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天长地久:天长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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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喜欢建筑森严的秩序又在其中制造小小的骚乱，宇宙是广阔的，就像一座等待搬居的高层公寓，不管是西来的佛，还是土产的仙，都可以占据属于自己的一块空间，彼此熟得就像邻居天长王姓。西方人也许无法想象耶和华要与如来佛祖对话，但中国人素来是好客的，多见几次面，自然也成朋友了。我记得《西游记》里玉皇大帝是个无能的统治领袖，动不动就要搬救兵，请求各路神仙治治讨厌的孙猴子。龙生龙，凤生凤，中国人基本上是赞成与顺从世袭制度的，什么都不会的人当领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相反，造反者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与指责，相安无事吃点苦头能忍就忍了吧。我相信这种包容是长期折磨的退让，所以一旦时机成熟，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跳将出来，所谓的百家争鸣，只是压积太久的一次大渲泻。不要忘记，孙悟空师出道门，但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一位爱唠叨的青年和尚的贴身保镖。在中国人庞大的神仙队伍里，《山海经》中“蓬发虎齿豹尾”的怪物摇身变为雍容华贵的西王母，比附星宿生造出玄武、青龙、白虎、朱雀“四灵”，甚至毫不沾边的孔子、颜渊、墨子、秦始皇、齐桓晋文也被拉入名下。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山青水秀，金碧辉煌，这个世界看上去真的就像广告一样。

　　俗话说“快乐似神仙”，可见神仙是快乐的一个参照物，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说：“发源自道教的仙人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愉快，应有尽有天长王姓。”我想想那种逍遥快活无拘无束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也只有用懒惰二字可以形容，这里的懒惰只是伸伸懒腰的程度，中国人对遥远的想象总是十分克制的。物质生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容，道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从那些数也数不清的诸侯国，可以想见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据鲁史《春秋》记载，在243年间，列国间的战争达483次之多。战争通常带来饥饿与恐惧，所以衷心祈求的也只能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语出《老子》）的日子。被批评的中国人的自私，其实是朝不保夕时谁也顾不上谁的真实写照。舞蹈是美的化身，但究其根源，却是庆祝为了消化系统的一次粮食丰收，“快乐的神仙”也是如此，它是嘶杀震耳肚肠辘辘中的画饼充饥。物质生活的匮乏也阻碍了想象力的发挥，道家思想是烈日炎炎之下劳作的身体渴望躺在树荫底下一次短暂的小睡酣梦，而梦见的一切都围绕着食欲与悠闲。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照顾好胃囊并不比照顾一个国家容易多少。

　　《老子》是一本自我安慰的书，将自己退缩到柔弱的地位，也许这样才能得到一点安全感，愿望是小小的，请求也是小小的，甚至降低到无欲无为的莫可奈何天长王姓。据说老子是周王朝守藏室的史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后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也就是一个仓库管理员，整理整理库房，记记帐什么的，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温饱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晚熟的孩子，思想上却是惊人的早熟，怀才不遇是所有文人的通病，我知道一个人在下的时候，眼睛总是向上的。怀才不遇有时就像退稿一样一次次消磨掉锐气，当所有的希望一一落空的时候，老子能做的也就是自我安慰了。他对自己说，我什么都不要，你能拿我怎样？有什么了不起的，懒得理你们。说着，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快乐了起来。

　　而一脉相承的庄子给我的印象，类似于每隔两小时就测一次体温的好莱坞明星伍迪．艾伦，我非常惊讶他对自己身体的熟稔，就像庖丁解牛的那头牛天长王姓。一般说来庄子是洒脱自然的代名词，有空就变只蝴蝶什么的，比之老子，他更像一位武学宗师，说究气脉的行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逍遥游》就是一篇内功心法。而《老子》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成了一本医书，就像一个吝啬的财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别想沾走一粒土疙瘩，保精养气，长生久视，他在打量自己身体的时候目光变得异常温柔。庄子自述是个穷人，家里靠编织草鞋为生，由于营养不良，他的脖子又细又长，面容黄瘦。童年的阴影可以笼罩一个人的一生，对于身体的珍惜也就是一种弥补，他的秘诀“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精，可以尽年”透露出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心灰意冷的，彻底看穿的。而庄子在妻子的葬礼上载歌载舞，与其说是超脱的生死观，不如将他看作是巨大悲痛压力下的失常，一个人在狂笑中会失声痛哭，那么用笑声掩饰内心的颤裂也是无可厚非的。快乐对庄子来说是一种穷开心。

　　江南自古出才子，周邦彦、唐伯虎、袁枚、归有光、唐顺之等等，提起来都有一大堆的故事天长王姓。才子必须风流才好玩，周邦彦正与李师师鬼混，风闻宋徽宗微服私访，吓得直往床肚底下躲，这个故事随手改改或许就能拍个让老百姓乐上几晚的电视连续剧。唐伯虎更不用说了，没有人会把他三戏秋香当成耍流氓的。江南文人最初都是些北方人，永嘉南渡，大批士子拖儿带女，一下子全跑到江南来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也就这么带过来了，模仿加创意，江南文人的形象也就打出来了。提到魏晋风度自然而然会想到竹林七贤，想到醉酒狂欢，一个个似奇形怪状的朋克，自恋自狂又自虐。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早被司马氏排除在外，本性“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很容易为自己树敌，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装糊涂，一醉百事休。他时常吞服一种类似于现代毒品的五石散，吃下去会浑身发热，产生奇异的幻觉，这种畸形的快乐让他居然拔剑猛追一只苍蝇。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染上了此癖，他吃了仙丹咳嗽不止，只怨仙丹炼得不得法，准备再接再厉，直到穷得只能厚着脸皮到处讨乞，写下《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

　　阮籍要比嵇康他们幸运一些，或许是他更懂得隐藏自己天长王姓。司马昭曾想与他结成儿女亲家，结果阮籍一醉两个月，硬是把这场婚事躲了过去。竹林七贤排着队一个个杀过来，还能怎样，除了装疯卖傻露点乖，迟早也会轮到阮籍的脑袋的。中国的文人历来是不肯安分的，但又是最容易解决的，统治者杀人的把戏百玩不厌，喜欢放浪形骸的文人只有一头扎进酒桶与脂粉堆，偷一点苦涩的欢乐。佯狂的欢乐带着一丝苦笑，内心的干燥需要更多的烈酒浇注，空气是郁闷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李白就是这种空气中最耐不住性子的，他手足狂舞一番，就像一个情绪激动的梦游症患者，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人间，还是仙境？他开始用小说家的虚构力创作，他写蜀道，写天姥山，写他从未亲临的地方天长王姓。这种迷乱的状态，无意承袭的正是堕落变质的魏晋风度。如果我说李白是一个疯子，一定会有人反对，但他的确是个会写诗歌的疯子，只有疯子才会相信自己是一个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他可以“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酬崔五郎中》），他可以“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纵”（《玉真仙人祠》）。在一个疯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我所说的疯子与医学无关，他是醉醒后的迷蒙，是恍惚神游中一点点清晰的亮光，或许只是常人眼中的异类，一匹内心忧郁的野兽。自然与归真成了走样的孩子气，任诞空灵，就像一个超人气的大牌明星，他的所作所为都有了很好的借口。“诗仙”的名头如同一帖包治百病的膏药，贴到哪里算哪里。与早期被宠坏的洋洋得意相比，垂暮之年的李白已经将快乐视为一个假想敌，就像一头白鹿，暂且放逐到山崖之间。通常以庄老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带给中国诗人的是一种宁静恬淡的情感，以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重内心体验的艺术思维方式，但在全盛的唐朝，整个时代氲氤着一种恢宏开朗的气氛，文人士大夫们心中充满澎湃的热情，从军杀敌，匡扶社稷，斗鸡冶游，一掷千金。或许，唯一的缺陷便是无常的生命与病疾了。生存的渴望与享乐的欲望，这一与人类相伴而生的原始心理需求在这一刻在士人的心中竟骚动得如此剧烈。快乐是匆忙的，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这种反常的快乐让人头晕目眩。王勃、李颀、王翰、司马承桢、吴筠、李含光……整个唐帝国的人都在写诗，在歌唱，他们要把诗歌像标语一样挂满整个世界。

　　中国人对鬼神历来是抱着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的，拜祭佛祖的时候也不忘请求三清顺便降点福祗，两边都可以通融，何必自己堵了自己的路天长王姓。而事实上，中国人是肯相信无神论的，“举头三尺有神灵”，关键的时候三尺也是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了。儒家是管理秩序的交通警，不管在不在岗，照样有人闯红灯；佛与仙似乎是个动脑筋爷爷，遇到难题（比如求子）才能想起来套个近乎；而基督总让人有一种圣诞节的热闹，还有免费派送的小礼物。有人说，庄老思想其实才是中国人的救命仙丹，骨子里最柔韧的部位，在危急中活不下去的时候拉人一把。秦始皇当年不远万里寻求不死药，绝没有好心让一个秦朝的人都长生不老，他暗自心想的只是一个人的快乐，一个人的天长地久。这颗仙丹就在人体的丹炉内炼制，没有人知道最终的限期。

　　写于2000年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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