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之外,还有“感觉”！——9月号《读书》的文风: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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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看到书店里到了9月号的《读书》，便翻了一下，发现封底的主编和执行主编的名字终于换了，所以就买了本：一来是因为它有纪念价值，二来是要表示对换帅的支持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

　　说老实话，对于汪晖主编〈读书〉的这十年，我最恼火的不是这本杂志的“新左派”立场，而是它“不好读”的文风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曾经刊登过〈记恋冬妮娅〉和〈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的思想华章的杂志，居然会沦落到让不少老读者都读不懂的境地！如果汪晖继续主编〈读书〉，那么，这种晦涩地，无病呻吟地，故作深沉的文风还将继续羞辱我们中国人的写作能力，所以我这次以实际行动买一本〈读书〉表示对汪晖文风的鄙弃，以及对以前的〈读书〉文风的召唤！

　　回到宿舍后，把《读书》打开来看，果然在可读性方面有了很大改进，有些内容还很精彩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我举三篇文章为例：

　　1、沈浩的《中国史学的百年乡愁》是对王家范先生的《史学与史家》进行评述，此文围绕着20世纪著名史家的“家国情恨”，指出“民族主义作为构成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争辩的主题，养育了历史学以及历史学家的气派”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也就是说，民国史家治史的动力来自于民族主义，但他们治史的格局和气派却是超越民族主义的，所以，“在历史目的论的言说状态中，‘现代’主要意味着一种时间价值，以‘西方’为表征的‘新’必当取代以中国为表征的‘旧’。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评述标准，可是就民国年间历史学家的文化主义情怀而言，中国人对于‘现代’、‘新民族’的议论，其实是由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所组成的。历史学家以其学术实践探寻民族的前途，因为蕴涵于其中的理智而拒绝浮嚣浅薄的单一进步主义。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大都博识古今、淹吞中外，他们的‘守土之责’毫无疑问并非缘于眼光的偏狭；相反，这是在开眼看世界后所做出的自觉的文化选择。史家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力量的‘敬恕’，精深而幽微，尖锐而不乏深沉，是需要大智慧的。这里面，既有见识，也有责任”。

　　当然，民国史家的一些局限，现在看来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极大的受制于满汉对立情绪，许多看似考据、言事的文章实践上都是在为王朝革命助威，不免偏激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萧一山的清史写作，也很明显受到一种革命情结的影响，对于晚明反清史事的极力褒扬，以及对史料的选择、将什么样的史料纳入论述框架，都在在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其间。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成了一种隐而不彰的态度，规定了他的历史写作。钱穆、柳诒徵诸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构造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周瞻和豪气，可对于变迁形态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局却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在空泛的史学评论中，此文能言及20世纪中国史家治史的民族主义动力源，并且洞悉其利弊与得失，实在难能可贵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而行文中那不时泛起的激情和文采，也隐约让我们看到了王家范先生的影子，这种史学的“精气”不死，中华甚幸！

　　2、张伟然的《学术中的合作与创新》回顾了谭其镶与张修桂的学术合作的一些事情，其中提出的问题和作出的解释，厚实平易，很有学术史的眼光和价值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他说自己一年前就开始思考一个十分好奇的现象——“谭其骧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他受的完全是文科训练，工作后也一直处于历史学环境，可是他的地理感却出奇的好。他能做纯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析考证，也能按地理学者的方式研究历史人文地理问题。这两点都是常人所难的。无论写文章还是平常论述，他思考问题能够很自如的运用地理学的思维，那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为绝大多数非地理出身的的历史地理同行所不及；他论著中对于地理学原理和方法的采择也十分当行，找不出破绽，至少目前还未能发现”。

　　由此，张伟然追问：“谭先生是一个学术上不断发展自己、从而逐渐完善自己的人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问题是：谭先生在发展他的地理学智慧的过程中，是谁在起着经常性的作用”？接下来，他通过各种证据和常识推断这人就是张修桂先生。他举了70年代研究长江流域水系变迁的例子，“他（谭其骧）让周逸麟做黄河和运河的变迁，张修桂先生做长江流域水系的变迁，这实在是一个很知人善任的选择。黄河、运河史料浩如烟海，从中爬梳、整理对文献功夫要求很高，出身历史系的周先生对此自然得心应手；长江流域则史料相对有限，而自然环境方面的变迁极为复杂，正适合张先生施展其所长”，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端，到五十年代以后，整个学科才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这中间，历史自然地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个人素质提出了崭新的挑战。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些水道研究，但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不做地理学分析，学术价值其实很有限。谭、张两位先生在七十年代对于长江流域水系变迁的研究，合历史和地理两学科之力，从现代地理学原理除非对文献史料进行深度解读，可以说是将传统水道研究提升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貌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在这篇文章中，张伟然侧重的当然是“合作”，而我关心的则是“学术感觉”，记得刘小枫曾经解释“《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偏重于知识社会学方面，对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探讨都不足”的原因时说“我知道经济学和法学的重要性，但在经济学方面，我自知感觉能力太差——不是基础太差，我的经济理论基础当然很差，但基础差，可以靠自己努力来弥补，感觉能力差则无法弥补，这是先天缺陷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我感觉自己在法理学方面的感觉能力还不是不可救药，所以用力多些”，由此可见，有时候，“学术感觉”的贫乏比知识结构的缺陷更有致命性。

　　3、梁小民的《“立秋”之后还有“立春”》说的是话剧《立秋》，虽然卖的都是些老货，但还是有一点点新东西，比如他说，“商业有风险，晋商大股东在当时面对的是没有保证市场秩序的立法，没有以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关系，也没有分摊风险的保险机制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晋商回避风险的自我保障是窖藏白银”。看过《乔家大院》的应该都记得那居大无比的“银冬瓜”，其实那就是为了防盗特制的“窖藏白银”。梁先生说的这一点告诉我们，有时候，“感觉”的真实比"概念"的周延重要，因为按照外国的风险信用体系衡量，中国晋商在抗击风险方面的能力基本上是“白痴”，但事实却是，晋商确实设计并且实践过自己抗击风险的方案，虽然这种方案不够“现代”。

　　前段时间，围绕〈读书〉换帅的争论中，针对“文章没以前好读”这点，反汪人士认为是因为“文学化的东西少了”，而挺汪人士则认为“文学的东西并没有怎么减少”，难读是因为“社会学”的内容增多了，大家应该为〈读书〉的这种“社会学转向”高兴才是王家大院简介历史背景。而我则认为，他们都打错了方向，〈读书〉不好读的关键原因，不在于“文学的东西减少了”，因为事实上没怎么减少；也不在于“社会学的东西增多了”，因为中国社会学的大师费孝通就是文章高手。说白了，汪晖主编的这10年〈读书〉，贡献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却产生不了相应的“问题意识”，引进了不少理论规范，却阉割了“活在中国”的感觉，这才是〈读书〉“文章没以前好读”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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