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风云 第三章 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1):冈山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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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风云 第三章 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1)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
处分不公正叶挺脱党
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
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从武汉退出来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便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冈山姓王。
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七月底由武汉出发，随张发奎南下冈山姓王。这时，张发奎还披着“左”派的外衣，表示愿意回广东后继续革命。行至九江，张发奎害怕学员们高涨的革命热情，把教导团缴了械。当时学员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仿效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经过一番教育工作，学员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于是，重新集合起两千多人，继续南下。
到达万安时，有些人提出就在万安举行起义，把二十六师后勤部所押运的枪械收缴后与南昌起义军会合冈山姓王。教导团的中共党委认为应该先巩固这支武装，待进到广州后再举行起义。这一方面是因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没有联系，行动起来孤立无援；另一方面考虑到广州是北伐的根据地，到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好。因此，团党委决定教导团继续随张发奎向广州进发。
第四军到达广州之后，于11月间赶跑了桂系军阀冈山姓王。
起初，张发奎为了夺取桂系军阀控制的广东，扩张自己的势力，还设法骗取工人的支持冈山姓王。可是当他看到广州人民高涨的革命气焰时，便害怕了。终于和汪精卫勾结一起，在广州市内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人。
11月28日，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冈山姓王。
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宏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冈山姓王。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的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打陈铭枢。于是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的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庆、梧州一带，与黄绍宏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广州实际上只有教导团及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
广东省委看到这一有利的起义时机，立即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个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并秘密地发给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冈山姓王。把大批党的干部、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把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中共手里。12月7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决定13日起义。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发现了中共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的消息，便加紧破坏冈山姓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于10日宣布特别戒严。远离广州的部队也开始向广州开来。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
广州起义的总指挥是张太雷同志冈山姓王。
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冈山姓王。江苏常州人，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时，积极地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原名张泰来，又名春木，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张太雷。
张太雷身材魁梧高大冈山姓王。他所写的文章和说演，都如怒雷般震动了人心，震撼了反动统治的基石。广州起义在西瓜园誓师时，他那宏亮的声音，激励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千万人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
张太雷和瞿秋白是同乡和同学冈山姓王。他俩在中共三大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三大会上，张太雷是主张国共合作最有力的一个，也是反对张国焘的关门主义最有力的一个。
1924年张太雷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冈山姓王。
1925年党派张太雷去广州工作，作为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助手，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到了武汉，他都与鲍罗庭在一起冈山姓王。就在这一年，张太雷在广州同上海大学学生、团中央妇委王一知结婚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张太雷对妻子王一知说：“无论怎样，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冈山姓王。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们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他嘱咐妻子，“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自己设法到上海去生孩子。”
王一知到上海，10月20日就生产了冈山姓王。孩子生下没有几天，张太雷忽然来到上海。
张太雷告诉妻子：“我是从潮汕回来的冈山姓王。党在潮汕组织起义失败了。”他又对她说：张国焘品质恶劣，发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不管同志们的死活。张太雷说：“有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地方开会，忽然听到有断续的枪声，大家都觉得情况有变化，正要派人出去看看。张国焘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说着他就走出去了。五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他回来。大家急于要知道街上的情形，一出门，就见一队敌人的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地从街那头跑步过来。幸而靠房子边就是一条狭巷，我们就赶快从那条狭巷逃走了。”张太雷说到这里，愤愤地说：“只差一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到11月中旬，党派张太雷到广州去冈山姓王。为了安全，王一知不能和他同行。张太雷嘱咐妻子等他的信，等他到了广州，找好地方，安排妥当再去。11月20日，正是她生产满月的一天，张太雷就在这一天早晨四点多钟，天还未亮的时候，谁也不惊动，自个儿提了一口箱子出门去了。她几次要起床，都被他拦住了。她只好坐在床上目送他走出门去。她看着他那背影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背，右手轻松地提着一只箱子，穿着马裤的长长的腿，跨着轻轻的步子走出门去了。谁知道这就是她对他最后的一瞥!这次分离竟成永别!
张太雷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冈山姓王，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了!
徐向前秘密军训
广州起义前，党派徐向前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和军事训练冈山姓王。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投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成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徐向前是外省人，不会说广东话，大家听不懂。幸好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
这样的训练直到起义前几个小时，仍没有停止冈山姓王。眼看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冈山姓王。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 徐 向 前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冈山姓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们都摩拳擦掌地说冈山姓王。
这时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手提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冈山姓王。她包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一声不响地把篮子放到桌子上。党代表猛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武器来了!”只见那位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拿出来，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都高兴起来。
“还能多给点吗?”有位同志问了一句冈山姓王。
“没有了冈山姓王。”那位女同志说，“起义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了冈山姓王。”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记号。
11日早晨三时左右，市区响起了一阵枪声，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冈山姓王。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攻占了电报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的国民党机关。
听到枪声后，军医处按照预先规定的行动计划，将“胖子”处长等三人监视起来，由贺诚主持了军医处紧急会议，决定：第一，宣布参加起义；第二，处决民愤极大又阻挠起义的“胖子”处长等三人；第三，由贺诚到起义总指挥部接头，接受起义任务冈山姓王。这三项决议顺利地执行了。贺诚来到设在市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见到了张太雷、叶挺、聂荣臻等起义领导人。
贺诚激动地向他们报告：“我们四军军医处起义了!请指挥部给我们分配任务冈山姓王。”
张太雷高兴地握着贺诚的手说：“谢谢同志们!革命需要自己的医务人员，你们去接管医院，组织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的伤员救护冈山姓王。”
按照预先的战斗布署，听到枪声后，第六联队冲出了巷口冈山姓王。马路上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第六联队得到几支长枪，立刻武装起来，控制了大街小巷，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叶挺的正确主张被否定
1927年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总司令冈山姓王。
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角度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冈山姓王。结果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召来广州。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叶挺一到广州就找到起义军参谋长徐光英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察看地形，调配武斗力量冈山姓王。接着又与起义的最高领导们碰了头，了解了起义领导班子在他到达之前进行的起义准备、设定的行动方案，以及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
然后，叶挺召开了战前调查会，与参加起义的中层领导者见了面，对参战力量的战备情况，对我方对作战目标的掌握情况，起义后各部之间的呼应，以及战场救护和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冈山姓王。
叶挺了解到，对发动此次起义，广东省委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冈山姓王。另外在调查会议上，工人代表黄亚恒再次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却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汇合冈山姓王。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武装起义开始冈山姓王。叶挺指挥起义部队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一度占领了半个广州城，起义获得了初步成功。但在起义过程中，由于部队只注意解除敌人武装，忽略了及时捕捉敌人首领，致使敌首逃走后得以纠集所部疯狂反扑。
当晚，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冈山姓王。会上，叶挺立足全局，深谋远虑地提出了起义军应该在敌人大军未到之前及时撤离广州，以保存革命力量。但与会的多数同志却对叶挺的意见感到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只要广州高举起义大旗，各地农民就会前来响应，从而形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省范围的大革命运动。可他们一时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大家只好将目光集中在这次起义的最高负责人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虽然政治上很强，威望很高，但他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没有带兵打过仗，因而很少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冈山姓王。他渴望起义成功，进而扭转全国的革命形势。所以，在他内心里是坚决反对撤离广州的。但因为自己对军事不在行，于是决定听听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再做最后定夺。
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是26岁的德国人诺依曼，他刚到中国，既不熟悉实际情况，又不愿听他人的意见，一开口便大谈革命进攻方略：从十月革命彼得堡的武装起义，到德国柏林工人阶级展开的苦战，用这些城市起义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搞武装起义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而决不能退却冈山姓王。他给叶挺要把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最后，他要求起义军次日一早，集中全部武装力量重新进攻敌四军军部，肃清长堤的敌人，并在队伍扩编以后，迅速向珠江南岸进军。
张太雷完全听取了诺依曼的话冈山姓王。
12日晨，起义军再次向长堤敌四军军部发起攻击冈山姓王。起义军经过数小时的英勇奋战，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终于拿下了长堤四军军部。但这时，敌李富林部已开始乘船渡江，向江北进犯；从江门、佛山、韶关、肇庆等方向赶来的敌军，也先后向东门、西门、黄沙车站和观音山等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
广州起义发动的当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沸腾的广州冈山姓王。
当天上午，广州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便在原公安局所在地成立了冈山姓王。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立刻颁布了革命政纲，把缴获的武器发给了参加起义的群众。青年学生和妇女组织了宣传队，红旗几乎插遍了全市，墙上写满了革命的标语。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阴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生气勃勃的、革命的广州了。
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冈山姓王。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第六联队的一部分奉命开到总司令部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领到了很多缴获的武器、弹药，部队全部武装起来了冈山姓王。这时他已变成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到傍晚，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据点都被起义军占领了冈山姓王。市郊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占领了乡村。
庆祝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大会开始了冈山姓王。起义的领导人都坐在 台上。张太雷同志报告了目前形势，提出了未来的革命前途，说述了武装起义的经过，提出了工农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张太雷今天是全副武装的，身上穿着黄呢子的军服，戴着军帽，非常威武。他说：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冈山姓王。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各式军阀和军阀战争。保证劳动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绝对自由。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冈山姓王。规定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工人监督生产，国家保证工资。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均收归国有。立刻恢复和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之下的工会为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解散一切反动工会。承认现在白色职工会下的工人为被压迫阶级的同志，号召他们为全无产阶级利益而帮助工农民主政府。”
张太雷每说一条，会场上就引起一阵活跃，一阵轰动，一阵喝采，一阵掌声冈山姓王。
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冈山姓王。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起义领导人的响应。但叶挺深思熟虑的稳妥方案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所淹没。年轻气盛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认为叶挺这种顾虑重重的情绪，在此紧要关头是非常要不得的。诺依曼更是激言厉辞，说此刻绝对不能退却，而应“进攻进攻再进攻！”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张太雷在出席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的返回途中，遭遇敌人阻击而牺牲了，年仅29岁冈山姓王。
以后事态的发展正如叶挺所预料的那样，起义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冈山姓王。叶挺与聂荣臻紧急商量后作出决定，起义军边战边撤，向海陆丰转移。而叶挺奉党的指示，仍暂留在广州，寻找失散人员。直到广州全部重陷敌人手中，在大搜捕的情况下，叶挺才化装离开广州，乘船抵达香港。
十多年后，周恩来说过：“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存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冈山姓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说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冈山姓王。这些话，周恩来在“六大”上也说过。
张发奎再添价钱
那天，起义军攻打公安局的时候，国民党公安局长朱辉日跳墙逃了出来，乘坐了一只英国海军的小摩托艇，逃到江南岸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那里冈山姓王。国民党广东省政府 陈公博、财政厅长邹敏初，乘坐了日本军舰；广州卫戌司令、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副军长谢婴白，乘坐了美国军舰，都逃了出来。不久，国民党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 张发奎也乘坐美国海军的小炮艇来到。国民党海军处处长冯肇铭也带了宝璧、江大两只军舰，来听候命令。
张发奎在码头上一见大家的面，就装出要投江自尽的样子，大家把他拉了一拉，就没有再跳冈山姓王。
这些人到了李福林那里，第一件事就是埋怨汪精卫利用共产党和工人的力量赶走广西军的政策；第二件事就是互相埋怨；第三件事就是互相调笑冈山姓王。然后就是怂恿李福林出兵。李福林拥兵坐镇江南岸，实行一种“兵匪合一”的政策，平时既不管珠江北岸是红脸出、白脸进，也不管是白脸出、红脸进，如今哪里愿意拿出一兵一卒?后来经过大家多少唇舌，许给他多少钱、权才答应下来。最后，他们开始着手制定一项毁灭广州城的庞大计划。他们从东江，从南路，从西江，从北江调了许多兵来，一齐攻打广州。他们动员了李福林的军队，动员了“机器工会”的反动武装，动员了广州城里一切流氓、地痞、烂仔、黑帮，加上潜伏在城里的党棍、工贼、侦缉、密探、散兵游勇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一齐出动。此外，他们又集中了宝璧、江大两只军舰，又买通了英、美、日、法等国的军舰，一齐向城里开炮，务须把全城轰平。只有一件事，他们没有办到，就是他们要求英、美、日、法各国陆战队开进广州市区，和工农红军、工人赤卫队直接作战，领事们都不肯答应。
张发奎为这件事很生气，他用手拍着桌子说：“我们那些宝贝兵大爷，我是知道的冈山姓王。要他们去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倒绰绰有余；要他们去和共产党作战，那就不是他们的事儿了!还不说拿花名册去点，不知能点到几成呢!至于拿大炮轰，那当然不坏；可是光轰也不是办法，顶多不过泄泄愤罢了!真正有用的还是人家那些陆战队。我们借不来那些陆战队，只好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些狗杂种领事也是看准了我们的弱点，因此拚命拿价的！”
说到这里，张发奎拿起一支红铅笔，又使劲把它摔下来，说：“也罢！一不做，二不休冈山姓王。你们再去哭秦庭，就说我们再添价钱。大不了把整个广州开辟做租界，我也答应。只要能把陆战队借出来！其实他们也用不着真打，只要他们一出动，共产党就跑了！”
晚上九点钟，国民党军舰宝璧号停泊在鹅潭江面上冈山姓王。潮水微微地涌着，舰身轻轻地摇摆着。张发奎在军舰的甲板上来回走着，眼巴巴地望着沙面，不说一句话。好容易盼到陈公博坐着日本海军的摩托艇回来了，他才悄悄地透了一口气。陈公博踏着吊梯走上甲板，到了张发奎面前，第一句话就说：
“老兄冈山姓王，我们得救了！”
张发奎问他详细情形怎样，他接着说：“开头，他们总是百般作难，不肯答应冈山姓王。经过我一再开导，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说中国的革命，一向得到日本的帮助；说反对共产党，反对赤化，我们是一致的，诸如此类。后来，他们总算答应了。但是又不肯正面去进攻共产党，只是找一种借口，说是要派陆战队到南堤去保护他们的‘博爱医院’，看共产党的反应如何，再定下一步怎么走。我想，管他什么博爱医院，什么平等医院，只要日本陆战队和共产党一接触，这出戏就算开了场，事情就有了门儿了！你说是么？至于条件，日本人总是罗罗嗦嗦，小里小气的。说来说去，无非是什么取缔排日运动，敦睦两国邦交那一套。我想都不相干的，就都答应了下来了。你以为怎么样？”
张发奎摹仿外国将军的姿势，手扶船舷，抬头望天，站着不动，也不说话冈山姓王。陈公博见他这样出神，就继续说道：“本来呢，这并不是一件怎样了不得的事情，也只是逼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做，难免天下后世那些尖酸刻薄、毫无用处的无聊文人胡说几句什么借外国人的刀，杀中国人的头；胡乱比什么秦桧、吴三桂之流，外加一些不伦不类的废话。但是，试问有哪个贤明的政治家，能够放弃当前的功业，去博取那身后的虚名呢？况且我说，这是逼不得已而为之的！兵，我们是调了不少。真的，不能算少；北面调了缪培南师，吴奇伟师，周定宽团，陆满团，莫雄团。这还不算，东面又调了黄慕松师，薛岳部，许志锐团。此外，还调来了林小亚部，李芳部。江南这边自然还有五军的警卫队和机器工会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大队。但是，打仗是打仗，不是赶集。我很怀疑：钱，他们是要的，但是来不来呢，那可没定准！就是来了，是不是肯真打呢，那更加难说！今天中午，他们不是占了观音山么？可是歇了几十分钟，又说失守了。什么失守？就是要加钱！人家日本军队虽然小气，可没有这种流氓作风，说多少是多少！”
让陈公博说完了冈山姓王，张发奎对着滚滚的珠江，感慨无量地说：“感谢上天！感谢日本天皇！中国算是得救了！”
12日，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出动了炮舰，沿江向起义部队挑衅，并不断开炮轰击市区，派海军陆战队在沙面长堤一带登陆冈山姓王。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起义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军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扩编武装，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便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冈山姓王。国民党第三师薛岳的部队已从江门增援到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第六联队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作战，一部分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下去了，后面的人又搬起弹药往前跑；第二个倒下了，跟着来的人又冲上去了。联队的党代表，在观音山反击敌人一次冲锋时负了重伤，他紧握住徐向前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地打退敌人，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战斗越来紧张了冈山姓王。敌人从四面逼近，起义军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来。联队的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冈山姓王。通往指挥部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第六联队和指挥部失去了联络。这时，教导团的一位姓朱的同志由此过路，他对大家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令撤退了，快，到黄花岗集合。”
第六联队的同志们，趁天还没有亮，赶到黄花岗冈山姓王。这时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他们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圩赶上了教导团。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退出了广州冈山姓王。
12月13日晚上，李福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从珠江对岸的南河，在美、英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天字码头肇庆会馆(原为李济深第八路总指挥部所在地，被起义部队占领了)进攻，14日正午攻占了肇庆会馆，起义部队有计划地向市郊撤退冈山姓王。
这时，反革命在广州市内进行大屠杀冈山姓王。广州市的街道上躺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敌人就象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块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见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来就杀掉；甚至连穿红衣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死了。
15日，李福林的反动军队，光在天字码头空地上，当天下午黄昏前，就枪杀了二百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冈山姓王。从容就义的革命战士，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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