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探微]透视锡伯族的关羽崇拜(转载)[已扎口]:塔城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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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晖
关羽，又称关公，字云长，河东俊解县人，为三国时期刘备手下一员大将，他生活在东汉末年，才兼文武,绝伦逸群,通经熟史,骁勇善战,为西蜀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塔城姓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败走麦城,被东吴孙权杀害,终年59岁,蜀后主刘禅追谥其为“壮缪侯”。为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名英雄人物。关羽集忠义仁勇于一身,气贯长虹,不但在汉民族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更被我国历代各民族所称道赞颂，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关羽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定角度上推动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巩固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国家感，也激发了包括锡伯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为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发挥出重要作用。“关羽崇拜”和“关羽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较为普遍。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我们依然能在各民族、海外华人看到众多关羽的推崇者。使关羽成为儒家推崇的典范和华人共奉的神明,也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标志之一。
一.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关公崇拜的具体表现
因各阶级、阶层、各民族或每人从事的职业不同,因而在信奉关羽,向其作祈祷时,所表达的要求和内容是不同的塔城姓王。对统治者来说,宣扬关羽的忠义,激发人们维护本朝本代之心。围绕忠义二字,他们给关羽造生许多显灵的神话,以加强宣传效果。如军事上,在明代有朱元璋攻打陈友谅,明成祖征漠北蒙古,正德时镇压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天启间镇压徐鸿儒起义,以及嘉隆之际倭寇侵扰东南沿海,都出现有关羽显灵救护官军、保卫城池之事。在清代这样的故事更多,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平定三藩、镇压山东王伦起义、甘肃苏四十三起义、湘西苗民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新疆准部回部叛乱,以及后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都有关羽显灵扶助清统治者的神话。又如救灾捍患上,因为水旱、灾患、疾疫等,都足以引起民众的不安,影响政局的稳定,所以也借助关羽的神力,逢凶化吉。于是在明清时期,又出现了关羽显灵捍御水旱、雨雪救田禾、驱疫祛疾、海波恬伏等一系列穿凿附会的故事。在制造上述关羽显灵的活动中,最高统治者、文武百官,以及一般民众都参与进来,阶级、阶层颇众。对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来说,则把关羽作为“行业神”崇奉。所谓“行业神”,即“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 。有的行业把关羽奉为保护神,而有的行业把关羽奉为祖师神。据李乔《中国行业神》一书统计,有22个行业崇奉关羽。这主要是《三国演义》及传说中的关羽其人、品行、使用兵器物件有关。如商家普遍信奉关羽作为财神和信义合作之神,这是因关羽重义轻财。军人和武师则因崇义尚武而供奉关羽。香烛业因桃园燃香三结义、秉烛守皇嫂而敬为祖师。厨业、屠宰业、肉铺业、理发业、成衣业等因关羽用刀而奉为祖师。烟草、银钱、盐业等众多行业都奉关羽主要目的是敦睦乡谊。作为武圣的关羽还被当作主宰文教之神,称文衡帝君,是五文昌之一。关羽被奉为众多行业之神,反映了关羽思想对工商业者影响之深远。至于一般士民百姓崇祀关羽,有祈求消灾去病者,有祈求伸张正义、惩办*恶者,有求功名利禄者,有求满足愿望者,有求结义为证者,有求民安物阜、人寿年丰、风调雨顺者,甚至有镇火、镇水、镇兽、驱禽者,以及巨姓大族建关庙为家庙者。在很多秘密宗教、结社中,关羽的重义也成了组织群众的思想武器,以维系内部的团结,等等,不一而足,使关羽成为一个信徒众多,香火最盛、至高无上的完神。
满族对关羽的崇敬,早在关外时期就已开始塔城姓王。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三国演义》了解到关羽的形象,并钦佩有加。因此,他们向明朝请求赐与关帝神像,加以崇拜,故“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 。至今民间还保存一些“关玛法”显灵扶助的传说故事。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便在盛京(今沈阳)“建关帝庙”,钦赐“义高千古”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进行祭拜。此时的祭祀关羽活动极为朴素。入关以后,清政府又沿袭了明朝岁祭关庙之例。顺治元年(1644),“定祭关帝之礼”,在地安门宛平县重修关庙。该庙规制宏伟,三门正殿,三进三出,后殿五间,围坦周六十丈,门楹丹色,栋梁五彩,极为宏丽,这充分体现清统治者对关羽的重视。祭祀规定,“岁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由太常寺先期题请,即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从上述规定看,清初对关帝祭祀的隆重程度与明初相似,都处于一种初步的状态,还须逐步完善。清统治者入关后,要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使全国民众服从清王朝。原来明末所封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关羽封号,其主题在于应付明末的朝政危机,但在清初已不再适用,主要是要求全国民众忠顺于清王朝,因而“忠义”的主题更突出了。顺治九年(1652)四月,敕封关羽“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封号看,首先注重关羽“忠义”的层面,其次也重视其武功的方面,且由明末的“帝君”再上升到“大帝”。可见,清统治者对关帝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深。
藏族：藏传佛教体系中将关羽称为大战神、尊赞神、护法神，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曲古尼玛均为喇嘛教著名高僧，曾被清朝封为国师塔城姓王。在18世纪所著的《洛桑慈成文集》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8226;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将关羽列入喇嘛教的神灵体系中，将关羽称为大战神、尊赞神、护法神，给予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的封号，并建立完整的祭祀关羽的宗教仪式。
蒙古族：关公信仰通过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也是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喀尔喀部十分盛行塔城姓王。清代著名学者洛桑慈成，人称“察哈尔格西”。生平著作近200种，涉及历算、医药、语言文字、占卜、诗歌、人物传记等，著有《护教大帝关老爷之祈供法#8226;心愿普赐》和《关老爷之煨桑文》，是二部关于祭祀关公仪式的经文典籍，将关公奉为佛教护法神，通过祭祀关公达到保佑赐福和吉祥的目的。雍和宫阿嘉活佛受蒙古贝子之托著有《向统辖中国、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8226;召引所愿之铁钩》，并在库仑居住时说：“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振其灵威者”。新疆各地的蒙古族所在地中关帝庙十分普遍，例如乌鲁木齐巩宁城驻防的镶红旗、镶蓝旗蒙古军民均建有关帝庙，每年定期祭祀，十分虔诚认真 。
二..锡伯族关羽崇拜的表现及原因
锡伯族的关羽崇拜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有着自己的特点，将关羽主要视为“武圣箭神”和八旗军民“忠勇仁义”道德标准的化身进行崇拜，通过统治者的推崇、藏传佛教的影响、文学艺术的融合、节日活动的礼仪等各种形式展开塔城姓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统治者的推崇
“关羽现象”,从历代统治者来说,更强调其“忠义”的层面塔城姓王。“王(关羽)感人以忠义” ,“侯(关羽)曰忠义,民轨也”,关羽的忠义精神,成为后人遵循的规范,则“人之所为,与神(关羽)之所为相参合”,臣民就会象关羽效忠刘备蜀汉政权一样效忠明清王朝,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有利于统治。故明统治者认为庙祀关羽可“暗助王化”,以及清统治者认为“扶植纲常,助宣风教”,均传递了上述信息。因此,他们不仅在京城建关庙予以国家祭典,还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这样,由于明清统治者的提倡,使关羽信仰和崇拜推广到所有行政建治的地方。
2.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影响
早在元朝时期锡伯族便开始接受藏传佛教塔城姓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族在盛京（沈阳）筹建了喇嘛教寺院“太平寺”，开展各种宗教活动。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中，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曲古尼玛均为藏传佛教著名高僧，曾被清朝封为国师塔城姓王。在18世纪所著的《洛桑慈成文集》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8226;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将关羽列入喇嘛教的神灵体系中，将关羽称为大战神、尊赞神、护法神，给予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的封号，并建立完整的祭祀关羽的宗教仪式。
锡伯族西迁军民中就包括数十名喇嘛，在新疆伊犁屯垦戍边的同时也在延续着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塔城姓王。旧时在察布查尔县每一牛录（乡村）均修建有关帝庙 ，位于各牛录喇嘛寺院内，庙内立有关公塑像及其他武士像，墙壁有“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等典故绘图。关帝庙面积一般占到整个喇嘛庙的1/3。以靖远寺为例，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时喇嘛人数增至74人，并从各地请经卷以兴佛事，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次便从乌里雅苏台请藏卷100余卷，供奉包括关羽在内的各类神灵，祈求国泰民安、人丁兴旺。使锡伯族在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影响中对关羽这一汉民族的英雄人物产生认同感。
3.文学艺术的融合
民间《三国演义》的念说咏唱十分普遍，使锡伯族对于关羽这一三国人物家喻户晓，并且锡伯族许多的节日和民间活动都与关羽这一英雄人物有着诸多的联系塔城姓王。“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和《三国演义》成功的塑造了关羽形象以及《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关羽形象的精神就是“义绝”,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国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它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关羽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某些限制而成为社会诸方面崇拜的人物。在明清时期,特别是一般民众,常常从《三国演义》中认识关羽进而崇仰他。随着《三国演义》传播愈益广泛,根据小说而改编的评书、戏剧,特别是讴歌关羽的剧目也越来越多,对于那些不能识字的下层民众来说,更多是通过评书、戏剧来了解关羽“崇高”形象。在旧时的文献中常常记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
清朝在锡伯族当中，满汉合壁的各种名著典籍十分流行，很多目不识丁的人通过这种形式掌握了复杂的满文书面用语及语法，并能将诸多中国古典名著熟练咏唱，这也是当时锡伯族民众了解、接受和丰富儒家文化的一个途径塔城姓王。《三国演义》的锡伯族“念说”在民间极为盛行，其中的众多情节均改编为锡伯族汗都春（曲子）加以传唱，每当农闲或茶余饭后之际无论男女老少便聚集说唱，听众随着“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的曲段而振奋感慨，随着“败走麦城、断首捐躯”而热泪盈眶。也正是通过这种艺术手段使关公儒家文化的“忠义”形象深入锡伯族军民心中，。
4.关公形象与锡伯民族的性格心理
关羽人物形象有几个特征，即“忠、勇、义、威、正”塔城姓王。忠:关羽为人忠, 尽封曹操所赐之物,千里走单骑,护着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回归刘备,并最终为他的正统明主刘备“断首捐躯”；义:关羽与友信,重义气，报答曹操知遇之恩、解白马之围,并在华容道置生死攸关的“军令状”于不顾,义释曹操,不忘旧情,义释黄忠；勇:关羽勇迈绝伦,智勇双全。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杀文丑,战徐州,镇荆州,气吞吴魏。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关羽的神威真非凡人所及。匹马斩颜良,河北将士俱丧胆;单刀会鲁肃,江东豪杰尽惊心，刮骨疗毒时,饮酒言笑自若；正:关羽一身正气,视富贵如浮云,不恋美色,不图名利,尽忠守礼。关羽一生真正表现出一员威震华夏、忠义千秋的武将的浩然正气，其忠义品行,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契合,又符合民间崇尚义气的风尚。
清初作为以骑射立国的八旗军民中有着“尚武”“忠君”的传统，历代皇帝反复强调“国语骑射”传统，对于关公的武功进行宣扬，八旗将士也十分推崇关羽的“骁勇神威”和“忠义仁勇”，以战胜重重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塔城姓王。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多民族聚居地，内忧外患不断，为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新疆正常的社会发展，清政府调集数万兵将进行屯垦戍边，同时也借助关公来鼓舞士气，保佑新疆的长治久安，乾隆帝给伊犁、塔城、乌什几个关帝庙分别题词为：“神佑新疆”、“声灵绥祜”、“灵镇□疆”，都有借助关羽的神灵保佑新疆安宁的意思。
在清代锡伯族以骑射技艺精良、战斗力强著称，被视做八旗“劲旅”，在有清代漫长的抵御外敌入侵，平息内乱的历次战争中，总是被派往最前线打头阵，冲锋陷阵塔城姓王。清政府利用锡伯族这股强有力的“骑射力量”出征云南，驱逐缅甸入侵之敌；出征西北，平息准噶尔部的叛乱；出征四川，征服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十九世纪，又相继歼灭新疆张格尔叛匪收复南疆四城、粉碎伊犁苏丹汗、抵抗沙俄入侵收复伊犁等。在这些战斗中，这股“骑射力量”在实现清政府对于各地的驻防统治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锡伯族军民以顽强无畏的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艺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三国的关羽与清代的锡伯族虽然相隔千年，分属不同的民族，但中华大地中儒家文化思想就却将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今日锡伯族当中还流传着“关帝显圣”的故事，其中就有著名的浑巴什尔河战役，传说500名锡伯族将士在与近万名张格尔叛匪激战的紧要关头时，突见狂风四起，关羽从天而降，与将士一起冲锋杀敌，扭转了战局并歼匪1000余人，成为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转折点塔城姓王。嘉庆十九年锡伯营官兵一千五百人曾铸钟一口置于靖远寺内，钟扣上铸有关羽头型，钟身刻有“忠义神武仁勇灵佑诸神帝君” 的铭文，以示作为边防将士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对于关羽的敬仰，说明关羽在当时锡伯八旗将士心中已成为一种信仰和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使锡伯民族中的关羽不再是地道的汉族关西人士，而是一个富有锡伯族性格和气息的英雄人物。
5.相关节日民俗活动的开展
新疆各族群众对关羽的崇拜十分虔诚，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记载：清代的关羽，已不是“武圣”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一个“忠义”的化身，统治阶级以关羽的“忠”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社会团体用关羽的“义”来结社和团结内部，商人以关羽的“义”来规范本行不规范的行为，家族以关羽的威严管教书下和后人，军人以关羽作为武者的风范进行效仿塔城姓王。清朝新疆的满、汉、锡伯、蒙古、索伦等八旗军民来自内地个省区，远行万里，在举目荒凉、战火不断的地域驻防屯田是意见非常不易的事，关羽自然成为这些民族战胜困难，完成使命，寻求神灵保佑的精神寄托，成为了这一文化经久不衰的群众文化土壤。
旧时各牛录在开展射箭比赛、欢度节日时都要共拜关公，作为“武圣箭神”进行崇拜，祈求比赛的成功和人丁的兴旺，希望所有的箭手都能像关羽一样成为“百步穿杨”的英勇武士，为保卫国家而练就出超人的骑射本领塔城姓王。每逢农历5月13日，锡伯族各牛录军民在关帝庙内要举行“磨刀节”等各类庆祝活动，名曰替关公磨刀，以激发民族忠义、勇武、团结的风尚。
三.透视关羽崇拜背后的文化内容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锡伯族军民忠勇卫国的精神，视参军为国效力为荣誉，视精湛的箭技为男子汉的标志，保证了边防不竭的兵源和持久的战斗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塔城姓王。
民间流传下来的清代锡伯文学作品《辉番卡伦的来信》中生动地体现了清朝锡伯族边防军人驻守边关，保卫家园的内心世界，将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相紧密联系，体现出一代清朝驻边军人崇高的人生境界塔城姓王。锡伯族历史上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民族的英雄人物，清太祖时期的费英东因骑射勇猛、战功卓著，被努尔哈赤称为以一敌万的英雄，顺治十六年被列为诸臣之首，为清朝一代元勋 ；嘉庆年间的布彦图，猿臂善射，在平定张格尔叛乱时，冲锋陷阵，孤身射杀三十余敌，后被任命为西安将军 ；道光年间的萨凌阿弓箭优良，射杀匪首十余人，屡立战功，受军功花翎，赐巴图鲁名号，升锡伯营副总管，其像置于紫光阁 ；锡伯营总管德克精阿，作战十一次，作战勇猛，骑射出众，射杀贼匪39人，七十岁马步箭可观，受赐肃勇巴图鲁名号，其像置于紫光阁 ……
在动荡的年代中，锡伯军民及其后代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了众多优秀的子弟，在史册记载中也从未出现过投敌叛变者塔城姓王。锡伯族的人口从1764年至1949年的近二百年历史中增加不到两倍（ ），依照人口增长37年翻一翻的规律，今日的锡伯族至少应有30万人口，而不是现在的3.5万人。历史中的逝者大部分是为国捐躯的，虽然民族人数稀少、力量薄弱，但这一民族始终没有消失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反却越发强劲，在今天，仍然与其他兄弟民族一同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倾尽全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对关帝信仰崇拜深层文化内涵的剖析,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侍君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的关羽受到古今中外各民族群众的推崇塔城姓王。同时成为了维系中华民族彼此之间认同感的根基。各民族群众对关羽的崇拜,其实就是对儒家思想价值认同的最高体现,所以,关帝信仰崇拜本质上就是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信仰崇拜。今日儒家思想辐射全球,在中华民族文化圈内影响更为深远。儒家思想作为道德伦理型文化,其合理性、亲合性把全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中华大家庭的局面,这是世界其他文化所罕见的,对中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如有机整体观、人格意识、人本思想、爱国观念、刚健自强思想等集中体现在关羽“忠义仁勇”的品德上,是全国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地华人共同的信仰崇尚,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思想基础之一。最能完全体现儒家思想的关帝信仰崇拜在今日遍布全球,在世界143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拜祀关帝的社团组织,人们对关帝“仰之如日月,敬之比孔圣”。关帝信仰崇拜这种超时代、超民族、超宗教、超地域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来自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融会沟通各民族思想,使处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的民族在心理上产生亲近认同之感。于右任先生“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之语,正是对此最精辟的论断!也形成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命力所在。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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