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我的《唐高祖起义晋阳》为什么老是贴补上？有啥敏感词？:灵武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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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唐周历史研究之四，我贴了好几次了，都所有敏感词要审查后来没有出现灵武姓王。——既然说字数不到五百就再贴贴看
唐周历史研究之四
唐高祖起义晋阳
曹为平
四川南充延安路372号（637000）
主题词：唐朝 唐高祖 晋阳起兵 农民起义 原百代 曹为平 霍邑之战 窦建德 隋朝 隋炀帝 李世民
提 要：唐高祖很早就在筹谋晋阳起兵，太子建成与裴寂都首谋起兵，武士彟也力主起兵，都立有很大功劳灵武姓王。李世民却蒙在鼓里。所有的人才都是高祖揽的，整个起兵也是高祖部署的，胜仗都是高祖、太子等打的。李世民不但没有多大功绩，反在霍邑大败，右三统军就此消失。唐高祖起兵属于农民起义，相反窦建德却背叛了农民。但李世民篡弑上台后，却把晋阳起兵归功于自己，对高祖大肆污蔑。
长期以来，封建史家把李世民捧为唐朝的实际创造者，竭力贬低、抹煞唐高祖的作用，把他写得十分怯弱、无能、昏庸、荒淫灵武姓王。似乎全是李世民使他坐上了皇帝宝座。结论不言而喻，李世民发动玄武门阴谋逼父、弑兄有理，皇位原该属于他。这本是李世民上台后，歪曲篡改历史，为自己篡弑制造合理“根据”而捏造的，不难揭穿。可竟被后世的封建史家当成了事实，大加渲染，越来越活龙活现了。
唐高祖起兵，就其本质来说属于农民起义灵武姓王。打击腐朽没落的旧隋反动统治，并促使其最后崩溃，其政策是为农民阶级谋利益的，是进步的。后世日益走向没落、保守的封建史家当然不喜欢，而喜欢反动保守的李世民。这就是他们极力夸大、渲染李世民谎言的根本原因。封建统治者历来标榜最说忠孝。可对李世民极端不忠不孝的弑逆，反采取同情态度，最大限度也不过称之为逆取顺受，千年之讥。可见在他们，原则是多么不值钱，一旦牵涉到根本利益，什么都可以弃之不顾了。
进入二十世纪，许多历史学家又把唐高祖起兵，称之为“隋官割据”，成了“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势力”灵武姓王。但不知为什么，许多人仍然把李世民称作唐朝的实际创造者，一样相信他和封建史家的谎言，一样对所谓的“贞观之治”大加吹捧，一样把唐高祖说得十分怯弱、无能、昏庸、荒淫，甚被称为腐朽倾向的代表者。最荒唐的是，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原本是唐高祖制定并推行的。李世民篡弑上台后，均田制的推行中断了，租用调法到贞观中期实际上也废除了，徭役极端繁重。可仍把贞观捧上了天。其实真正代表反动势力的不是高祖，正是李世民。血腥的玄武门阴谋，正是篡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恢复封建统治，并最后把人民拖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详见《暴君李世民与贞观永徽之乱》）。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归功于毫不相干的李世民与贞观时期，这是封建史家也想不到的。
历史本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民起义领袖唐高祖受到诬蔑，甚被称为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开国功臣大批受到打击，而李世民倒成了历史的创造者灵武姓王。是非曲直全被颠倒了。
一：从李靖几乎被诛说起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说李世民是唐朝的实际开创造者，把唐高祖说成私受裴寂所送晋阳宫女，犯下了弥天大罪才被迫起兵的灵武姓王。他们几乎口径一致，但牵涉到一些具体事实就不一样了。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旧隋奸细李靖在唐高祖打下长安后，几乎为高祖所诛灵武姓王。《通鉴》考异说刘芳《唐历》及《唐书·靖传》云：“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这儿的《唐书》包括新旧唐。本来这么多资料，而且是官修的正史，都承认李靖是旧隋特务，被他嗅出了唐高祖准备起兵。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们要溢美唐高祖，他们都是妄捧李世民的，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与李靖有什么过不去，那么就应该承认，他们所记当是事实。——无意之中，他们把否定的事实透露了出来。唐高祖早就在策划起兵，唐高祖才是唐朝的开创者。可司马光来了个不承认主义，唯一理由就是：“太宗谋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犹不从，当击突厥之时，未有异志，靖何从察知之！”
这是倒推逻辑，用先入为主的偏见来抹杀事实灵武姓王。这种方法是可以“证明”任何结论的，由此任何结论都证明不了。
《新、旧唐》《唐历》当有所据，当时唐朝《实录》都在，不得不照抄《实录》才记下上面这些话灵武姓王。《实录》是李世民亲眼看过的，长孙无忌定的稿，总不会诬蔑李靖吧！李世民也不能一手遮天，当事人大多还在，不能把事实完全抹杀掉。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早在击突厥以前，唐高祖便已在准备起兵的宝贵资料。可司马光不但不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反用倒推逻辑否认事实。他依据了《靖行状》。
据《靖行状》云：“昔在隋朝，曾经忤旨灵武姓王。及兹城陷，高祖追责旧言，公慷慨直论，特蒙宥释。”司马光比别人更明白《靖行状》纯是伪书“述靖事极怪诞无取”并称魏征所撰，而魏征比李靖早六年就去世了。显然是后人的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历史资料”完全应该嗤之以鼻，可司马光却否定了大多数记载，以此为据。硬说高祖欲诛李靖，是素“有隙”，给高祖加上了公报私仇的罪名。
显而易见，对李靖是旧隋特务奸细这一耻辱，有人是不愿见到，也不愿让别人见到的灵武姓王。也不愿让人从中看到唐高祖首谋起兵的事实，不愿让人们知道李世民污蔑父亲，，据父功为己有的丑恶嘴脸。所以在时过境迁，武德旧人不再存在时，编出了“极怪诞无取”的《靖行状》，还假冒魏征之名。此人连魏征先去世都不知道，这种胡编乱造的伪书，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司马光却认作可信，显然司马光也巴不得为李靖开脱。
依靠李世民的“固请”，李靖乃得活命灵武姓王。不久李世民召置幕府，成了李世民死党。这正说明李世民有野心，为篡夺权力扩大自己势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可后来随着李世民被捧上了天，李靖也捧上天去了。其实李靖在唐朝开国中没有什么功绩，不但对消灭旧隋及其腐朽势力继承者王世充与宇文化及中没有什么功劳，在与其他割据势力的战争中也没有什么战绩，战萧铣还打了大败仗，一泻千里。可李世民与封建史家为他掩盖罪行，把置大唐于生死关头的大败仗，大事化小称“受阻”，并把高祖正军法说成“犹欲以宿憾杀之”。可尽管李世民发动了不必要的灭东突厥的战争，抬高自己也抬高李靖，并就此把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划到李靖的功劳簿上，当时李靖却并不名声大振，反而十分孤立，王珪就十分鄙视他，连萧瑀都劾他。这些问题将在《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中详谈。
在当时察高祖有四方之志的也不是李靖一个人灵武姓王。如刘文静按李世民说法，是他与刘文静一起筹划起兵，通过他拉拢裴寂，再说服高祖。然而《新、旧唐书》本传却说，“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难道也不是事实？不知为什么司马光对此不发一言，《通鉴》在取材时，把这些记载都默默地去掉了。大概没有魏征撰的《文静行状》吧！
再举一例《旧唐·窦威传·窦抗附传》说：
抗与高祖少相亲狎，及杨玄感作乱，高祖统兵陇右，抗言于高祖曰：“玄感抑为发纵耳灵武姓王。李氏有图录，可乘其变，天之所启也。”高祖曰：“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大业末，抗于灵武巡长城，以伺盗贼，及闻高祖定京城，抗对众而忭曰：“此吾家妹婿也，豁达有大度，真拨乱之主矣。”因归长安。高祖见之大悦，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纵酒为乐，寻拜将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纳言，高祖听朝，或升御座，退朝之后，延入卧内，命之舍敬，纵酒谈谑，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时，或留宿禁内。高祖每呼为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称为舅。
《新唐·宰相·表》称窦抗乃六月辛丑，窦威薨为纳言灵武姓王。
可见唐高祖平日作为，早就被他看出苗头来了，唐高祖的才能更是显而易见的灵武姓王。自然身处嫌疑之地，高祖不能不谨慎，但心中已默认。窦抗已确知高祖早有此心了，可以放胆与他谈，料定高祖不会去出首。高祖也果然不会去出首。按当时法律，高祖反迹已明，知反不报即是死罪。不出首李世民或可解释作舔犊之情，这儿只能解释为窦抗说到高祖心坎上了，并准备参加高祖的起兵。果然高祖起兵后大为高兴，引他为知己。此事发生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离高祖起兵还有四年。
还有一个宇文士及灵武姓王。
宇文士及和其兄宇文化及等本是旧隋奸佞，看到隋朝不行就自谋出路灵武姓王。杀死隋炀帝，把一切罪过归于炀帝，自己既脱干系，又可篡权，骨子里比炀帝更糟。眼看宇文化及人心丧尽时，宇文士及又另寻出路，对自己哥也抱贰心。他与封德彝借口济北征督军粮，保持距离。宇文化及败，两人又到唐高祖那儿来投机。高祖不能不接纳，但极鄙视。《旧唐·宇文士及》说：
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灵武姓王。当此之时，如得我父子，且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次赎罪耳。”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宇文士及称早就与高祖论起兵，自然是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灵武姓王。想巴结唐高祖却受到无情的嘲笑。然后他总不能无风起浪，当面瞎编吧！必然是六、七年前，也是大业九年，杨玄感起义前后，高祖夜中密论时事，偶语中泄漏了对朝政的不满，并留下了准备起兵的蛛丝马迹。宇文士及当时没意识到，或虽有意识，抓不到把柄不好告密。现在投奔高祖，便以此来邀宠，高祖并没上他当。
李世民说“士及妹为昭仪有宠，由是渐见亲待”灵武姓王。——这又是谎言！
唐高祖从未重用过宇文士及灵武姓王。倒是李世民一贯搜罗旧隋奸佞，引入秦府，后成了天策府司马。玄武门阴谋以后，宇文士及很快当上了中书令，还受封七百户，在唐俭、屈突通、刘义节（刘世龙）、钱九陇、马三宝等武德功臣之上。比功绩巨大的李世勣、刘弘基只少二百户。司马光也意识到《隋书》及《北史》中，因宇文士及仕唐（准确说是党于李世民）为其隐恶。这总与高祖无关吧！至今《旧唐书·宇文士及》还硬说：“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把高祖嘲笑的宇文士及谎言硬说成事实。但如正是事实，那高祖在大业九年前后已准备起兵是铁的事实了。李世民还在穿开裆裤。可他们仍说起兵的是李世民，不是高祖。
奸佞终究是奸佞，宇文士及本是李世民一贯重用的，其行为不轨无法否定灵武姓王。起兵的好事归于自己，重用奸佞又推向高祖。总难圆其说。又编出高祖因其妹为昭仪而亲待的恶毒谎言。从唐高祖的嘲笑中，我们还可看到最早与高祖筹谋起兵的当是裴寂。可李世民竟说是他拉拢了裴寂，才由裴寂说服高祖的。还编出以宫女侍高祖的更恶毒谎言来。
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唐高祖起义不是偶然的，他当然不可能生来反隋，思想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灵武姓王。
《旧唐·高祖本纪》称他“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灵武姓王。”考察高祖后来为事，这一评介恰如其分。《本纪》又称：“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原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按封建社会说法，这已是背生反骨了。《新唐·本纪》也称高祖“性宽仁”。可李世民把高祖描写得十分怯弱、无能、昏庸、荒淫，居然会有那么多人相信。
隋朝末年政治苛暴，民不堪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灵武姓王。有人以唐高祖曾镇压过历山飞等，来证明唐高祖“代表地主阶级”、“对农民反攻倒算”、“夺取农民革命胜利果实”。当时鱼龙混杂，我们且不管历山飞等面目究竟如何。至少他与其他隋官早已有极大的不同。
从窦抗、宇文化及的话中，我们已经知道，唐高祖对隋朝政治早就不满了灵武姓王。他以后的政策也针锋相对，正是政治上的不满，最终导致他起兵反隋。
隋政府与各官吏对起义农民的镇压极其残暴灵武姓王。杨玄感起义失败后，隋炀帝让郑善果、骨仪、樊子盖、裴蕴穷究“党与”。隋炀帝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加尽诛，无以惩后。”或说此话最早出于郑善果。樊子盖、裴蕴等就“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及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徒者六千余人。”就是对为饥饿所迫，接受杨玄感开仓赈济的百姓也不放过，“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隋炀帝在雁门为突厥围，解围后回到洛阳，“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意谓曏日平杨玄感，杀人尚少故也灵武姓王。”隋朝末年就是这种极端敌视人民群众的政权。（均见《通鉴》，下未指出处，则见《通鉴》）
王世充镇压农民起义，“其余众或降或散灵武姓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将才，益加宠任。”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十二月庚寅，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击绛贼敬盘陀等灵武姓王。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通鉴》及《隋书·樊子盖》）
这不是隋炀帝一人残暴，也不是某些官吏残暴，而是整个统治阶级残暴灵武姓王。也正如此，农民反抗更激烈，樊子盖战敬盘陀、柴保昌等，“拥数万之众，经年不能破贼。”
暴动的农民，刚开始大多数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灵武姓王。正像《隋书》第七十卷史臣说：“彼山东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他们只是眼前活不下去了，反是死，不反也是死。反充其量是死，或许还有活路，所以只要说声：“降者可以免死”，便纷纷“归首”了。经过上当，才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拼，以后才有了自己的领袖，有了推翻隋朝腐败政府，使政治一新的明确目标。
旧隋政府为了控制民众，还到处修起坞堡，把民众强行迁入，只准耕坞堡周围的土地灵武姓王。这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在江西搞的移民并村，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村，都是变相的集中营。看来古今的反动派，对人民起义的策略都差不多，结果也一样。
当时唯有唐高祖与众不同灵武姓王。“诏以李渊代之。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这正是“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欢心”的具体表现。司马光称之为“御众宽简，人多附之”。到太原后，据《创业注》“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于是郡境无虞，年谷丰稔，感帝恩德，若亢阳之逢膏雨焉。“
就这样唐高祖处，竟成了被逼到绝境的农民的唯一生路灵武姓王。所以唐高祖李渊战甄翟儿、母端儿、柴保昌，几乎攻无不克。有人可能会说这正表明了他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与隋炀帝、郑善果、王世充、樊子盖等，仅仅手法不同——如可这么说，该如何评介吉鸿昌呢？吉鸿昌也打过红军。——要知道唐高祖已是冒隋皇朝之大不讳了，违反了隋炀帝“不尽加诛，无以惩后”的圣旨。是担了杀头的风险的。现在站在旁边议论最为轻松，身临其境有几人能像他那样做呢？他当时确实站在起义农民的对立面。但显然不满隋朝暴政，哀矜被逼到绝路的农民。这使他最终走上了起兵反隋的道路，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像他这样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及军事经验的人物，一旦与民众相结合，就能发出巨大的力量，使他成了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佼佼者。
除此以外，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作为一个军人，他又力御外敌，成为突厥望而生畏的人物灵武姓王。这将在《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中讨论。
唐高祖李渊的做法旧隋朝廷肯定不会满意，但外有突厥，内有大规模农民暴动，又只有唐高祖才能御外敌，平息暴动灵武姓王。他们既忌之，又不能不用之。当时传言李氏当有天下，隋朝甚至有人议论尽杀天下李姓。唐高祖也就岌岌可危了。《通鉴》说：
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谶，忌之灵武姓王。未几，征诣行在所，渊遇疾未谒，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旧唐·高祖本纪》称之为：“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灵武姓王。“我们绝不能看表面现象，一定要看高祖欲混什么“迹”。“历次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这才是“迹”。
为了韬晦，高祖还大量纳妾灵武姓王。至少，宇文昭仪、尹德妃、张婕妤、郭婕妤、莫嫔、孙嫔、就是那时所纳，万贵妃早就所纳就不算了。她们以宇文昭仪地位第一。这是因为宇文氏在朝赫赫，高祖结亲以自固也！在《唐高祖亲征王世充》或《血腥的玄武门阴谋》中将详细论证。（在此以前希望看到，有认真读书，头脑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被封建史家牵着鼻子走的读者，来回答）。
还赌博，尤其与裴寂在一起时灵武姓王。《旧唐·裴寂传》说，裴寂“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至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此时高祖已与裴寂在筹划起义了，以赌博、饮宴为掩护，所谈正是嘲笑宇文士及时，所说的“天下事”。
既然唐高祖饮酒、纳赂、赌博仅是自晦灵武姓王。那么，对旧隋势力及没有反隋意识的人来说，只是做做样子，应付而已。绝不至于“通宵连日，情以忘倦。”他不与别人光与裴寂“通宵连日，情以忘倦。”正说明他们是同志，通宵达旦地商量起义大业。岂能以表面现象当了真？
可不料后来竟遭到李世民诬蔑，把高祖说成过着荒淫生活，胸无大志的无赖子灵武姓王。可他李世民正是喜欢赌博、汹酒、好色的无赖子。难道也是混其迹吗？当时谁看得起他？
不过李世民并没说高祖当时大量纳妾灵武姓王。这用心更为恶毒！《通鉴》因他留下的谎言，在武德五年说：“上晚年（注意：这“晚年”两字）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不但夸大其词，而且掩盖了高祖大量纳妾，是在起兵前为了韬晦。反诬高祖登帝位后，急于享受，荒淫无道，坐享其成，弄了大量女人。其实“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不就是因为他李世民残忍吗！自古以来污蔑父亲，莫如李世民者！！！
裴寂，少孤，家贫无以自业，郁郁不得志，曾经华岳庙祭祝，参加起义有其内在根源灵武姓王。《裴寂传》封建史臣评论他“谒岳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他首谋反隋不是本心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据李世民说，是他先与刘文静谋起兵，然后通过刘文静拉拢裴寂，又通过裴寂说服高祖灵武姓王。这一面之词我们怎么知道是事实呢？《旧唐》说，刘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正说明了首先靠近的是高祖，而不是那个毛头小子。李世民说，刘文静一看到他，就认为他有天命。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只好由着他说了。
裴寂与刘文静结为朋友，夜与同宿灵武姓王。有一次，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曰：“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刘文静笑曰“世途如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李世民留下这段史事，想向人们证明，刘文静早有起兵打算，裴寂则无可奈何。但我们为什么非得按他安排的思路去理解？裴寂早有“不逞之心”，怎么可能无可奈何？乱离之世正是“彰不逞之心”的好时机。乱世出英雄。“何以取济”？起义即是施展宏图。郁郁不得志而谒岳神的裴寂且能不知？按这思路去理解，安知裴寂不是奉唐高祖之命，在探刘文静口风？——奇怪的是，封建史臣怎么不说刘文静“始彰不逞之心”？
李世民说，裴寂喜欢赌博，他为了拉拢裴寂“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灵武姓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李世民）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知，寂即许诺。”此绝对谎言，万万不可相信。
且不说一个博徒，会不会赢了钱就跟输家造反灵武姓王。首先，当时太原没有什么龙山县，唯有一个辽山县，龙山乃辽山之误。那辽山县令也确实叫高斌廉。据温大雅《创业注》，高祖起兵，高斌廉拒不从命，还向隋朝报告，是一个死硬的反动派。可居然把裴寂从高祖起义，说成李世民用高斌廉，以赌博输钱被他收买的。然后再用他以宫女侍高祖，迫使高祖起兵。造谣手段之恶劣使人发指。这一谣言唯一价值，恰恰说明了李世民与死硬的反动派关系密切。
高祖一贯亲近裴寂无可指责，首谋功臣为什么就不该亲近？可李世民竟说高祖偏私灵武姓王。难道他亲近旧隋奸佞，才不叫偏私？他篡弑上台后要裴寂登辇，并说：“有佐命之勋，非公而谁？”真可谓口蜜腹剑。
唐高祖亲近裴寂，执法还是无私的灵武姓王。《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裴寂战宋金刚打了败仗，高祖把他下了狱。李仲文、姜宝谊、刘弘基都未下狱。后来知道众寡悬殊，非人力可为，且坚壁清野处置正确，就放他出狱，更加亲近。
后来韦云起告裴寂谋反，讯之无端灵武姓王。高祖谓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岂有贰心？皁白须分，所以推究耳。”
三：广结雄豪灵武姓王，众望归心
唐高祖身处嫌疑之地，不得不处处小心，起兵准备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灵武姓王。甚至还瞒着李世民，这就是对他的不信任。可居然又给李世民污蔑父亲提供了借口。
《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说李世民准备起兵，唐高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同意灵武姓王。“根据”就是大业十二年，突厥寇马邑，唐高祖派高君雅与王仁恭拒之。王仁恭、高君雅打了败仗，唐高祖有获罪的危险。据说李世民就是因此劝动唐高祖起兵的。此事发生在该年底。
唐高祖起义准备还没周到，别的不说，人尚未汇聚灵武姓王。连亲属，首先是儿子建成、元吉等还在蒲州，女婿柴绍还在长安。起兵是重大事情，绝不能草率。李世民的主张，说轻些是年轻躁动，弄不好起兵不成，反带来杀身灭族之祸。唐高祖大惊，就以要出首抑之，拿出纸笔装成要写表。最后当然不会去出首，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显然，高祖只怕他搅了局，并不是不要起兵。李世民后来就以此为口实，说起兵都是他一人主张。保守的封建史家就宣以为真。其实高祖只是老成持重、考虑周密。
大业九年，唐高祖对窦抗也仅仅叫他不要乱说灵武姓王。当时隋朝还没有李密、窦建德、林士弘那样的大势力。唐高祖并未说要出首窦抗，而李世民非以出首来抑制不可。后面还会说到，许多人请高祖起兵，高祖都未说要出首。这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得出结论，李世民绝不是屏人说说而已，一定有危害起兵的搅局行动。在高祖眼里，窦抗等无危险，李世民有危险。可李世民后来竟恬不知耻地说，唐高祖是他说动的，说过什么“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还说唐高祖许诺，起兵以后要立他为太子。
这纯是谎言灵武姓王！
看唐高祖起兵过程就可知，大郎建成始终在他李世民前面，建成原是唐公世子，后来还是世子，在后来成了唐王世子，唐高祖登基后又立为太子灵武姓王。一切都在他前面，下面还要说到，连军队都比他强。哪儿有一丝一毫要立他李世民为太子的迹象？杨文幹事件时，高祖即使真要废太子，也未必就要立他李世民。李世民的党徒，旧隋奸佞杜淹也流放的。
说到底，原来李世民一开始就在盘算当太子灵武姓王。这样要唐高祖草率起兵，就有极为恶毒，极为阴险的目的了。——原来他是想让隋朝把建成、元吉等都杀了，太子就非他莫属了。所以他作出越权行动，高祖不得不以出首来抑制。
《旧唐·高祖本纪》在杨玄感起义不久，就称高祖“历次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伏灵武姓王。”高祖早就在聚集力量准备起义了。《新唐》本纪说高祖欲执李世民送官，是“阳不许”这才是事实。豪杰们也纷纷围聚到高祖身边。
早在大业十一年唐高祖方为河东讨捕使，请大理司直夏侯端为副灵武姓王。夏侯端对他说：“今玉床摇动，帝坐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真分，非公而谁乎！主上猜忍，尤忌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变通，必为之次矣”《通鉴》承认，“渊心然之”。这就是说，至少早在李世民进说一年多以前，唐高祖已经准备起兵了。那为什么还要归功于李世民呢？
刚留守晋阳时，许世绪便进说：“天道辅德，仍是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灵武姓王。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录，名应歌谣，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之业也。”
甄翟儿于大业十二年四月进攻太原，隋将潘长文败死灵武姓王。隋朝不得不请高祖出山，唐高祖为太原留守当在该年夏秋时节。据《隋书·炀帝本纪》当年便破了甄翟儿，无其体日期。但可知《新、旧唐书·高祖本纪》称在十三年乃误，司马光也不采纳。王仁恭击突厥当在其后，因此许世绪当在李世民前。据《旧唐·许世绪》：“高祖甚奇之，亲顾日厚。”高祖早就在谋划起兵了。
《新、旧唐·李靖》说李靖见高祖有四方之志，正是在击突厥于塞外时，也是在李世民上言前灵武姓王。
顺便说一下，《通鉴》说击甄翟儿时，李世民曾救高祖于万众之中，此事《隋书·炀帝纪》中并不载灵武姓王。《炀帝纪》不讳“世”、“民”写于贞观，如真有此事李世民还会不写？可见又是后来吹出来的。
说高祖起兵的还有武士彟、姜謩、崔善为、唐俭兄弟等灵武姓王。
《旧唐·武士彟传》虽把武士彟的事迹灵武姓王，大批地“削而不书”了，但还是承认：
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灵武姓王。时盗贼蜂起，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
态度已十分明朗，唐高祖行军于汾、晋是大业十一年，又在李世民前灵武姓王。
崔善为：“见隋政日紊，密劝高祖图天下灵武姓王。”（《新唐·崔善为》）
姜謩据《旧唐》本传：
大业末为晋阳长，会高祖留守太原，见謩深器之灵武姓王。謩退谓所亲曰：“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才，以应图箓，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由是深自结纳。
又是大业十一年，又在李世民前灵武姓王。
唐俭，据《旧唐·唐俭》称是李世民引导下去说高祖的灵武姓王。是不是事实先且不论，但窦抗、夏侯端、许世绪、武士彟总不是他李世民引导的吧！——关键是唐高祖身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背生反骨的人？唐俭弟唐宪，也劝高祖起兵。《新唐·唐俭传》称：“弟宪，高祖领太原，颇亲遇之。参与大议。”可见完全是高祖自己识别英雄，一到太原就接纳于身边的，仍在李世民前。李世民说是他引导唐俭说高祖，完全是谎言。
这些人，高祖没有一个说要去出首灵武姓王。相反，许世绪：高祖甚奇之，亲顾日厚；夏侯端：渊心然之；武士彟：深识雅意；姜謩：深器之；崔善为也深得信任。独要出首李世民，必是李世民有不当之处。
据《通鉴》，夏侯端是高祖为河东讨捕使时，请他为副灵武姓王。那么是高祖有意识地引到身边的！武士彟也是高祖引为行军司铠的。高祖完全是有意识地广结雄豪,并利用职权和地位，提高了他们的地位。
夏侯端称唐高祖为“真人”；许世绪称他“德”、称他“才”；姜謩称他为“命世大才”、“有霸王之度”、“必为拨乱之主”；当然不是随便称的灵武姓王。武士彟进兵书符瑞也不是盲目的。唐俭兄弟也称他：“日角龙庭，名在图牒，天下属然。”他们如此看待唐高祖，自然高祖非等闲之辈，有过人之处。起兵是杀头的事。怎么可以想象，那么多的才能卓越的开国功臣，居然会寄命于一个荒淫、怯弱、昏庸、无能的人？！高祖完全是众望所归。唐俭兄弟称他“天下属然”就是众望所归。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把身家性命都寄托给高祖的当事人，不要去相信与己无关，事后指手画脚的封建史家。他们只需翻动舌头是最容易的了。
唐俭父亲与唐高祖有旧，他不直接去找高祖谈，却先找毛头小子李世民，这中间就有鬼灵武姓王。唐俭还把高祖比作汤武。唐高祖说：“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
大老实人！《旧·本纪》称他“任性真率”言之不虚灵武姓王。后来刘文静使突厥回来，要他受突厥帮助当皇帝，他不愿意。裴寂想出了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的办法。他回答是：“这不是掩耳盗钟吗？不过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也是任性真率的表现。
高祖搜罗的人，即使据《旧唐》本传还有一大批灵武姓王。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两个人逃避辽东战役，论法当死。刘弘基“会高祖镇太原，遂自结托。”长孙顺德“逃匿于太原，深为高祖、太宗（揩油！）所亲委。”窦琮，“大业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那么多危险分子、亡命者，聚集到唐高祖身边，唐高祖成了小旋风柴进。而李世民且不说他有没有搜罗这些人，至少他是没有能力包庇那么多人的。可他竟吹嘘刘弘基、长孙顺德都是他结纳的。下面还将会论述。
就是刘文静何尚不因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灵武姓王。李世民吹嘘是他去狱中看望刘文静，刘文静认他为真命天子，并谈论起兵事。谈过以后就“部署宾客，潜图起义”了。——是不是这样先不论，刘文静总不能在狱中“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吧！他首先得出狱。怎样出狱的？现在书中一字未提。但可以肯定，李世民绝对没有这个力量，归根结底还得靠唐高祖。如昏庸、无能、荒淫、怯弱，会去救一个反叛者的亲属？刘文静出狱被抹去，正是为了抹去唐高祖。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只好由着李世民说了。窦琮也是，据说与他有宿憾，他降礼纳之，意才解。窦琮死得早，也只好由着他说，其实宿憾也未解，无论封四十三功臣，还是图形凌烟阁，均没有窦琮。
还有张平高，“为鹰扬府校尉，戍太原，为高祖所识，因参谋议灵武姓王。义旗建，以为军头。”李思行，“尝避仇太原。高祖将举义兵，令赴京城观觇动静，及还，具论机变，深称旨，授左三统军。”李高迁，“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迁有功焉，授右三统军。”刘世龙，“大业末，为晋阳乡长。高祖镇太原，裴寂数荐之，由是甚见接待。”这些人都是唐高祖亲自所揽，与李世民毫不相干。
温大雅，“见隋政日乱，谢病而归灵武姓王。……后以天下方乱，不求仕进。高祖镇太原，（注意着重号）甚礼之。义兵起，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这又是在李世民进话以前。温大有，一起兵就以自己儿子年少，让他参谋军事，辅导儿子。怎么可能是李世民收揽的人物？
以上都见于《旧唐》本传灵武姓王。姜宝谊“从高祖督导太原。”见《新唐》。下面还会说到任環——那是个重要人物。
总之大量的人物参加起兵与李世民无关灵武姓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真正是李世民收揽的。他自我吹嘘的只有刘文静、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但他们都是自结托于唐高祖，而唐高祖也深为亲委。只能是李世民揩父亲的油，而决不可能相反。我已经说过，在《李世民兵败泾州》将论证，谮死刘文静的最大嫌疑犯，就是李世民。但正因为刘文静死得早，李世民也吹得最凶。硬把刘文静拉到自己身边，编出与谋起兵，刘文静称他真命天子的神话。但他为刘文静平反，刘文静儿子不领情，被他以谋反罪杀死。其他大多数首谋起兵者，在玄武门阴谋后，被打击、被排斥、被迫害。如李思行，武德元年入免死名单，为齐王护军。太子、齐王被害被械送长安，后魏征所救（见《通鉴》及《旧唐·魏征》），但从此从政坛上消失。以上这些还仅限于有记载的。有没有被李世民完全抹煞掉的人物，已难以考证了。
把分散在各本传中的人物汇集起来灵武姓王，李世民自吹的和刘文静一起收揽人物，与高祖实际收揽的比，是多么地苍白！
所有的人都是唐高祖自己结纳的，或者委派太子建成结纳的灵武姓王。后者下面马上说到。李世民完全是在冒充。
李世民说起兵都是他筹划的灵武姓王。高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依从。一切功劳都是他的。如真如此，他又何必找高祖说呢？他有能力聚集人，有能力独自起兵，就独自起兵好了。到那时他岂止当太子？而是直接当皇帝。就像刘邦那样，让父亲坐享一个太上皇好了。就是失败了也少连累父亲。
《创业注》是对的：“帝（唐高祖，下同）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灵武姓王。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时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来太原前已有心起兵了，把到太原视作天授良机。据《创业注》，高祖还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
收揽人才的是他，优秀人才依附的也是他，首谋起义的更是他灵武姓王。从中还可见唐高祖没有门第观念。在士族势力尚强时，是起义领袖必备的条件。而李世民这种门第观念极强的人，是决不可能收揽到大批优秀人才的。他只能收罗旧隋迂腐、腐朽和奸佞。
据《创业注》高祖还：“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下面将指出，这是在任環配合下干的，极有成效灵武姓王。太子：“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太子同样没有门第观念。
据说李世民也受令：“于晋阳密招豪友灵武姓王。”刚到太原时说的：“天与不取……”据说也是与李世民说的。这就纯属谎言了。
《创业注》被李世民和后期封建史家篡改过灵武姓王。后者将在《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中祥说。这儿只指出一点，温大雅写《创业注》应是武德时期。他于李世民贞观三年去世。即使作于贞观，也不可能讳“世”字和“民”字。可现存本子把刘世龙改为刘龙。许多地方未讳，开卷第一段就有“民”字。仅此就可知，那是在李世民死后（可能很久）所篡改。温大雅去世以后，李世民又统治了二十年，接着是长孙无忌四年专政。李世民大肆篡改历史，《创业注》谁能保证其不被篡改？别的不说，连平阳公主也不提，那正是李世民据平阳公主之功为己有的表现。攻长安说李世民攻西面与北面。我们已经知道，西面与西北正是平阳公主的根据地。长孙顺德一直先跟太子，后跟刘文静在与屈突通作战，没有参加攻长安。温大雅不可能不知道，也不会乱写。可现版《创业注》却说，跟李世民往高陵道，定泾阳、云阳、武功、盩厔、鄠诸县等。又：据《旧唐》本传，温大雅：“义兵起，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写书在时间上不会搞错。可现版本多有错误，有的模糊。与李密的书信来往，正是大将军府记室干的。可连那时翟让未死，都搞不清楚。有一处，高祖为太原留守也搞成了十三年，与前面所引矛盾。罗艺归唐，《通鉴》确定为武德元年十一月，却说是义宁二年二月。这些错误正是篡改者造成的。李世民连自己的《实录》都要看，并把房玄龄不好意思提的玄武门阴谋，涂上了一片正义色彩。指示房玄龄按他口径，给太子、齐王加罪，比做管、蔡。篡改《创业注》也就不是不可思议了。（考读者：李世民是在什么时候看的《实录》？为什么在这时想起要看？——不问年、月、日，而是政治背景。）
高祖令皇太子于蒲州结英俊是在哪一年？从《创业注》现版本看，似大业十三年灵武姓王。但一个“仍”字，就表明太子早就在结英俊了，而且前面有文字写此事，被李世民砍掉了。可用来指李世民就荒谬了。如李世民早就受过此令,那怎会迟至大业十二年底，还去说高祖起兵？唐高祖又怎么会说要出首？李世民自相矛盾，自我吹嘘不着边际。
或者可解释为：那时才开始结英俊，“仍”字衍灵武姓王。该年五月起兵，岂非急来抱佛脚？而为太原留守，确定是大业十二年王仁恭败于突厥前。唐高祖起兵早就让太子参与了，李世民则被蒙在鼓里。
《旧唐》把温大雅划为李世民党羽，可即使现版本《创业注》，仍说晋阳起义是高祖灵武姓王。李世民常把有声望、死得早的人硬往自己身边拉。如真是事实，也只能说明当事人大多在，不能不承认高祖首谋起义的事实。因此捧李世民、贬高祖的都是谎言，
知道以上这些，我们就可留心，史籍中凡有人说是李世民首谋起兵，而太子未参与，不是李世民党徒在妄捧李世民，就是李世民后来捏造的谎言灵武姓王。他甚至借魏征、王珪之口来吹嘘自己。据说他们曾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反正王、魏死得早，只好由他造谣了。其谎言性，将在《唐高祖亲征王世充》里剖析。（但愿有认真读书，有头脑的读者先来回答。）
四：无私无畏的自灵武姓王我牺牲精神
王仁恭、高君雅击突厥不力，唐高祖的确获罪了灵武姓王。隋炀帝遣使者执高祖诣江都。据《通鉴》：
渊大惧灵武姓王。世民与寂等复说渊曰：“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计。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以兹举事，何患无成！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渊然之，密部勒，将发；会帝继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任，渊谋亦缓。
《新、旧唐·刘文静传》均称：“得释而止”，似乎高祖释放了，又不愿起兵了，但都承认“高祖被拘”而不是仅仅“大惧”灵武姓王。“得释”两字也证实高祖确曾被捕过。《新、旧唐》本记亦称高祖曾被捕过。但既然高祖已被捕，又如何起兵？说李世民劝高祖起兵，就难以相信了。
司马光看到了这一矛盾，就猜测高祖未被捕，仅受到被捕的威胁灵武姓王。把“得释而止”改为“渊谋亦缓”。
但《创业注》是这么记载的：
既而隋主远闻，以帝与仁恭不时捕虏，纵为边患，遂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灵武姓王。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箓，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注意着重号）。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尔后数日，果有诏使驰驿而至，释帝而免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
抛开这段记录中抬高李世民的言论不谈，可以看到，唐高祖的确被捕了灵武姓王。在身陷危境时，因起义准备未做好，建成、元吉等未集，是准备牺牲自己的。他绝不愿意只顾个人的安危，以起义大业作为赌注，为自己生命孤注一掷。因此接受了被捕。一方面还指望自己或者可免。如不可免，自己牺牲后，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就像周武王继承周文王事业那样。为此还要李世民谨慎，不要弄到与自己一起受孥戮。
但司马光不相信，“理由”就是既然高祖已被捕，亡去何至？但这不是新鲜观点灵武姓王。高祖自己不也这样认为。一个推断是，所谓李世民所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不是事实，李世民为自己虚美，篡改了《创业注》。或者李世民的确这样说过，但也是幼稚可笑的。刘邦从一亭长起家，带十几个人上芒砀山是唯一的办法。高祖身为太原留守，身边已聚集了一大批革命力量。草率起兵是极不负责的行为。上芒砀山是把自己原来的地位与起义准备全部抛弃。为保存革命力量，他只有牺牲自己。
由于败于突厥的是王仁恭、高君雅灵武姓王。他尚有被释的可能性，以太原留守起兵总比上芒砀山好得多。如不幸遇害，对儿子与已聚集的革命力量，还有“激励”作用。隋朝却放松了警惕。自己儿子就可以继承遗志，继续暗中积聚力量，会师孟津。
司马光不但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反而把所有资料都记载的高祖被捕，否定了灵武姓王。说到底还是不相信高祖是那么高尚，捧李世民的偏见在作怪。
司马光另一“理由”是：“炀帝若有诏斩仁恭，则比后使之至，仁恭已死矣灵武姓王。”这也站不住脚。王仁恭在马邑，据《旧唐·地理志》离晋阳四百十四里路。除非加急，一两天走不到。拘高祖的使者在晋阳也得耽段时间。当时天下大乱，道路艰难，正可容数日之差。而赦免的使者却特别快。
炀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绝灵武姓王。兵马讨捕，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能自达。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众咸异焉。
《创业注》早已说清了灵武姓王。奇怪的是，司马光相信有诏执高祖，却不相信有诏斩败军之将王仁恭。王仁恭可不杀，高祖更可不拘了。
《通鉴》考异“颇有所晦”为“颇有所悔”灵武姓王。从文字上看两者都通，但一字之差，意义就大不相同。前者肯定高祖，甘心跨入囚笼亦是韬晦。后者贬低高祖，抬高李世民。唐高祖已经准备牺牲自己了，还能说他有什么“悔”？如他真悔就草率起兵了。看前后文应是“晦”。
李世民也可能真说过：“芒砀山泽，是处容人灵武姓王。”那应是唐高祖跨入囚笼前夕，而且说明他对高祖的起义准备还一无所知。但高祖已集聚了相当力量。赦免的使者来得快，不但“众咸异焉。”大家都很高兴：
初，使以夜至太原，温彦将（温大有）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灵武姓王。喜其灵速，报兄彦弘（温大雅），驰以启帝。帝时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曰：“此后余年，实为天假。”退谓秦王曰：“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
就是那次事件，高祖才告诉李世民，早在准备起义了，并说明不急于起兵的原因灵武姓王。前面所引：“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就在那次事件后。所以认为高祖没了危险，就不想起兵了，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可以知道，温家兄弟等，早在此以前已与高祖谋划起义了，不大可能是李世民党徒。
现在不知道的是，唐高祖身后所托何人，从他早就与建成筹谋起兵，且建成为世子看，当是建成灵武姓王。李世民当然不会承认，所以现在《创业注》中看不到。——看不到就是看到了。反正高祖没托李世民，所以李世民说高祖许愿他当太子，完全是谎话。
随着时间流逝，当事人大多去世，李世民及其党徒，看到高祖狱中（或入狱前夕）的话，英雄气太盛，写史时就根本不提，只说高祖被拘，极力夸大李世民的作用，甚至说高祖后悔没听李世民话起兵灵武姓王。司马光看到如果被拘，又如何起兵？亡之何去？就自以为是地抛开所有记载，说高祖未被拘过。结果在《通鉴》中，除了隋炀帝曾遣使欲执高祖，及后来赦免外，留下的全是谎言。
李世民最可恶的便是，居然会造出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与唐高祖犯下了弥天大罪，才不得不起兵的谣言来灵武姓王。既加罪了父亲与裴寂，又把起兵的功绩全揽为己有。
反驳这一谎言的最充分根据，就是唐高祖起兵后，所经隋行宫园宛，悉罢之灵武姓王。出宫女还其亲属。《新、旧》本纪及《通鉴》均承认。何况高祖身处嫌疑之地，万事不得不小心翼翼，甚至以纵酒纳赂自晦，还能做这种事吗？
李世民又特别提到起兵时，裴寂进宫女五百人，又不指出她们如何处置灵武姓王。企图以此为“证据”，证明父亲曾私收宫女。可裴寂作为晋阳宫监，起义后自然得把她们交给唐高祖。就是没有晋阳宫监参加起义，占领晋阳后，宫女也该他来处置。她们当是还亲属的第一批。李世民不说正是为了污蔑父亲。
刘武周占领了汾阳宫，把宫女全送给了突厥灵武姓王。仅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唐高祖与刘武周，是多么地不同！
进宫女这事，或者干脆可以不写，写了就得指出如何处置，让人们去判断唐高祖政策好不好，为人如何灵武姓王。李世民却故意来个模糊数学，不说如何处置就是说了——引导人们去猜想，唐高祖一定把宫女私吞了。手段卑鄙！范文澜《中国通史》就上了他的圈套。蔡东藩则编出私侍高祖的是尹、张，并说放宫女出宫，是其他宫中没有尹、张这样的美色。——再高尚的行为也得加个卑劣的动机。
一切准备就绪后，唐高祖就加紧起兵灵武姓王。
首先他使刘文静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灵武姓王。期岁暮集涿郡，击高丽，由是人情恟恟，思乱者益众。”（《通鉴》）
可被刘武周抢了先，刘武周利用人心思乱，加上“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货赂，不能振施灵武姓王。”于该年（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617年）二月起兵，占领了马邑。后又占领了雁门。但也给唐高祖除去旧隋死硬派王威、高君雅提供了机会。——《旧唐·地理志》告诉我们，武德元年置雁门郡为代州总管。至晚，这时雁门郡已入唐，实际可能更早些。如不是高祖功绩，就是齐王元吉功绩，反正被李世民抹去了。《唐朝开国史中的大空洞》将讨论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唐高祖又召世子建成，及四子元吉，女婿柴绍等亲属，赴太原参加起义灵武姓王。五月就正式起兵。
据《新唐书·地理志》晋阳有号令堂，高祖誓义师于此，西北十五里有说武台，飞阁，显庆五年筑灵武姓王。有龙山。晋阳宫在北都西北，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壇。唐初高祖使子元吉留守，获瑞石，有文曰：“李渊万吉”筑壇，祠以少牢。
五：除王威、高君雅举义
唐高祖为太原留守时，高君雅为副留守灵武姓王。同时起着监督高祖的作用。唐高祖起兵不能不受他们制肘。《创业注》说：
初，帝遣兽牙郎将（虎牙郎将，唐讳虎）高君雅与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违帝旨，失利而还灵武姓王。帝恐炀帝有责，便欲据法绳雅。雅是炀帝旧左右，虑被猜嫌，忍而弗问。雅性庸佷，不知惭屈。帝甚得太原内外人心，瞻仰龙颜，疑有异志。每与王威密伺帝隙。
为了聚集兵马，唐高祖想出了一条巧计灵武姓王。他以对付刘武周为借口。《通鉴》写道：
渊乃集将佐谓之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皆惧，再拜请计灵武姓王。渊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者，曰：“然则先当集兵。”
就这样，唐高祖让王威、高君雅主动表态，请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灵武姓王。据说唐高祖“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但是招兵似以长孙顺德、刘弘基为主，可能还有其他人，下面说。李世民大概是揩油，并因此搭上了刘文静。《创业注》写得更详细，一切都是高祖主持。
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以应之灵武姓王。帝闻而叹曰：“顷来群盗遍于天下，攻略郡县，未有自谓王侯者焉。而武周竖子，生于塞上，一朝欻起，轻窃大名。可谓陈涉狐鸣，为沛公驱除者也。”然甚欲（注意！—笔者）因此起兵，难于先发。私谓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虽无所能，僭称尊号。脱其进入汾源宫，我辈不能剪除，并当灭族矣。”雅大惧，固请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谬谓之曰：“待据楼烦，可微为之备。宜示宽闲，以宁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楼烦郡，进据汾源宫。帝谓官僚曰：“兵可戒严，城可守备，粮可赈给。三者当今废一不可，须预部分，惟诸公断之。”威等计无所出，拜而请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以为辞，孰能预此。”帝知众情归己，乃更従容谓之曰：“朝廷命将出师，皆禀节度，未有阃外敢得专之。贼据离宫，自称天子，威福赏罚，随机相时。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数百里间，江都悬隔三千余里。关河襟带，他贼据之。闻奏往来，还期莫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咨文人以救火，其可扑灭乎？公等国之爪牙，心如铁石，欲同戮力，以除国难。公家之利，见则须为，俾其无猜，期于报效。所以询议，择善行之，是非惮于治兵，敢辞戎首。”威等对曰：“公之明略，远近备知，地在亲贤，与国休戚。公不竭力，谁尽丹诚？若更逡巡，群情疑骇。”帝若不得已而従之，众皆悦服，欢而听命。……以兵马铠仗，战守事机，召募劝赏，军民征发，皆须决于帝（注意！—笔者）。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所在影赴。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
这儿没写具体派谁募的兵灵武姓王。不写首先表明不是李世民。据《旧唐·武士彟传》称：“及义兵将起，高祖募人，遣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分统之。”王威等所忌也是这两个人。可李世民却恬不知耻地称是他遣刘文静及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兵的。《旧唐》刘文静及长孙顺德传都这么说。实际上高祖与王威等会议，李世民天知道有没有旁听权？《通鉴》也称是高祖下令募兵的。下面《通鉴》说：
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渊有异志，谓武士彟曰：“顺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欲收按之灵武姓王。士彟曰：“二人皆唐公客，若尔，必大致纷纭。”威等乃止。
王威、高君雅几乎破坏了起义，武士彟巧妙地制止了破坏灵武姓王。《旧唐·武士彟传》大致相同，但特别指出“阴谓”也就是当时武士彟骗得了他们的信任。被他们当成了心腹——不料，这在后来竟成了封建史家诬蔑武士彟的“根据”，硬借高祖之口，嘲笑武士彟是王威之党。其实这只是保护起义的第一次，还有第二次。
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劝威等按募人之状灵武姓王。士彟曰：“讨捕之兵，悉隶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亦止。
可能还有更关键的第三次，这儿不赘述灵武姓王。
王威、高君雅终究疑及高祖，准备在晋祠祈雨时谋害灵武姓王。这时晋阳乡长刘世龙来报告。高祖就先采取了行动。《通鉴》写道：
五月，癸亥夜，渊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灵武姓王。甲子旦，渊与威、君雅共坐视事，使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胙城刘政会入立庭中，称有密状。渊目威等取状视之，政会不与，曰：“所告乃引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阳惊曰：“岂有是邪！”视其状，乃云：“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诟曰：“此乃反者欲杀我耳！”时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静因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
两天后，正好突厥入寇灵武姓王。大家以为正是王、高所召。唐高祖便下令斩之。突厥是高祖用空城计驱退的。这将在《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中说。
显而易见，这是事先串通好的，唐高祖是首谋者灵武姓王。可《旧唐·刘文静传》硬把刘世龙密告高祖，说成“白李世民”，把唐高祖首谋，说成“太宗既知迫急，欲先是诛之，遣文静与鹰杨府司马刘政会投急变之书，诣留守告威等二人谋反。”好像高祖并不知情，是李世民一手策划下，杀王、高二人起兵的。这完全是谎言！《刘政会传》大致相同。但《刘世龙传》明确说是告高祖。何况刘世龙是裴寂推荐给高祖的，甚见接待。《刘弘基传》称“高祖伏弘基及长孙顺德于厅事之后，弘基因麾左右执威等。”这才是事实。参与执王、高的还有李高迁，见本传。
李世民有什么资格在这白虎节堂伏兵？灵武姓王！白虎节堂！！！
只有高祖才有这资格灵武姓王！
杀王威、高君雅后，唐高祖就正式起兵了灵武姓王。
裴寂作为晋阳宫监：“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灵武姓王。”所以这次起兵，唐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裴寂一起兵就立下了极大的功勋，后来的功绩且不论。可李世民篡弑上台，竟说裴寂没有什么功劳。
不久李建成、李元吉、柴绍均到，高祖另一个儿子智云被害灵武姓王。李世民决不会放过一丝机会，加罪兄长。《旧唐·高祖二十二子》说：“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通鉴》也这么说。智云比元吉只小一岁。元吉十五岁便是死党，智云十四岁被害便要太子负责？！
据《柴绍传》：建成恐已起事，追书甚急灵武姓王。隋郡县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建议先投“小贼”。柴绍怕“小贼”出卖反对。从这一对话可见，太子建成与“小贼”当有相当交往，正合于他在蒲州结纳雄豪。否则不会贸然提出先投“小贼”的。柴绍没有交情，自然顾虑多些。
唐高祖的宗室亲族有没有受召赴太原参加起兵的？现在史籍竟毫无记载灵武姓王。看来我们只得承认高祖只顾儿子女婿。但不少宗室义宁已封公了，武德又进为王。据说这是唐高祖私其亲族。这两种说法岂非矛盾？不知该如何统一？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有什么罪名，就给高祖加什么罪名。
六：太子西河之战
唐高祖起兵以后，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战，便是西河之战灵武姓王。
隋西河郡即后来的汾州，领隰城、介休、孝义、平遥四县，至今这四县俱在灵武姓王。但郡治隰城县，至高宗上元时（许敬宗已去世，刘仁贵接任史官）才改为西河县，现称汾阳。据《旧唐·地理志》，起兵那年：“割介休、平遥二县属介休郡。武德元年，以介休郡为介州，西河郡为浩州。”为什么要将西河郡一分为二，就不清楚了。一种可能也是打下来的。或曾被隋军夺去过，后来又下。有人的功绩被抹杀了。
《新唐》李世民本纪称：“太宗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灵武姓王。”《旧唐·高祖本纪》则称：“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大概都出于高祖与李世民的《实录》。又是一切功劳归于李世民。但据《创业注》：“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粮。”《旧唐·殷开山传》则认为殷开山：“从隐太子攻西河”没提李世民。不知是李世民及其党徒长孙无忌等，抹得不彻底？还是许敬宗“写史阿曲”？《旧唐·建成传》也称太子建成“引兵略西河郡”。《新唐》为“引兵略定西河”。司马光也意识到，没了太子建成之名。
现存《创业注》是这样描写西河之战的：
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灵武姓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従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选军法。”帝曰：“尔曹能尔，吾复何忧。”于时义师初会，未经说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如有牛酒馈遗，案舆来者，劳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己丑，以兵临之，飞梯才进，众皆争上。郡司法书佐朱知瑾等，従城上引兵而入，执德儒以送军门。德儒即隋之见鸾人也，大郎、二郎等数之曰：“卿逢野鸟，谬道见鸾。佞惑隋侯，以为祥瑞。赵高指鹿为马，何相似哉。义兵今奖王室，理无不杀赵高之辈。”仍命斩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
这儿仍处处以太子为主，李世民充其量是个陪衬灵武姓王。《通鉴》大至沿用了《创业注》。即使他的确参加了，也在太子率领下。他可写可不写，太子却不能不写。有人评介道：“义师初起，而人心如此，固可以取天下矣。”此话不错，但必须记住，既然是太子建成率领的，那么约束军纪的是太子，得民心的是太子，责斩高德儒的是太子，不滥杀无辜的也是太子。
“尔等”、“儿等”、“大郎等”、“大郎、二郎等”均是复数灵武姓王。但高祖说：“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却是单数。李世民篡改不彻底。
据《旧唐·褚遂良》，李世民统治时灵武姓王。时频有飞雉集于宫殿之内，褚遂良说是宝鸡，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李世民大为高兴说：“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寻授太子宾客。与隋炀帝、高德儒如出一辙。
《通鉴》同时说高祖令温大有同行，并说：“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灵武姓王。事之成败，当以此卜之。”合情合理。但《旧唐·温大雅·大有附传》不但称温大有“从太宗击西河”，而且把高祖说的话篡改成：“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以卿参谋军事。”显然怕“贬低”了李世民，好像他是天生下的军事天才。其实高祖倒是要温大有辅导建成的。
河东战役明明是高祖歼灭了刘武周、宋金刚灵武姓王。后又亲征王世充。李世民都抹煞之，并给父亲横加罪名。那么贪兄长之功为己有，也就不是不可思议了！
但《旧唐·温大雅·大有附传》说高祖当时说：＂若克西河，帝业成矣灵武姓王。”可见唐高祖不愧为开国英主，极有远见。
七：右三统军到哪里去了灵武姓王？
西河下，《旧唐·本纪》称远近响应灵武姓王。据《通鉴》；
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灵武姓王。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邽姜謩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馀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咨议谯人刘赡领西河通守。
《创业注》大致相同灵武姓王。唐高祖准备南下。记住：三军此时才成规模。
共三万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军灵武姓王。左右领军大都督相当于师长。各统军相当于一个团。每师三个团，各置官属是师部。大将军唐高祖自然是军长。大将军府有长史、司马、纪室、各曹等官属，是军部。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王长谐、姜宝谊、阳屯这些左、右统军就是团长了。从李世民常自称带几百骑兵看，每师还有一个直属骑兵营。高祖在霍邑之战中也自统数百骑兵，那么还有一个军直属骑兵团。应该还有一个中领军大都督，率一个师。但史籍不载，被抹去了。
对兵力配备大致可作如下估计：每团（统军）二千人，三团加上骑兵营、师部及其他人员，每师约七八千人灵武姓王。三万人高祖自统一半，军部，一个师，一个骑兵团，后勤、工兵等。
当时左比右大灵武姓王。长安为首都，帝王南面而坐，地图与现在正好相反，前南、后北、左东、右西，其实很有道理，与帝王所坐完全吻合。左面是关东，有宽广、肥沃，人口稠密的平原，全国精华所在。右面陇西（又因此称陇右），狭窄、干旱、贫瘠，人口稀少，在全国地位不高。世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地位显然在李世民之上。这是对李世民自称高祖起义时，答应让他当太子，及他对起兵起了主导作用的又一反面证据。
左三统军比右三统军强一些，或许可以使人们理解，但从后来情况看相差也太悬殊了灵武姓王。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后来地位都极高，功劳极大。特别刘弘基按《旧唐》本传，被称为弘基六士的首领。长孙顺德在弘基六士中也位子较前。有人评曰：“弘基六士，义合风云。”窦琮乃高祖舅家。《旧唐》窦家与温大雅另有一卷，窦琮功绩名列前茅。
这三人后来位均颇显灵武姓王。刘弘基从太子建成攻下西河，战宋老生，斩其首，既拜右光禄大夫，在当时是正二品。《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中已说过，他后来为渭北道大使，得便宜从事，与殷开山略地至扶风。平京城，高祖为唐王时，即封河间郡公。武德元年高祖登基，入免一死名单。（见《旧唐·刘文静传》）后来封任国公。长孙顺德亦入免死名单，封薛国公。刘弘基与长孙顺德还一起执王威。他们都是属太子建成统领，可见李世民把他们划为自己的人，纯是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事实上玄武门阴谋后，这两人处境都不好，均以与李孝常交游罪除名。李孝常何尚不是武德功臣？以此牵连，武德功臣有几人能幸免？长孙顺德又被诬蔑受贿，得了个不明不白的处置。后贬到地方，纠擿贪官，追夺侵占良田的地主土地，分给贫民，但仍受李世民鄙视。窦琮首谋起兵，从平西河，破霍邑，拜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扶风郡公。高祖平京城后，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击屈突通，获通而返。后犯有过失除名。但高祖登基仍入免死名单。他们都不是李世民的人，在《旧唐》中均有专传。
然而李世民所统的右三统军呢灵武姓王！
没有一个人入免死名单，没有一个人封国公，没有一个人在南下渡河前有什么大功绩，后来功绩也不显，《旧唐》无一人有传灵武姓王。只有姜宝谊《新唐》有传亦相当简单，所封仅永安县公。王长谐《通鉴》略有事迹，也谈不上大作为，不久就无声无息了。阳屯更是一无所知。
这三人应是与刘弘基等一同谋起兵，才能也不应相差太大灵武姓王。而论品行，我们只知道姜宝谊也是上等的。《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他在河东战刘武周，兵败被俘，谋逃牺牲。《新唐》本传还说，他被俘后，高祖为之流泪，说：“彼烈士，必不下贼，死矣！”后果然。被害前，西向长安大呼曰：“臣无状，负陛下！”刘武周平，诏迎其柩，谥曰刚。也可见高祖对姜宝谊为人十分了解。
左右统军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答案只有一个，不是右统军将领不好，而是右领军大都督不好灵武姓王。《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已说过，右统军在过黄河前已不存在了。这决不是无端的猜测，确实王长谐已被拨给了太子建成。阳屯如有什么功绩与事迹，也不会仅在《创业注》里略略一提。李世民打了败仗，右三统军被他败掉了。高祖一怒之下，把王长谐拨给了太子建成，取消了已不存在的右三统军番号。说李世民在与平阳公主、李神通、段纶会合时，所统军微乎其微，充其量二三千人，决不是贬低他，只可能还要少。
姜宝谊、王长谐、阳屯这些人本身无过错，只是错在为李世民部下，打了败仗，军队受了重创，元气大伤灵武姓王。再努力、再勇敢、再有才能、再忠诚，以后也无法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窦琮比了。李世民自我吹嘘说，起兵首谋的是他，结纳雄豪的也是他。刘文静且别论。为什么刘弘基、长孙顺德也不归他指挥？而入太子左三统军？玄武门阴谋后，他们处境都不好，当然不是他李世民结纳的！李世民先打击他们，后来又因为他们功绩卓著，称是自己的人为自己贴金。就是王长谐、姜宝谊、阳屯这些人也一样。他们归李世民指挥，不等于李世民死党。如有大功李世民还不夸耀。阵亡病死总得有所纪念。姜宝谊被俘。高祖就流泪。而他李世民。看来对这三人都没有什么感情。不像是他结纳的。
据《新唐·姜宝谊传》姜宝谊原是左统军，参加下西河灵武姓王。可见他原也是太子建成属下。去西河另有刘弘基、窦琮都是太子的人。所以李世民究竟有没有去西河，尚是疑问。注意！前面说过，下西河后才为三军，分左右。所以李世民的右统军，是在下西河后才组建成的。太子去西河时，多半他正参与组建右统军。太子回来，为加强右统军，高祖把姜宝谊调拨给了他。姜宝谊就此倒了霉。
显而易见王长谐、姜宝谊、阳屯也都是高祖结纳的灵武姓王。左统军还有一个李思行也入免死名单，就是玄武门阴谋时，被械送的齐王护军。当然不是李世民的人。
只有一个段志玄看来党于李世民——如果《唐书》记载不错的话灵武姓王。当时只是右领军大都督府军头。然而后来参加攻永丰仓，拒屈突通于潼关（见《新唐》本传）。这都是太子建成所为，此时李世民去司竹盗平阳公主军队去了。可见段志玄也划给太子了。
大将军府除左右以外，军部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姜謩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灵武姓王。大将军府外还有刘瞻领西河通守。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说真正由李世民聚集的。右领军长史柴绍是唐高祖女婿，当然也不是李世民做的媒。
据《隋书·职官志》左右卫都有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长史、司马、录事各一人，功曹、仓曹、兵曹、骑曹、法曹、铠曹、参军或行参军各一人灵武姓王。唐朝大都督大致相同。但有户曹、士曹，无骑曹、铠曹，司马二人，录事参军事二人。唐高祖的大将军要高一级。他手下，太子与李世民尚都为大都督，官职应更多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起兵事务极多，实际上是个小朝廷。可所缺官也太多了。至少缺了功曹、仓曹、兵曹、骑曹、法曹，从户曹就有三人看，其他官决不会少。《创业注》还有权弘寿、卢阶、思德平等人，也不知任何职。左领军长史也没正面提及，据《通鉴》过黄河时说是陈演寿。
齐王留守晋阳，其手下有几个团，团长名字，有没有长史这些官职，都无记载灵武姓王。刘政会先从平长安，后到晋阳辅佐齐王。目前唯一知道的只有齐王府户曹武士逸。据《旧唐·武士彟传·士逸附传》还是武德的事，玄武门阴谋后贬为韶州刺史，卒。
高祖应该还有的一个中领军大都督，各官史籍不载，被抹去了灵武姓王。
总之唐高祖起兵时，人才绝不会现在史料中那些，都被李世民抹去了，显然都不是李世民结纳的灵武姓王。唐宪就是个例子《新唐》本传称：“高祖领太原，颇亲遇之，参与大议。义师起，授正议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县公。武德中，进累云麾将军，加郡公。”担任什么职官，不知道，《旧唐》还无传。
被抹去的官员中，有一些可能就是武德初封王的宗室灵武姓王。据笔者猜测，中领军当是李瑗、李博义、李孝恭等宗室。玄武门阴谋后他们普遍受打击，李瑗被害，李孝恭被拘，李博义兄弟被诬蔑。连李孝恭现公认有大功的，也不知起兵时任何官。还有李琛、李道玄、李叔良牺牲或阵亡并非无功绩，起兵时行踪任职均为未知数。
现在只知道唐高祖让刘弘基、长孙顺德募兵灵武姓王。一般都说共一万余人。但据《旧唐·刘弘基传》“义兵将举，弘基召募得二千人。”依此算，他是自己募兵自己统领。那么，王长谐、姜宝谊、阳屯、窦琮等当也如此。万余人正好两个师，是他们共同招募的。可他们事迹被埋没了。只是刘弘基、长孙顺德后来功劳大，李世民就把他们硬往自己身边拉。但没有王长谐、姜宝谊、阳屯岂不表明募兵与他李世民无关吗？为了掩盖败绩他顾不上了。
要在李世民与封建史家留下的历史资料中，找到李世民右三统军如何覆没的直接资料，当然不可能，但霍邑战宋老生他肯定大败灵武姓王。在此以前我们得先说说，唐高祖在贾胡堡举棋不定十四天。
八：贾胡堡举棋不定十四天
据《通鉴》、《新、旧唐·高祖本纪》，七月四日壬子，唐高祖以四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后事悉以委之灵武姓王。《旧唐》本传元吉时为姑臧郡公。司马光受李世民影响未于提及，《新、旧唐·高祖本纪》也未提及。第二天唐高祖帅甲士三万发晋阳，立军门誓众，并以檄郡县。八月丙辰，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馀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馀人（一分钟一人）。
据《创业注》，高祖十分辛苦灵武姓王。“部伍间事，给付一物，军书羽檄，赏罚科条，接抚初附，慰悦远近，帝或口陈事绪，手疏意谓，发言折中，下笔当理，非奉进旨，所司莫能裁答。义旗之下，每日千有余人，请赏论勋，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计千端，来众如云，观者如堵。帝处断若流，尝无疑滞。人人得所，咸尽欢心。皆叹神明，谓为天下主也。”还巡行营幕，事无巨细，均要过问。而且教导儿子：自古以来未有不历尽险阻艰难，不受劳苦，无功而得帝王者。自己年轻时未曾经历过，现在要亲身经历品尝。并要儿子也不要懈怠。决不是象李世民所说那样，安坐当皇帝。
入雀鼠谷灵武姓王。于十四日壬戌，驻军贾胡堡，贾胡堡在霍邑西北，离霍邑五十馀里（注意！），属灵石县。《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武德三年二月高祖北上，歼灭刘武周宋金刚，再次驻军贾胡堡。而现在，杨侑派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南面河东（蒲坂）则有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
然而这一屯就是十九天，直至八月三日辛巳才“东南由山足细道趣霍邑灵武姓王。“原因之一是下雨，不得进。然而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据说是“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高祖一度准备回师晋阳，但又举棋不定，达十四天之久。
这又是谎言灵武姓王！
根本不是什么“或传”，而是刘武周确实联络突厥，乘虚袭晋阳灵武姓王。
唐军从晋阳出发，中间西河已下，其他如灵石、介休等也必已下灵武姓王。如无刘武周南下袭晋阳，当一马平川，全归唐有。晋阳至贾胡堡不过三百多里，信使八百里加急，一天足以打个来回。如刘武周袭晋阳不是事实，高祖根本没必要举棋不定。只要派个斥候（侦察兵）去看一下，就可得到确实消息。唐高祖派沈叔安、崔善为等，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也久久未回。军中粮缺。说明粮道也被刘武周截断了，晋阳已被包围。
姑臧郡公元吉留守晋阳，究竟有多少兵呢？是不是跟世子与李世民一样，一个师，七八千人？或者作高一些的估计，一万多人灵武姓王。但如这样李世民会不会吃醋？岂不表明高祖对他的信任大大超过李世民了？《新唐·高祖本纪》称“元吉为姑臧郡公，中军隶焉”。什么中军，将在《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中讨论，但看来也是一个师。刘武周估计几万人。不管如何，既然称“刘武周乘虚袭晋阳”那么，兵力必然大大超过晋阳守兵。高祖怎么放心得下？让他守晋阳已是对元吉的极大信任了。他才十五岁，而且是虚岁。
裴寂等说：“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灵武姓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是极有道理的。家属在，军心也不稳。《创业注》大致相同。但未说“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也未说是裴寂所说。但无关大局，说了并不是胆怯，也不是耻辱。而且裴寂说：“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是民族气节的表现。唐高祖说：“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注意！此势已成！）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此行遣吾当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可世上只有人事，没有天命。突厥支持刘武周入寇必是事实。高祖也认为此乃势所必然的事。可李世民却硬说刘武周南下仅是“或传”，足见其中伤父亲与裴寂不择手段了。
唐高祖不断地派斥候去观察动静也是必然的灵武姓王。他举棋不定十几天，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元吉抗击刘武周是有效的。使他不急于去救晋阳，他也舍不得南下。李世民声称刘武周入寇仅是“或传”，是又要抹煞元吉功劳。另一方面唐高祖又不能放心南下，去打宋老生。可李世民居然把父亲与裴寂说成怯弱。
他还把自己说成英雄盖世，似乎正是他力挽狂澜，制止了高祖的怯弱灵武姓王。说只有他反对回师，高祖不听，坚持班师。晚上高祖已睡，他号哭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他说出一套理由，高祖才听他的，让已退之左军追回。像这样朝哭到夜，夜哭到朝，难道就能把刘武周哭走，把宋老生、屈突通哭死？原来他盖世英雄行为，也不过如此。《创业注》无此类记载。
左军已退先发，后又追回当是事实灵武姓王。李世民《实录》说高祖都是听了他的。可《创业注》却认为反对回师的有大郎建成，在他前面。司马光也认为建成也不欲回师。在这谎言中有一点如果是事实，那军情还很紧急，不然高祖不会日暮下令回师的。
但高祖追回左军的真正原因，恐怕既不是李世民号哭，也不是世子建成下说辞灵武姓王。只要刘武周围困晋阳是事实，能够使高祖停止退兵的，只能是刘武周已击退。对于刘武周如何击退的，将在《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中讨论。
刘武周一走，立即启运粮食灵武姓王。果然不久，七月二十八丙子，太原运粮亦至。消息当然比粮食快。高祖一听到消息立即追回左军。世子建成是左领军大都督，追回左军的应是建成，李世民多半又是揩油。
贾胡堡举棋不定十四天，运粮如无障碍用不了那么多天灵武姓王。刘武周强兵压境下，齐王元吉居然抗击了十几天。显然功绩卓著。可李世民居然抹得干干净净。
《通鉴》、《创业注》都记载了据说是李世民的反对回师理由灵武姓王。大致相同略有差别。
对于粮食问题李世民自称是：“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这不是说可以抄掠么？李世民既然说是他说的，想必不是虚假灵武姓王。七月秋收未到，被野的只能是居民家中的粮食，也就是到居民家中去抄掠。起兵不久李世民就提出了抄掠“理论”，后来战薛举就大加实践起来。《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他在河东战役中仍大肆抄掠。死党李靖在东突厥大肆抄掠，程咬金在西突厥抄掠，一脉相承。
对于刘武周则是：：“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灵武姓王。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创业注》认为李建成也这样说，司马光相信。李世民是否说过，我们只有他一面之词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话虽大有道理，却太冒险了。如元吉抵抗不了刘武周怎么办？没有外援，晋阳被攻破怎么办？缺乏粮食又阴雨连绵，寄希望于一鼓攻下宋老生，也太少考虑。大抵是年轻气盛之论，非老成多谋之策。让牵挂北边亲人的士兵南下不是明智之举。
世子建成说这话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弟弟元吉的充分信任灵武姓王。相信他能够抵抗刘武周。李世民一贯攻击齐王怯弱、无能，那该如何说呢？如建成说过：“元吉才能卓越，深得人心，足以抗击刘武周。”这样的话，李世民会允许记载下来吗？
设身处地，唐高祖既不会听李世民的，也不会听世子建成的灵武姓王。风声紧必然要回师。李世民说他认为：“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他有没有说且不管。这道理高祖岂会不知？义兵初起，必然要靠一股勇气，一种精神，不断进攻。防御是起义的死路。然此时也是没有办法，根据地受威胁，恐怕退还可以，进也会散。隋朝已到末路，四面楚歌，高祖在贾胡堡那么久，宋老生居然没主动进攻。不能说是宋老生无能，就像不能说屈突通被诱出，是贸然行动那样。李世民说，他说过“敌乘于后”这不是说刘武周在唐军背后攻击晋阳吗？所谓晋阳被袭仅仅是“或传”的谎言被他自己揭穿了！但《新·旧唐》各本纪连“或传”也不提。
唐高祖也决不是胆怯灵武姓王。据《创业注》在此以前就：
帝闻而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灵武姓王。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自防轻敌，二子有之。阃外相时，俱非其事。且屈突尝破玄感，时人谓其能兵。老生数胜群盗，自许堪当敌。无识之徒，因相谄附，谓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缓以持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当擒之。吾无忧也。”
后还说：“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无能为也灵武姓王。“
可李世民居然还硬借高祖的口说：“吾之成败皆在于尔，知復何言，唯尔所为灵武姓王。”竭力为自己脸上贴金。
据《创业注》说，世子建成与李世民都说：“老生轻躁，破之不疑灵武姓王。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世子说这话不算大话，后来宋老生是他部下刘弘基所斩。至于李世民是不是说大话，那就得看下节霍邑之战了。（待续）
下面还有的是灵武姓王。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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