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丹：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转载):子晋吹笙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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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王承丹

　　摘要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子晋吹笙典故。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张岱;晚明作家;公安派;袁宏道;小品文

　　作者年生,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山东曲阜

　　张岱是明代文坛上殿军型的作家子晋吹笙典故。遭逢山河陵谷之变,他的作品自然深深地刻上了明清易代的印痕。此外,张岱之前的晚明诗文作家,如徐渭、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竟陵派盟主钟惺、谭元春等,亦对张氏的诗文理论及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研讨。张岱出生时,晚明作家群体中的突出者之一袁中道已殁世年,因此,张岱对晚明作家,特别是对他最感兴趣的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已属间接性质,是通过竟陵派这一津梁来完成的。从张岱文学思想的承传关系看,他又是由嗜好徐渭而下及公安、竟陵两派的,其过程可大致表示为:徐渭※公安派※竟陵派※张岱。关于这点,张岱自己就曾说:“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钟、谭诗,而鹿鹿无暇,伯敬、友夏,虽好之而未及学也。”张岱之于徐渭,同公安派成员一样,确是情有独钟,他的朋友甚至说他是徐渭的后身。他在离乱之际,自身倍受磨难的情况下,还搜集选编徐渭佚稿剞劂行世,足见他对徐渭的景仰与尊崇。但不论是徐渭,还是袁宏道,抑或是钟、谭,张岱都是学其精髓而弃其皮毛,他反对学徐渭者将文长“横据于胸中”、“遮盖于其面上”的做法,并认为“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

　　那么张岱对徐渭的具体态度是怎样的呢?谈及喜好钟、谭的张毅儒“以钟、谭手眼选明诗”,并以“钟、谭手眼”选己作的时候,张岱曾这样说:张毅儒言余诗酷似文长,以其似文长者姑置之,而选及余之稍似钟、谭者子晋吹笙典故。余乃始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向所为学钟、谭者,又复不似。张岱毫不讳言自己模仿、学习徐渭,也承认自己深受竟陵派的影响,但他认为自己的诗作有自己的特色,而并不是徐渭或钟、谭作品的复制,也就是他所谓的“似文长之宗子”。正因为这样,才有人说张岱“有文长之癖”。更有人将徐、张二人相比较,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曾选编《明诗存》的张弘甚至说:“吾越徐文长,昭代诗豪,其诗酷似工部。宗子咏物诸篇酷似文长。吾疑宗子曩所刻《文长佚稿》,或多宗子拟作,即如米南宫伪造晋人书贴,使人不可复辨。若以宗子诸诗与文长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矣。”

　　不论是崇拜、甚或模仿徐渭,还是沾染公安、竟陵诗文习气,张岱都未停留在仅仅模似仿效的阶段,尤其在诗歌创作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子晋吹笙典故。但从其具体作品来看,他受公安派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如以其《种鱼》诗为例进行分析,便可察其大概。全诗如下:山人不得饱,乃读致富书。致富多奇术,其一在种鱼。买鲵得千尾,畜之于水滁。畜之未十日,乃曰需草苴。典衣盈一箧,买舟如壳蠡。万钱募一老,头秃背且苟。日食一升饭,酌酒满其盂。打草不盈担,强半是菱蕖。赛神期五日,牲醪一祭月娄。未曾见寸息,已罄我所储。夏粮遂不足,山厨竟断炊。……首先从选材,即诗歌的内容看,张岱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早年婢伺仆随,自然不知耦锄稼穑之苦。后来遭逢国破家亡的巨变,他抱定“义不帝秦”的决绝态度,以“有明著述鸿儒”自居,誓不与清人为伍同流。为保全明遗民的气节,他毅然“披发入山”。由于这种生活境遇的大转折,张岱不仅经历了心灵深处的泣血煎熬,物质生活上亦倍尝艰辛,甚至到了“常致断炊”的境地。为了养家糊口、果腹蔽体这些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晚年的张岱不得不养蚕、舂米、种鱼,如此肢体劳作自然成了他生活中屑琐平常却又无法摆脱之事。将这些看似立意平淡的琐事入诗,是张岱善用的一种手法,而公安派中的许多人早已开此先例。其次是对诗歌体式的选择。为了突出诗歌作品的直白畅达,公安派作家尤擅运用古体诗:三袁古体诗所占总数的百分比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与近体相比,这种体式平仄宽泛,宜长可短,与平淡的诗歌内容颇为相宜。张岱这首《种鱼》,以及其他的一些诗作,大都采用了这种古体形式。通读全诗,白描式的手法,活泼自然的意兴,使得整个作品通俗浅率,无疑也与公安派的清新达露如出一辙。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来看,张岱亦深受徐渭、公安派等人的影响。公安派成员继承了李贽、徐渭、汤显祖诸人蔑视传统教条,追求“真”、“狂”、“奇”等外向张扬的人格精神,尤其对于儒家正统的教化典籍,他们皆视之为牛溲马勃,大加唾弃。张岱于此多有认同,他认为:“《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针对统治者教化民众的诸多经籍典章,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斥之为“刍狗”,认为它们决非什么所谓的“至文”,张岱则说:“《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因此他认为“《六经》有解不如无解”,所谓的“训诂说章”不过是穿凿附会罢了,他们的泛滥使得诸多经籍失去本来面目,变得“零星破碎”。张岱公开宣称,他自幼“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在为文处世方面,张岱注重“得其真”、“得其近”,故而他说:“余解《四书》、《五经》未尝敢以注疏、说章先立成见。”

　　从求“真”、求“近”,怀疑后代儒者教条这点上看,张岱无疑深受晚明革新思潮尤其是公安派思想的风拂雨润子晋吹笙典故。从思想观念落脚到生活追求上,张岱,特别是他早年养尊处优之时,与公安派中人寻求自适、张扬奢靡的一面多有合拍。张岱曾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花,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还说自己在人世间对贫富变化,文武之道,尊卑观念,强弱对峙,智愚等方面与常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七不可解”。张岱的“七不可解”,以及与此有关的自我描述,基本上反映出了他的处世态度,这与袁宏道颇多暗合。袁宏道就曾细致地描画他所崇尚的五种“真乐”,即享受人生乐趣的五种快活境界,并谓:“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辈,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在公安派成员中,标榜如此生活情趣的决非袁宏道一人,袁宗道就毫不讳言名利,他说:“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听声,有鼻即欲嗅香,有舌即欲尝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种种可意声色香味以悦诸根。无名则贱,贱则无利,无利则穷饿以死,遑悦耳目口鼻乎哉!”伯修所言,虽已与封建士大夫所认可、固守的信条多有乖违,但论说人的正常情欲需求,原本无可厚非。但到了袁中道那里,这种倾向比之他的两位兄长又有逾越。如果说袁宗道与袁宏道更多的时候只是提倡的话,那么小修对酒色的沉溺与迷恋已几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袁中道曾说:春光秋月亦可度,最是宅边桃叶渡。夜饮朝歌剧可怜,繁华极是伤心处。领略东风快放颠,任骂轻薄恶少年。闲来乞食歌妓院,竿木随身挂水田。沉湎放肆绝可笑,乡里小儿皆相诮。君不见擘天金支鸟啖老龙,榆枋小鸟难同调。

　　不难看出,由伯修到中郎,再到小修,再到张岱,可以说前车后辙,源流可辨子晋吹笙典故。就相同、相似处论,公安派对处世情趣的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价值取向,无疑为张岱含茹吸纳。从流变迁移过程看,早在公安派之前,种种因素的凑泊积聚,已经酿化出一种崇尚侈靡、追求安适的浮华士风,公安派成员适逢这一末世习气的栉沐,对此大加推助。到张岱时,这股潮流已逐渐衰变、减弱乃至止滞、转向,但张岱仍深受其薰染陶冶。然而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以及由此波及到的心灵剧变,张岱确与公安派存在着不同之处。公安派成员嗜好友朋、山水,甚至把这些看得重于“破国亡家”,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实际经历的末世张狂浮躁情绪的渲泄。张岱则不同,他身心都深受“国破家亡”痛变的洗礼,所以他才有了诸多“不解”式的自疑自问。与此相较,公安派成员的“真乐”可以说是自我陶醉式的全身心投入,它属于晚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独特映象。凡此种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尤其是小品文创作上,其承传与异趋也是历历分明的。以山水游记为主的小品文,虽不是公安派首创,但此种文体在明代的大放异彩,无疑与此派作家的积极倡导与大量创作多有联系。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即更多地表现在小品文上。谈及小品文的发展变化,张岱的地位不可轻忽,如果说公安派使得小品文日臻兴盛的话,那么张岱则把这种文体推向完美、纯熟。

　　在小品文方面,与张岱同时代的人已注意到他对公安派等的继承,祁豸佳就说:“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清代四库馆臣谈到张岱的小品文集《西湖梦寻》时,更为肯定地说张氏作品体例“全沿公安、竟陵之派子晋吹笙典故。”时间延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小品文兴盛一时,不少作家追本溯源,直将公安、竟陵、张岱诸人看作宗祖,当时的小品文大家周作人曾说:“我的意思是说公安、竟陵以后混合的一种新文章。公安派里有袁中郎,竟陵派里有刘同人……但是我觉得混合的文章另有气象,更是可喜,现在姑以张宗子作为代表。”他进而还说张岱“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张岱自己也曾谈及山水小品的源流嬗变,他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结合张岱和袁宏道的小品文作品进行分析,很容易看出前者对后者“灵巧俊快”风格的学习以及二者行文、语言、手法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于此同时,张岱的作品又化用了竟陵派的幽冷峻峭)。关于这点,可以参照各自的写作背景,再以袁、张二人描写西湖的具体作品作一比较。袁宏道、张岱都对名闻天下的繁华之地西湖钟情笃深,但由于背景、意绪等各不相同,因此形成的作品也自具特色。袁宏道初入仕途即令吴县,以他为中心,在吴地集聚了公安派的绝大部分中坚以及羽翼,公安派由此深入人心,震响当代。苏、杭自古佳山胜处,袁宏道令吴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登临观览的好机会。而吴越咫尺,有山瘾水癖的袁宏道辞官之后便首先越游,亦是情理中事。再加上诸多友朋与山水凑泊,更使初脱桎梏的袁中郎游兴豪健,畅快莫言。在写给好友张幼于的信中,袁宏道尽情道出自己当时的心绪,他说:“掷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状。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断区缘,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在这同时,袁宏道致信江进之亦说:“西湖桃柳之胜,绮罗之艳,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尽。”西湖灵山秀水藻雪诗情文思,袁宏道创作量剧增,仅就游记类作品看,他一生共创作了八十多篇,而仅在游西前后的一二年中,其作品从无到有,竟达六十篇。就此类作品的风格、特色而言,他本人描写西湖的作品也为袁宏道以及整个公安派的山水小品定下了基调。下面是他初至西湖时所写的一篇游记,摘引如下: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也。……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遍赏。……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在《初至西湖》的诗中,袁宏道曾写道:“山上清波水上尘,钱时花月宋时春”、“一络香风十里堤,万株杨柳着行齐”,这显然是对西湖的一种俯瞰式的全景扫瞄。在其后的游记中,亦不乏采点聚焦式的特写镜头,如“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草,艳冶极矣”。而在上面所录的这篇游记中,袁宏道则主要叙写了一种游者的心境、意绪的动态情状。文章开头便突显出“已心飞湖上”的急切心情,“茶毕,即棹小舟入湖”,一个“即”字,更使得作者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接下来连用四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给人一种目不暇接、心荡神摇之感,如此适心寓目情状,让人“目酣神醉”也就成了情理中事。袁宏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他兴致不减、文思泉涌之时,也把读者的欣赏快感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他运用东阿王曹植梦遇洛水女神的典故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行文至此,不仅是作者“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就连读者也已进入了触景生情、情动深衷的境界。最后一段写返回时的“草草领略”,极惜笔墨,接着提到“湖山好友”,亦绝非赘笔,因为在袁宏道看来,“山水朋友不相凑”是天下三大败兴事之一,而山灵水喧,前呼后拥,谑浪恣肆,正是公安派山水游记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氛围。袁宏道的这篇游记小品,基本上代表了公安派此类作品的突出风格,即灵动不拘,清新明快,使人读后如与作者偕游,虽面对几案书佚,然已神游佳山胜水,倍觉身心畅快。在钟爱西湖这一点上,张岱比袁宏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氏曾“盘礴西湖之上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他对西湖留恋至极,故而才说“此地有西湖,勾留不肯去”、“日日看西湖,一生看不足”。正是因为如此,张岱“为西湖传神写照,政在阿堵矣”,然而由于遭逢明清易代之变,张岱自觉“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即使如此,他对西湖的感情仍未有丝毫减损,他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那么张岱笔下的西湖是什么样子?与袁宏道有何异同?姑以张氏《西湖香市》进行对照分析,摘引如下: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喝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已、壬午氵存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通读全篇,读者无疑在凝心静气地欣赏一幅西湖香市图的长卷,而这幅画又仿佛是一幅绝妙的三维立体画,使得看画人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图画的悠邃意境之中,这正代表了张岱小品文的总体风貌,即吸收公安派叙述的流畅、描写的细腻以及竟陵派刻写的“冷峭”,并最终酿成了他自身所特有的“纯美的意境”。但是,恰如张岱自己所言,他笔下的西湖多属“梦中说梦”,他写作的目的也仅是“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因此,只要稍加体味便可发现,张岱的《西湖香市》连同其他类似的作品,都如同现代影视中的梦幻画面,时空混沌,意象模糊,并被一派苍凉深幽所笼罩。很明显,公安派是一群叫噪怒张的末世奇人狂士,他们心灵的躁动发而为文,其作品自然便具备了灵动飞扬,甚至张狂恣肆的特色。张岱则不然,他经历了泣血滴泪的心灵撞击,国破家亡的刺痛如浓重的阴翳与他形影相随,于是他的作品不再有公安派的那种灵动,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梦幻般的画面,是一种如梦似幻的宁静淡远。公安派作家总是在自我营造的动态的意境中跃动号呼,甚至连读者也受其感染,忍不住发狂大叫。而张岱却退出了他所创制的梦境氛围,读者似乎感到他就站在身后,与自己一起赏玩那略带朦胧的画卷,但回过头来,已经没有了张岱,只有一幅幅如梦如幻的画。是晚明作家乃至公安派影响了张岱,还是张岱发展了前辈作家?通过上面的论述已能看出,二者兼而有之。但不论是晚明诗文作家,还是张岱,又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造就的。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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