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鄙污郑板桥:板桥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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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鄙污郑板桥
清代乾隆朝时的郑板桥，“扬州八怪”的主要人物之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流的文化名人板桥姓王。其人不但以“诗书画三绝”而扬名后世，作品市场价尺纸寸金，还以其人格傲骨铮铮、极具操守而名传遐迩，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古代读书人的榜样、知识阶层的楷模。
后人对郑板桥印象，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他生前自订的《郑板桥全集》，二是他的那些古灵精怪的字画，三是民间“无离头”的传说故事板桥姓王。然而，斑斑史迹可考，史上万人敬仰的郑板桥，其实很像川剧的变脸，在其“名士、书画家、清官”令名背后，还有一副令人不敢恭维的颜面。
郑板桥，姓郑名燮，字克柔，号理庵，生于大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二五日夜，祖籍江苏兴化县城汪头村板桥姓王。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十二日，一个大雪漫天的日子，郑板桥磕然长逝，终年73岁，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
郑板桥的父亲郑之本，曾考取了廪生（俗谓秀才），但没取得功名便当了私塾教师板桥姓王。母亲汪氏，身体不好，郑板桥4岁那年便病逝了，郑板桥遂由家中仆妇费氏照顾长大。兴化县城东面有条护城河，河上有座独木桥，人称古板桥，后被郑板桥移来为号，相当于后世文人的笔名，郑燮以“板桥”号行，渐为人知。
郑板桥7岁发蒙，跟着父亲在私塾读书，至八九岁时已能作文联对，后来又随父亲到真州(今扬州仪征市)毛家桥读书板桥姓王。16岁时师从乡间名土陆种园学习填词，大约20岁考取秀才。23岁娶徐氏女为妻。这年秋天，郑板桥第一次走进北京，他想找点事做，但无功而返。父亲年老体衰，家境已很艰难，遂令儿子教书糊口，郑板桥不想像父亲那样终日与羽毛豁龄为伴，当即予以拒绝。然而，艰难的生活向他频频发出警告，26岁的郑板桥只好放下架子，到真州江村当了一名塾师。
3年的教书生涯让郑桥桥度日如年，因为他一心想要博取功名，但一时又离不开塾馆，无奈之下，只好以诗书酒画作为排遣板桥姓王。他在这里酒量大增，诗书画也有进步。3年之后，他辞馆回家，一时找不到事做，适逢父亲去世，只好借贷安葬。此时郑板桥已有两女一子，生计艰难，前程渺茫，身心交瘁，忧愤孤鸣，因作《七歌》诗叹道：“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真实吐露了心中的凄苦。
不久，郑板桥到扬州卖画求生，他既无名气，又无靠山，要在文人荟萃的大都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也许天不绝人，初出茅庐的郑板桥在扬州住了下来，而且这一住就是10年板桥姓王。33岁那年，手里有了几两银子，耐不住寂寞的郑板桥二进北京，与禅宗尊宿及其弟子交流书画，咏月嘲风，臧否人物，被人视为狂土。不过，最让郑板桥得意的，是结识了康熙第21子——慎郡王允禧，此人对于郑板桥日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次北京之行，使郑板桥进一步领略了官场的无穷魅力，回到扬州又卖了两年画，积攒了些银钱，到36岁那年，他又重新捧起了书本。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秋，已届不惑之年的郑板桥考中举人，快要枯萎的枝叶，结出了苦涩青果。欣喜之余，他想到继续深造，遂赴镇江焦山刻苦攻读。
乾隆元年(1736)郑板桥考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他喜不能禁，滞留北京一年左右，希望弄个一官半职，但未如愿，只好悻悻返回扬州板桥姓王。想不到江西名士程羽宸伸出援助之手，一下给了郑板桥1000两银子。手里有钱，他想起了续娶。39岁那年，夫人徐氏病逝，因为日子紧巴，也就没有再娶。稍后，饶氏成为郑板桥继室。
不能否认，郑板桥成才、成名，与他的不懈追求是分不开的板桥姓王。他由一名青年画师而中举、中进士，至少要对时文和考试大纲进行认真钻研，并且要有通宵达旦的刻苦精神，还要具备死记硬背的本领。以郑板桥寒微的出身、贫穷的煎熬和渴求改变生活现状的决心，这些他都不难做到。然而最难办的是如何能够很快做官，如何进入上流社会，如何在文化圈里立身扬名，这决非仅靠刻苦学和死记硬背就能达到目的。可惜，郑板桥在40岁那年中了举人，以为从此可以进入官场，谁知吏部并无空余顶戴，他只好再度发奋苦学。中了进士等于领到做官的“执照”，可是他依然无官可做，直到乾隆七年实授范县知县，郑板桥整整当了7年的空头进士。他自以为诗文出众，可是连个翰林院编修之类的闲职也没弄上，与后来同为寒士出身的湘乡佬曾国藩相比，由于攀附得值，曾氏27岁即官居当朝二品，郑板桥坐了这么长时间的冷板凳，在乾隆一朝乃至在整个大清王朝也很鲜见，至少可以证明，郑板桥引以为傲的所谓“才学”，当时并没有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同。
郑板桥有了功名，却长期弄不到官做，是由于他的清高孤傲、志美行洁?还是因其风骨峭峻、抗怀物外?这就有必要走近郑板桥，看看他的所谓“操守”与“傲骨”板桥姓王。
多少年来，凡推崇与赞扬郑板桥者，都把这点挂在嘴边，认为以其狂放的个性、张扬的言行和叛逆者的形象，他必定是个不事权贵、不肯屈节的铮铮汉子板桥姓王。若真以这样的眼光瞧郑板桥，那就真是大错！
郑板桥进入扬州之初是怀着美好梦想的，一是听说他的同乡画家李鱓在那里混得不错，二是风闻淮上巨贾出手大方，对于名人书画动辄一掷千 是自以为所作书画能够赚钱，再加上父殁家寒、生计无依的窘迫景况，促使已届而立之年的郑板桥奔向扬州板桥姓王。
郑板桥当时投靠的惟一对象，是在一所破庙里当和尚的族伯，但这老和尚只能给他提供栖息之处，其他方面却难帮忙板桥姓王。当时，郑板桥的书画尚不入流，要使自己在盛产妓女、盐商、寺庙、书画的扬州红火起来，怎么说也不现实。商品的首要条件是交换，书画卖不出去就得饿饭。郑板桥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托名风雅，实处贫困”。
常言道“人穷志短”，贫困逼迫郑板桥要乞求于人板桥姓王。他的那位艺术家同乡李鱓已是宫廷画师，若有他的推荐，自然身价倍增。于是33岁的郑板桥顾不上羞涩和矜持，借钱跑到北京，找到已成名的李鱓，以同乡和崇拜者的身份，苦苦哀求人家举荐。李鱓情面难却，写了几个字的荐书，郑板桥以此为“敲门砖”，再经人托人、脸托脸的不断折腾，终于结识了一些名僧和八旗贵胄之中的文人，其中就有康熙的第21子、年仅15岁的允禧。此人自小喜爱书画，自号春浮居士，别号“紫琼道人”。他与郑板桥一见如故，郑板桥对他更是倾情相交。因为他意识到，这位当今的“御弟”，可能就是让他青云直上的天梯。可是，当时郑板桥尚未中举，在官场上不敢萌生什么奢望，而且一个15岁的孩子也办不成什么事，只好将其作为预设筹码，等待时机再派用场。
郑板桥踌躇满志地回到扬州，下榻于“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住过的天宁寺板桥姓王。太平盛世，当时扬州画市相当火爆，据汪鋆《扬州画苑录》说，城内已有专业画家500余人，要冒尖难乎其难。也许李鱓的推荐书起了作用，郑板桥很快与汪士慎、黄瘿瓢等著名画家交上朋友，其书画价格开始上升，他尝到了攀附名人的甜头。从此，他一边苦读制艺，为科举考试做着准备，一边接二连三地以其自觉良好的诗词和书画作品，进谒豪门与公卿。其后，他有目有重点地瞄准了一个人——扬州最高执政官之一、两淮转运使卢见曾，这个被袁枚戏称为卢矮子的官僚，乃是乾隆朝御用文人纪晓岚的儿女亲家，山东德州人氏，能诗善文，喜好交友，著有《雅雨堂诗》、《出塞集》等，也算是清代中期的一位学者。
郑板桥巴结卢见曾，当然不仅因为他是学者，更看重他手中权力板桥姓王。此公当时掌管食盐专卖，有500%的巨额利润，官督商销，财源滚滚，是打秋风的文人墨客之首选人物。卢见曾到扬州上任不久，郑板桥就及时上诗4首，先是肉麻地吹捧卢的父亲及其家世，又把卢比喻成李白、杜甫。吹够了别人，不能忘记说自己。郑板桥很直爽地说出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狼狈现状，最后以退为进，留下了“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的绕梁余音，无非想要引起这位卢大人对自己注意，盼望他能提携自己。但是，郑板桥没有想到，这时的卢大人正忙着应付朝廷的财务大检查，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自己尚且吉凶未卜，哪有心思照顾别人?这个秘密郑板桥并不知道，他仍满怀希望等待佳音，其间断不了故伎重演，还给其他权要赠诗送画，或找上门去套套近乎，结果并不理想。
郑板桥看看扬州没有戏唱，只好再次进京去找李鱓，趁机又与慎郡王允禧拉上关系板桥姓王。这次辛苦没有白费，半年时间不到，就谋到范县县令的位置。允禧当然也有所图，郑板桥上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刻自己诗集的要求。郑板桥满口答应，承揽了全部编辑出版活计，精心编刻两册诗集《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亲自为之撰写跋文，将这位10多岁的诗歌爱好者与唐代大诗人杜甫、韩愈、王维、杜牧、韦应物相提并论。为了恭维允禧能文能武，又把南宋名将岳飞，拉来作为陪衬，文中阿谀谄媚之态，直让人看了恶心。如果翻翻郑板桥的集子，此类大作通篇皆是，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等等，这时的郑板桥处处矮人三分，事事低眉折腰，全然不知文人节操为何物。
气节、操守常常是和人格联在一起的板桥姓王，郑板桥的人格又如何?
郑板桥当上县令之后，即以政界人物自居，因为爱好使然，仍然关心文学圈内之事，只是由过去的作家又兼批评家，对当时的诗歌创作现状大加斥责：“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板桥姓王。”郑板桥一定忘了，以上列举的他的那些谄媚奉承之作，哪一篇的题目不是“满纸人名”?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板桥坐上县太爷的大堂，居然猛烈攻击他在扬州卖画时的“衣食父母”淮扬商人，在《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中，郑板桥冷讽热嘲地说道：“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也板桥姓王。淮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然而郑板桥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被突然罢官，不得不再到扬州卖画糊口，还得看淮扬商人的脸色。为此，他赶忙从自己的全集中抽掉了那封书信。这种言行不一的事例于郑板桥，可以说不胜枚举。
郑板桥对商人的憎恨，还可以从以下故事看出板桥姓王。
据《清稗类钞》记载：“有监生（以钱财换取秀才功名者）以事上谒，（郑县令）辄坐大堂，召之入，瞑目大骂曰（闭目破口大骂）：驼钱骡（指对方是有钱的畜牲），有何陈乞?”不问青红皂白，就让衙役脱下人家的帽子用脚乱踩，或揪头发，或往脸上涂墨，极尽人格污辱板桥姓王。更荒唐的是，郑板桥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穷人，一方是富商，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判富人输官司。是不是郑板桥寒桥卖画之时，看够了扬州富商锱铢必计的白眼，终生念念不忘，以致利用公堂泄愤？这样的县令断案，有什么公理可言?此等德性，简直如同变态。
如果说以上事情出于一时激愤，还可原谅，而郑板桥与名士袁枚的交往，则更让世人看清他的小鸡肚肠板桥姓王。袁枚是当时名闻遐迩的大才子，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郑板桥对他可以说是又喜欢又嫉恨。乾隆二十三年(1758)，两人在卢见曾府中意外相会，起初他对于袁枚不冷不热，然而看到卢大人礼敬袁枚时，郑板桥立即换了一副面孔。袁枚回忆这出戏剧性的场面：郑板桥起身趋前，垂手相立，声音哽咽，诉说自己前几年在山东做官时，风闻袁枚去世的假消息，悲痛至极，大哭一场。接着又换了一种腔调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几人”，又饰演了一遍当面奉承的角色。可是转过脸后，即在《偶然作》诗中攻击袁枚：“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当面奉承，背后攻讦，由羡生妒，由妒转恨，这就是郑板桥的人格。
许多人都喜欢把郑板桥说成是具有亲民思想的好官，并时常举出写的这样一首诗为证：“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板桥姓王。”而郑板桥自己，也不忘借此自炫，不仅有“得志则加于民”之类的豪言壮语，而且还特意刻了一方“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印章到处显摆，“关心民瘼”更是他自我宣传的一个主题，不仅出现在诗文之中，还是经常用来嘲讽别人的有力武器。
众所周知，郑板桥是文人兼画师的身份登上社会舞台的，连村长、里长这样的差使也没干过，可以说没有什么从政经验板桥姓王。这原本无可指责，谁也不是一出娘胎就会做官。遗憾的是，初任县令的郑板桥就把自己定位于闲适和安逸，“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几乎成了他的日常的生活习惯，这样的县令，能勤政吗?在范县任上，郑板桥主要精力是应付和回报慎郡王允禧，好像他坐镇的不是政府衙门，而是一家郑氏出版社，这样的县官，哪有精力为老百姓做事?
郑板桥渴望做官，为此付出了相当代价，可是真的坐上县令的太师椅之后，向往的却是“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的悠闲生活板桥姓王。然而天不怜人，郑板桥到潍县之后很快遇上天灾，悠闲生活不能继续，遂把文绉绉的面孔收起，摇身变为“杀富济贫”式的好汉。不仅强逼“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还擅自动用国家储备粮食赈灾，连同邻县灾民也一起施舍。他的属下好心好意提醒他应请示一下上司，郑板桥拍胸脯，大包大揽，复现昔日狂士之态，所幸当时他的上司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此事不了了之。
按照郑板桥经常标榜的亲民思想，他应是芒鞋长吏，奔走于民间，体恤民情、为民排难，但除去坊间传说故事之外，他给老百姓办事的确切记载找不到多少，明摆着事实是，郑板桥为官12年，主要“政绩”是不仅为慎郡王允禧编刻了两部诗集，还为自己编刻了一整套诗集，写了《潍县竹枝词》等大量新作，至于画了多少书画，就很难说清楚了板桥姓王。这样一来，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在地方为官的主要任务是为朝廷办事，还是搞个人的艺术创作？不错，郑板桥是书画家和诗人，任谁也不能干涉他的爱好，更不能剥夺他创作的权力。可是，他自从踏入仕途之后，干了些什么呢?关于他在县令任上的表现，《墨林今话》有这样的记载：“（郑板桥）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呵斥……”原来郑板桥做地方官时的日常工作，就是“日事诗酒”4个字。
郑板桥这种荒唐行径，当然会引起上级主管部门的注意，下次潍县受灾，他又“杀富济贫”，故伎重演，这次碰上了硬茬儿，要摘他的顶戴，郑板桥只好自认倒霉板桥姓王。郑板桥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认为是受李鱓的影响。李鱓曾为山东滕县知县，常常顶撞上司，每每自行其是，曾经两革科名，后因忤逆大吏，也被罢官，然而李鱓官场名声不佳，坊间名声却大佳，社会地位升格，画作也大升其值。郑板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终究不是做官的料，他有意无意地学李鱓玩忽职守，自然有他的莫大机心所在，这是郑板桥为人精明之处，也是他的作品升值之所倚。
郑板桥爱钱不?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很可笑，但很实在板桥姓王。因为在后世许多崇拜者心目中，郑板桥与钱是很难联系在一起的。在所有关于他的写真图形中，不是骑驴踟躇而行的老汉，就是瘦骨嶙峋的干巴头，总之不像有钱和爱钱的样子。当然，还有明显证据：郑板桥被罢后，向潍县百姓赠画留念，画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支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杆。”他的清贫窘况，一目了然。
据说郑板桥去官之日，“官无留积，亦无冤民”，百姓们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寺为其建了生祠板桥姓王。郑板桥骑一毛驴，两袖清风，轻轻松松回到了扬州。
去官后的郑板桥，在扬州重操旧业，开档卖画板桥姓王。12年混迹官场的“创作生涯”，郑板桥的画艺已是炉火纯青，诗词也是铺锦列绣，加上他的“进士及第七品官”的清操名气，生意大好于往年，上门求画者络驿不绝。其间，他与书画同道诗酒唱和，游览了杭州，再去会稽，探禹穴，谒兰亭，来往于山阴道上。65岁那年，他还兴致勃勃地参予两淮监运使卢见曾主持的虹桥修楔，结识了大才子袁枚。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中还记载：“郑板桥尝官山东潍县，乾隆时罢归家居板桥姓王。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不仅如此，有人还说郑板桥在离任时，把俸银都捐给了潍县百姓，回到家时，“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而已”，看起来郑先生既是大善人又是大清官。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封建社会也对官吏进行考核，郑板桥该列为什么等次，他本人心里是有数的板桥姓王。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郑板桥同科进士、状元金德瑛来到潍县。郑板桥打探自己的仕途前景，金状元违反朝廷纪律，向其透露了其官运不佳的消息。郑板桥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强打精神说：“要他来罢我，我早已萌发去志，想重操旧业，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乾隆十七年冬，刚吃完60寿辰宴席的郑板桥就被摘了顶戴，回老家卖画去了。
郑板桥知道自己要被罢官，曾提前与李鱓约好，先到扬州相聚，然后挂牌卖画板桥姓王。然而郑板桥很痛快地爽约，他先去了杭州，为太守吴作哲作画，获得了一份很可观的润笔银子，接下来又去了湖州，热情为乌程(治所在今湖州南下菰城)知县孙升服务，郑板桥原与这位孙升不睦，但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实在拒绝不了免费招待和润笔银子的诱惑，又是写祝寿诗，又是画兰竹画，忙得不亦乐乎，“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他先后捎回老家30两银子，这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须知那时一个知县全年的收人，只有45两白银，几天就攒了多半年的收入，郑板桥当然是开心的。他乐滋滋地在家书中写道“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郑板桥就是这样长期在外面打秋风、捞外快，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也就是他62岁那年夏天才返回扬州。
郑板桥每年有多少收入，没有见过准确统计，但其中有两项开支他从不吝啬：一是用于自费出书，一是用于“男风”，即同性恋花费板桥姓王。他在当县令期间刊刻自己的《全集》，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仅靠岁俸收入恐怕是不够的，何况他还要养家。缺口这一块怎么解决，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关于郑板桥搞同性恋，后世人知道的人大概不多，《批本随园诗活》说他“惟好男风，是其劣迹”。对此，郑板桥自己并不讳言，他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无可奈何地说：“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知道自己又老又丑，那帮王八蛋都是为钱来给我操的）。”既好此道，就不能心痛银子，正如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所说：“(郑板桥)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可以想象，有这种癖好的人，自己赚多少钱都不够花，怎会到处去施舍呢?
要说郑板桥清贫，可是他在修房造屋上却是大手大脚板桥姓王。比如他在家乡兴化先是盖了一所新房，落成一看样式不好，他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重新建房，仅买地一项就花去白银50多两，几乎用了他全年的工资。板桥先生不知为什么这样挑剔地建新房，可能是风水原因吧，让人不解的是他一边这样干，一边又板起面孔教训人。他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有这样的话：“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看来口是心非，乃是郑板桥人格中重要的一面。他在斥责别人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给忘了的。
郑板桥是不是爱钱，似乎不好一言论定，但从他大手大脚的开支来看，指望那点可怜的官俸，肯定是不够用的板桥姓王。可以想见，由于他能诗善画，润笔银子是不少的收入。除此之外，他还接受别人的赠予，其数量也很可观。比如江西名士程羽宸，一出手就给他1000两，郑板桥心安理得地笑纳了。另据《清稗类钞》载：郑板桥做塾师时，因为生徒尽散，负债度日。他到焦山闲住时，因为咏诗与富豪马秋玉相识，在下棋时向对方倾诉了自己的困难，十多天后这位马大款就向郑家寄了200两银票，郑板桥也是受之无愧地笑纳。人穷志短，这时的郑板桥万万不敢说什么志气和操守，更不敢说不爱钱财。问题是，不知道他大发之后，还人家钱没有?
郑板桥是被归之于文人雅士行列的，他应该风雅脱俗板桥姓王。但是，风雅解决不了现实的生活问题，想要脱俗恐怕也很难。要说郑板桥不爱钱财，则多半是坊间传说。郑板桥大力推行“难得糊涂”哲学，宣扬“吃亏是福”，然而面对白花花的银子，郑板桥却是绝不含糊，当然更不认为吃亏是福。读者请记住：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始终保持着异常狡诈的世俗心态，这才是现实生活中千百个“郑板桥”!
郑板桥离开了官场，可是仍要吃饭、仍要消费，他别无所长，只好再当街卖画板桥姓王。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一天，郑板桥在扬州西方寺前张出了笔榜，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详细规定：“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情，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郑板桥郑燮。”这一润格公布之后，有人赞许，有人鄙夷，也有的认为郑板桥是雅极而俗。总之，郑板桥要起钱来从不遮遮掩掩，而是明码标价，愿者上钩。江西龙虎山张真人受乾隆皇帝召见，入京经过扬州，有人要巴结他，拿了丈二匹宣请郑板桥写对联，因其规格已经远远超过“大幅六两”的范围，郑板桥狮子大张口，索价白银1000两。那人还价为500两，郑板桥并不计较，只写了上联就想交差。那人不干，郑板桥正色答道：“说好1000两的价格，你只出500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那人这才发觉了郑板桥的狡猾，无奈只好乖乖照付。
《清史稿》说，郑板桥“官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板桥姓王。辞官鬻画，作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为兰叶，书杂分隶法，自号‘六分半书’。诗词皆别调，而有挚语。”官书上几句话，对于郑板桥的为官、为艺、为文均作了充分肯定。以其官小无足轻重，能在正史上获得这些评语，应该说很不容易。事实上，郑板桥在世时就是“扬州八怪”中的佼佼者，乾隆东巡时曾充当过书画侍奉，可见已是书画界的名人。“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这些话尽管有吹捧之嫌，却也未必不是事实。
有人说，郑板桥是个出身寒微的艺术家，他像所有人一样，有改变自身窘境的强烈要求和愿望，无不在寻找命运转折的机会板桥姓王。难道说，给官员写几首马屁诗就是不要脸？人有志气，非要甘守贫穷，饿死困死才叫英雄?郑板桥好“男风”，似乎有辱斯文，难道要像别人那样嫖娼狎妓，才是品德清高？他一没背叛国家民族，二没叫化求乞（变相求乞除外），三没助纣为虐，其正常的诗词应酬，硬要和节操撵在一起，未免对他要求过高。艺术家不拘小节，忝为“狂士”，免不了说点大话，有些悖行，似不应该说成人格问题。若没有狂言悖行，郑板桥何“怪”之有?又如何在激烈竞争的书画市场上提升自身价值？
也有人说，郑板桥确系不称职的县官，对于毫无从政经验的书画家，一下提升到正县级位置，管理成千上万的百姓，真是难为他了板桥姓王。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干了12年，且于百姓“有惠政”，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情。至今仍然流传的他那么多“惠政”故事，恐怕并不都是好事者的杜撰，多少总有一些根据。官场中的郑板桥，才有余而智不足，胆子大而心太粗，这就难免要把事情弄糟，没进大狱已属万幸，革职为民已算不错的结局。
至于说到郑板桥爱钱，只要钱财来得正当(包括接受别人馈赠)，可以大大方方填充腰包，不必为此受什么指责板桥姓王。至少史料中还拿不出郑县令贪污受贿的证据，也没有查出其不明来源的财产，难以把他归为腐败分子行列，所谓“爱钱”的问题，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笔者以为，郑板桥并非乡下一村夫，而是一代大艺术家板桥姓王。他以诗书画闻名，而他的诗书画又以“风骨操守”闻名，那么对于郑板桥的作品和人品，就很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事实上，郑板桥在生时，就有人对他的大作嗤之以鼻，例如有人指出郑板桥的诗词中，有数量不少的抄袭，如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仿自金农的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源于蒋心余给他的赠诗“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诗句“窗外梅花当点心”，袭用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如此等等，数不胜数板桥姓王。对其颇负盛名的“六分半”书法，也有人认为故弄玄虚而大加鞭笞，用大才子袁枚的话来说，郑板桥书法实为“野狐禅”，“矫揉”“兼“小家子态”，说郑板桥根本不会作诗和写字，而是个类似做和尚“百纳衣”的老裁缝，只会拼凑和摹仿。
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精神载体，无论一山一水，一竹一木，用郑板桥自己的话来说，应该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其所以能够跨越世界时空，而永垂不朽，“精神附丽”，总是放在第一位的板桥姓王。山间任何一块石头，恐怕都有亿万斯年的来历，是不是任何一块石头，都会受到千百万真主教信徒的顶礼膜拜？为什么断臂维纳斯要摆放在罗浮宫最显要的位置？因为观众从中体会到的，乃是作品产生时代的整个精神风貌。一说明末崇祯皇帝，曾经面对一幅西洋画师进奉的圣母怀抱圣子的油画，长夜叹息流泪，并对左右宫人说，朕观此画，深感世间所有俗画，实同垃圾！艺术作品“精神附丽”超越时空的巨大感召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艺术作品“精神附丽”越时空的巨大感召力量，首先来自作品产生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来自作品的技法（不等于不说技法），这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区别品位高下的不明文通则板桥姓王。史称北宋王朝亡国的原因，罪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殊不知作为史上素负盛名的书画艺术家，宋徽宗赵佶身边的人，尤其是蔡太师蔡京，多是书画丹青高手。但无论蔡某的艺术达到多高的程度，若有作品传世，其价值能与苏东坡相比吗？中国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多不胜数，但能够在东瀛日本以“书道”传世的，仅几人耳，当中最有名的是“王铎书道”。王铎何许人也？北宋末年，金兵攻陷开封，宋朝君臣跑的跑，死的死，唯有王铎此人，长跪城门，向侵略者“望风归降”——在老百姓眼中看来，若此人的作品也能享有传世盛名，叫做没有天理！
如果把郑板桥其人其事当作一种“现象”看，那么在郑板桥身上，人们看到的，乃是一种中国古代社会“游士文化”的滥觞板桥姓王。
“游士”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小匡》篇：“齐桓公招游士八千，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帛足之板桥姓王。使出周游亍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这里所说的“游士”即“游说之士”，与后世郑板桥之类种田不成，做官又不成的“民间游士”略有不同。
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游士们为人处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流动和选择要花费气力，“游”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板桥姓王。无数仕途无望的民间游士，不被统治者所选择，于是慢慢沉积成一个群体，有的甚至穷得没有饭吃，如《礼记·檀弓》中那位不食“嗟来之食”的贫士，最后只能饿死了事。
因此，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史上的游士行为，最大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最高的人格，就是“贱格”板桥姓王。本来按照孟子的标准，游士应该“志意修则傲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然而自古至今，以拯救“天下之溺”为己任的孟子，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墨子等有奉献精神的游士，简直如同凤毛麟角，连商鞅这样开宗立派的法家人物，在游说秦国时也要看秦孝公的脸色，随时修正自己的说词。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著作中，不是教人谋国方略，而是教人揣情钧机，以揣摩人主的好恶，作为立说之本。位至秦朝宰相的李斯，居然把自己比作一只从茅坑窜到粮仓觅食的聪明老鼠，可谓有自知之明。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争相冒尖，勇于推销自己的见解相反，愈是后世的游士，愈平庸者愈有钱途，这是在娘胎中就已经形成的观念，到社会现实中再经打磨，遂成为彻底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
古之谓“名士”，今之谓“精英”板桥姓王。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对文人行为的规范，是“言奇者见疑（被怀疑），行殊者得辟（被杀头）”，任何有独立意识的游士，其卓尔不群的行为作风，必定会成为身家不幸的根源；但对下层社会的老百姓而言，没有“个性”的、不狂不怪的游士，与食古不化、只会拍马屁的“腐儒”一样，同样是没有市场的。当然，游士个性无论如何狂怪，还要掌握一定的“度”，否则偷鸡不成蚀把米，弄不好就会把吃饭的家伙也丢了（如清初的金圣叹）。若能做到上能媚官，下能媚俗，则古往今来任一位“郑板桥”，随便画一条枯草，一片败叶，也会被朝野上下当金子看，而争相抢购。
原文作者所属博客:笑骂江湖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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