩见“慧龙鼻大”，符合江东“齄王”的相貌特征，遂以为“信王家儿也”[2]。其后鲁宗之子鲁轨入魏，谓王慧龙为私生子，本人亦无从辩白。至太和年间，郭祚与王慧龙之孙王琼争并州中正，仍谓“琼真伪今自未辩”[3]。北齐魏收著《魏书》，属王慧龙郡望为“自云太原晋阳人也”，述其北奔事为“其自言也如此”，引起王氏家族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秽史”风波[4]。唐李延寿作《北史》，力矫魏收之失，却又不得不在王慧龙北奔事后重重加上一笔“自言如此也”。于是，北朝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的谱系，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千载之后，更无明证可寻。但寻绎现有史料，还有可供推测的余地。

关于王慧龙的身份：晋宋易代之际，诛杀惨烈，某一家族被诛后，有个别子嗣在故吏亲旧的保护下得以幸免，这种情形在当时较为常见王勃太原王氏。如桓玄诛王元德，其弟王仲德奉元德子出奔刘裕[5]；刘裕族诛渤海刁氏，“子侄无少长皆死，（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6] 。刘裕诛杀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7]。王慧龙的经历与上述情况类似，其自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与南北史传中所见的重大史实基本吻合，无明显的破绽可言，参照其相貌特征和文化素养，王慧龙系太原王氏之后，当无大问题。至于王慧龙是否为私生子，在“不避庶孽”的南方士人中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而在“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则成为前途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一旦王慧龙被鲁轨指认为私生，虽有崔浩“成赞其族”，亦只能“久不得调”。北魏承十六国战乱之余，谱牒流散，多有豪强冒入士流，《魏书》中郡望属“自言”者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累世贵显的弘农杨氏[8]，而唯独对太原王氏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非议，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伪托名族”，而在于“私生侧出”，而《北史》所删的，正是鲁轨指王慧龙为私生的一段记载，这也许正是太原王氏最为敏感的隐痛所在。

关于王慧龙入魏的时间：《魏书》记载有矛盾之处王勃太原王氏。本传谓“泰常二年(417)，姚泓灭，慧龙归国”，崔浩弟以女妻之，其后，鲁轨入魏，揭其身世，似乎其间经历了数年时间。而据《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二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大批羁留于后秦的反刘之士悉数入魏，中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畅、温楷、桓邃、桓道子、鲁轨、韩延之、段约、袁式等，独无王慧龙之名。[9]这样看来，王慧龙既与鲁轨等大批南人同时入魏，其士族身份本来是不难确证的，却要经过本人自陈，崔浩亲验等周折。司马休之、刁雍等人长期为后秦政权所庇护，南北皆知[10]，王慧龙自义熙元年(405)至泰常二年(417)，在后秦的十余年中却声迹全无，亦有些费解。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据此推测，《魏书》本传恐有误，王慧龙入魏时间可能早于泰常二年，王氏与降魏的其他反刘势力并无较深的渊源，也没有任何反刘“功业”可言[11]。

关于王慧龙的家族背景：王慧龙以“羁旅南人”的身份只身入魏，既无雄厚的土著根基，亦无强大的宗族势力王勃太原王氏。早在魏晋之际，太原王氏曾是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王浑、王济等人并显于西晋，既是累世贵显的公卿，又是雄张乡里的强宗，在并州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西晋初年，王濬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云：

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今浑之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王勃太原王氏。[12] 点击进入王氏群。

而百年之后，南北形势发生变化，“孤根独立”、“久弃遐外”的反倒是太原王氏自身了王勃太原王氏。太武帝初，除王慧龙乐安王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他却“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又“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瘁，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临终之时，谓“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慧龙身殁之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按北魏之制，南人入国者皆葬于桑乾，以为羁縻之策。而王慧龙既不愿葬于桑乾，为何不归葬其郡望所出的乡里太原晋阳，却立冢于南北对峙的前沿？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检《宋书•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王勃太原王氏。……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王慧龙祖父）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投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太原王氏中王承一支自永嘉南渡后，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不为乡里所容”的王慧龙不得不舍并州而改葬河内[13]王勃太原王氏。

总之，太原王氏自入魏之始，即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无确凿可信的士族身份，于北魏又无寸叶之功；与其他入北南士既无过深的历史渊源，又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方士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而非重归故里的汉魏旧门，从而决定了这一家族在北方坎坷而曲折的历史王勃太原王氏。

二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及其门风的转变

北魏自太宗明元帝末至高祖孝文帝初，历五朝近80年王勃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人物单鲜，官宦不达。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一脉单传。王慧龙官至荥阳太守，授龙骧将军，赐长社穆侯；其子宝兴袭爵，闭门不仕；其孙王琼，太和初始为典侍令，例降为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却在太和中得入“四姓”，一跃成为与崔卢齐名的北魏一流高门，无怪一些当朝的士人也颇感不平[14]。

事实上，王氏地位的陡升并非偶然，这是其家族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与其门风的转变也有着密切关系王勃太原王氏。

如前所述，太原王氏北奔之后，孤根独立，既无功业，更无实力，只得放下南方士族不以庶务自缨的架子，置身朝政，谋取功名，以为其门户的久远之计王勃太原王氏。王慧龙入魏之始，即见明元帝，流涕痛陈，“请效力南讨”，不惜甘为南人所不耻的将门，却终因个人实力和政治影响有限，多年不为所用。而与其先后入魏的司马楚之、刁雍等人，却均被魏廷赐以刺史、将军之号，在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宋边。王慧龙至明元帝末年，一度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镇金墉，十余日后，因皇位易主，“ 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至太武帝之世，才终于得到领兵之机，历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长史，至龙骧将军、长社侯，拜荥阳太守，“在任七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曾参与了太武帝对刘宋的数次重大战役，屡败刘宋名将王玄谟、到彦之、檀道济。太平真君元年 (440)，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王慧龙一生虽历尽坎坷，备受冷遇，“功高而位不至”，却终于建立了足以为北人所称道的功业，为整个家族在北朝博取了起码的立身之资。

作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以玄风相扇，名士辈出，而南方士族那种纵心调畅，放任自达的门风与北方士族尚儒学、重礼法的社会习俗有着相当的距离王勃太原王氏。[15] 王氏由南入北之后能否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上认同于北方士族，已经不是个人的好尚问题，而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前途[16]。王慧龙入魏，门风为之一变，“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被游雅奉为“古之遗孝”。其子宝兴，“事母至孝”，蒙崔浩之狱，“尽卖家产，以赎卢遐之妻”，时人称为义举。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其孙王琼，史传中见不到什么可称道的品行，但《魏书》所载的诸多“鄙陋”之事，也不过是些悼女“哀痛无已”、“造次之见令人笑愕”，以及贪财好物等， 无碍礼法宏旨；而琅邪王诵贬王琼，谓“东海之风，于兹坠矣”[17]，这种评价恰恰反映出入魏数世之后王氏门风与东晋时期的巨大差异。至孝明帝之世，王遵业、王延业为天子说《孝经》，时人以为荣；北齐初，王松年恸悼孝昭帝，朝臣咸敬。经过数代的苦心经营，王氏家族最终在北朝树立起一个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户风范。

与门风的转变相关，王氏家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王勃太原王氏。从王慧龙出奔到入魏的十余年间，沙门僧彬一直追随左右；王慧龙死后，“ 吏人及将士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王劭事隋，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18]，又广引佛经之言，取媚文帝。据此推测，太原王氏入魏之后，已逐渐由玄转佛，成为一个世奉佛法的家族。王氏家族的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王门名士与高僧交往的记载，但东晋名士对佛学的认识毕竟有限。王慧龙六世祖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以为“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而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19]。而佛教在北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南方迥然有别，无怪王氏入魏之后，逐渐弃“高士”而奉佛法了。

太原王氏地位的上升，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与北朝高门大姓的累世婚姻王勃太原王氏。太原王氏是魏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显门，历江左而官宦不坠，有着北方一般士族难以企及的“世资”。北魏初年，东晋一流甲族入北者罕有其人。因此，王慧龙虽既无根基，又无功业，但对于以“ 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为政治理想的崔浩来说，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珍。为此崔浩不计私生之嫌，不顾“讪鄙国化”之非议，“数向诸公称羡”，以“成赞其族”。在崔浩的一手筹划之下，王慧龙娶崔浩弟崔恬之女，其子宝兴娶卢遐之女，而王慧龙之女又嫁李宝之子李承[20]。据《魏书》本传，王慧龙仅有一子一女，以二世三人之族竟分别与当时北方一流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结为姻亲之家。通过这一特定机缘，太原王氏得以顺利进入北朝高门大族的婚姻圈内，这种关系又在以后的数世中不断得到巩固 [21]，从而使王氏家族在婚姻方面赢得了与崔、卢等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

经过数世的苦心经营，太原王氏终于在孝文一朝骤显于世王勃太原王氏。太和中，分定姓族，太原王氏凭借其雄厚的魏晋“世资”、有迹可追的入魏“功业”，以及“无贬于时”的婚姻和严整闺肃的门风，得以占据要津。在其姻亲之家陇西李氏的大力举荐之下[22]，孝文帝纳王琼之女为嫔，太原王氏得以成为“四姓”家族。《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 《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 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王勃太原王氏。 点击进入王氏群。

于是，太原王氏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第一流的高门大姓王勃太原王氏。王琼四子在孝明帝时翩然登朝，长子遵业领黄门郎，多参机事，世谓“小宰相”，弟广业卒于太中大夫，延业位中书郎，季和位治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23]。时人呼为“英英济济，王家兄弟”。

从王慧龙到王琼，经明元至孝文五朝，太原王氏历三世而基本完成了由“羁旅南人”向北朝一等大姓的转变王勃太原王氏。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就此完结，入为“四姓”后，王氏家族的门户等第与其在政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尚有相当的距离。王琼在孝文、宣武之世“多年沉滞”，先以受纳之嫌为权臣王显所劾，后由宅居之争为宦官刘腾所屈，郁郁而终。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王遵业领黄门郎，“政归门下”，有其特定的原因，权力有限，且在任时间很短[24]。王松年于北齐参定律令，却因“恋旧情切”而为武成帝所忌；王劭事隋，在著作二十年，除广引图书谶纬、苟媚取容外，别无事迹可言。太原王氏人物单鲜，权位不达的阴影始终未能彻底摆脱。

长期官宦不达势必要影响到门第的升降，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太原王氏在“四姓”排列中的位置王勃太原王氏。太和中，以崔、卢、郑、王为“四姓”；而到唐代，却逐渐演化为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为“五姓”[25]。《唐国史补》卷上：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崔、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王勃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汲镂王家，誉金质而银饰也。

“汲镂王家”之称，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属誉美之辞，却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为“金”，毕竟是“饰”王勃太原王氏。至少到唐朝初年，太原王氏不能不恭居豹尾，被摒弃于“四姓”之外，成为与崔、卢、李、郑虚相称美的装饰物。

太原王氏在北朝隐约透露出这一家族一个最根本的先天不足，那就是在世资、婚姻、家学、门风等种种优越条件的背后， 缺乏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王勃太原王氏。这一点，正是我们下文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三 “中山王氏”与并州地方势力

《通典·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略云：

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王勃太原王氏。

这段史料涉及到魏齐之际北方豪强大族的势力和动态，向为学界所重视王勃太原王氏。其中“并州王氏”指称何族，与太原王氏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可以较为肯定的是，文中“并州王氏”并非太原王氏（王慧龙一族）王勃太原王氏。理由之一，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至王琼始有四子，而此时已近魏末，太原王氏人丁不盛，又“不为乡里所容”，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具备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理由之二，太原王氏与其郡望所出的并州联系并不紧密，王琼与其子季和曾先后担任并州大中正，中正之官在北朝多为尊崇之位，仅表明其郡望所出，于地方事务干涉有限 [26]。而终北魏之世，太原王氏似乎始终没有在并州居住，据《魏书》本传，王琼历光州、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 [27]。王遵业“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徐州”，也证明太原王氏在并州没有可为依托的地方势力。如果说《关东风俗传》确有所本，是否意味着在王慧龙一族之外，另有一支太原王氏在并州活动呢？我们当别寻线索。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魏故假节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李（蕤）简子墓志铭》：

君讳蕤，字延宾，陇西郡狄道都乡和风里人也王勃太原王氏。……亡祖宝……亡父承……夫人太原王氏，父慧龙，荆州刺史，长社穆侯。君夫人，太原王氏，讳恩荣……父洛成，太宰，中山宣王。

表面看来，这条材料反映了陇西李氏与太原王氏的累世婚姻；而细绎史传，却发现两个太原王氏夫人竟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族王勃太原王氏。《魏书·恩幸王睿传》：

王睿，字洛诚，自云太原王氏人也王勃太原王氏。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太和）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谥曰宣王。……睿既贵，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故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县。……父子并葬（代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

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栏：

中山王氏亦出晋阳王勃太原王氏。永嘉之乱，凉州参军王轨子孙因居武威姑臧。五世孙桥……生睿，封中山王，号“中山王氏”。后徙乐陵。 [28]

“中山王氏”的郡望显系伪托，却受到北魏当权者的认可；至唐代，这一家族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太原王氏谱系中的一支“中山王氏”支王勃太原王氏。为与太原王氏的嫡宗王慧龙支相区别，我们在行文中仍按《世系表》，称之为“中山王氏”。

中山王氏初入北魏时，声名不显，王睿少传父业，以天文占卜之术见长王勃太原王氏。冯太后临朝，王睿“因缘见幸”，数年之间，由太仆迁给事中，再迁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内参机密，爱宠日隆，朝士慑服焉”。太和三年，诏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次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一跃成为北魏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29]。 与此相应，中山王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迅速上升，赏赐“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王睿两女，一嫁陇西李氏，一嫁赵郡李氏，冯太后亲主婚仪，“时人谓天子、太后嫁女”。及王睿之薨，“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士女“造新声而歌之”，成为轰动朝野的盛事。

王睿得幸于文明太后，有一定的偶然性王勃太原王氏。孝文帝亲政后，王睿子“袭王爵，例降为公”，“仍在高祖左右，然礼遇稍薄，不复关与时事”。但中山王氏并未因此而迅速退出北魏历史舞台，而是由中枢逐渐转入地方，在其“移属”的并州一带，成为一支颇具影响的地方势力。从北魏末到北齐初的数十年中，这一家族长期把持并州地区的政权，子弟多出为刺史太守之职，仅《魏书》所见的计有：

王袭 并州刺史

王祖干 并州刺史

王椿 太原太守

王超 并州治中

王穆 上党太守

王绰 并州刺史

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角逐中，盘踞并州的中山王氏成为各派势力竞相笼络的对象王勃太原王氏。史载：“孝昌中，尔朱荣既据并肆，以汾胡构逆，表加（王）椿征虏将军、都督，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在降下。事宁，授右将军，太原太守。”及高欢据晋阳，“霸朝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

中山王氏得以雄张并州“乡曲”，除文明太后的政治权势外，自身还有着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后盾王勃太原王氏。在《魏书·恩幸传》中，这一家族有名讳可考、有官位可称者，近 30人。以如此庞大的家传形式为一个“恩幸”列传，在正史中十分罕见，足见其宗族之强盛 [30]。值得注意的是，同属客徙之家，中山王氏与只身北奔的太原王氏情况有别。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太延五年 (439)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代京）王勃太原王氏。 点击进入王氏群。

又据《魏书·刘昞传》：

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王勃太原王氏。

据此，东迁的三万余家中，绝大部分属举族入魏，王桥一家不应例外王勃太原王氏。随着王睿的显达，这一家族便携众多的故吏、部曲、奴婢，拥巨万之资移居晋阳，数年间“僮仆千余，园宅广华，声妓自适，无乏于时”。

魏齐之际，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姓人士似乎也逐渐聚集到并州一带王勃太原王氏。《周书·王士良传》：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阳人王勃太原王氏。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祖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敦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东魏初）授士良大行台右丞……令辅其弟（高）演于并州居守……齐文宣即位……仍总知并州兵马事……（周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旧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

王士良之族属及其与中山王氏的关系，已不得详考，但两家相同的郡望以及极为相似的履历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山王氏移属并州后，又有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氏疏宗攀附其间，张大其势王勃太原王氏。北齐河清三年，当地造像碑铭中也有“时王氏互根太原”的语句 [31]。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北魏时期，晋阳本地以至整个并州地区有无魏晋之后未曾迁徙的土著王氏宗族，情况有待后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山王氏自属的郡望不仅被上层权贵所承认，也为下层吏民所接受。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史载：“（王）椿于宅构起厅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椿性严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俨然以宗主自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关东风俗传》中“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并州王氏”，不是指高居“四姓”的太原王氏，而是指以中山王氏为核心（可能包括部分由凉州内徙的王氏疏宗和部分土著王氏）在并州一带盘根错节的王氏宗族势力王勃太原王氏。于是，在北魏后期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同一时期，同一王朝之内，有两支郡望相同的士族分显于世，一支自属嫡宗，却广招非议；一支显系伪托，却攀附甚众；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一支宗族繁盛，雄张乡曲，颇有些“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味道。

就史传所见，尚未发现这两个家族发生过直接冲突王勃太原王氏。二者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家兼领中正之虚位，一家掌刺史、太守之实权，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当是两家实力各有所长，利益各有所重。

北朝后期，两家王氏的际遇又有所不同，盛极一时的中山王氏历北齐之后，便逐渐悄无声迹王勃太原王氏。这可能与《关东风俗传》所云“文宣之际，政令严猛”，诸豪多被逐徙有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中山王氏“后徙乐陵”，可能即在此时，等到这一家族的后裔在唐代重新出现时，郡望已变成“沧州景城人”了 [32]。而太原王氏凭借其显贵的婚姻和文化优势，历魏、齐、周、隋，间有闻人，至唐初仍不失为关东士族的主要成员，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除王慧龙与王睿外，还有一些自称为太原王氏的家族王勃太原王氏。 198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的《魏故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王简公（温）墓志铭》：

公讳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王勃太原王氏。……汉司徒霸，晋司空沉之后也。祖平，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昔 逢永嘉之末，晋太中大夫。从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祸。建兴元年，自蓟避难乐浪。因而居焉。至魏兴安二年，祖平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都邑。 点击进入王氏群。

另据《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东裴氏，父仲贤，任雍州牧王勃太原王氏。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至今子孙族焉。 [34]

对于各家的世系真伪，本文不拟一一考辨，由此却可以大略反映出北朝隋唐攀附名族的普遍性王勃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王勃太原王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1）由王慧龙至王琼（明元至孝文帝），际遇坎坷，官宦不达，但随着门风的转变及其与北方高门间的婚姻缔结，整个家族逐渐摆脱了“羁旅南人”的困境，逐渐融入北方士族社会王勃太原王氏。

（ 2）从王琼至王遵业兄弟（孝文帝至北魏末），以孝文帝定“四姓”为契机，太原王氏骤显于朝，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一流高门大姓王勃太原王氏。

（ 3）从北齐至唐初，太原王氏基本上维持了作为山东士族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但与其他高门相较，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已开始下降，并始终未能确立起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王勃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为我们探讨中古时期南北士族社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证王勃太原王氏。北魏一朝，由南入北的士人不在少数，血统纯正、世资高贵者有琅邪王肃、彭城刘昶之属，宗族强盛、实力雄厚者有渤海刁雍、河内司马之流，为什么只有太原王氏最终上升为北方一流门第，而其他诸族却历数世而湮没无闻？在北朝门阀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官爵、婚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各起了些什么作用？有无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中山王氏的崛起，太原王氏是否能够凭借政治权势重新确立自身的土著根基？中古士族演进的一个长远趋势， 是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日渐消失，而士族本身最终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士大夫王勃太原王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意味着太原王氏由于根基不固这一先天不足，在客观上比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先行一步”，在北朝现实政治中“家族化”的色彩较弱一些，而“官僚化”的色彩更浓一些？

中山王氏的出现，反映出北朝“冒称士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愈到后世，这种情况愈为普遍王勃太原王氏。更多关于王氏资料请搜索关注公众号王氏立天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唐一代，太原王氏拜相者七人，而其中六人竟出自“中山王氏”、“河东王氏”、“乌丸王氏”等郡望可疑或先世无考的支系，而《世系表》所言唐末唯一的一个出自太原王氏嫡宗的宰相王溥，在其本传中却“失其何所人” [35]。如果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于其他高门大姓之中，我们对士族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当如何评价？

凡此种种，远不是一篇个案研究所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谨识于此，以待后考王勃太原王氏。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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