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四) 宝庆会战:开远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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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南安到宝庆

　　一八五九年二月七日，奉曾国藩命攻击石达开的萧启江率部来到赣南，除他本人所率湘军外，还纠集了四万“田勇”配合作战，所谓“田勇”就是按田亩多寡抽调出的壮丁开远姓王。

　　萧启江在清知府刘狱昭和参将胡中和，梁万贵的配合下，进攻南安附近的新墟开远姓王。他起先以田勇向太平军挑衅，太平军在陈亨容，李隆遇的率领下反击，田勇当然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交战之下立即节节败退。由于其败势非假，陈亨容，李隆遇不疑有诈，一路穷追不舍，结果中了湘军的埋伏，被打得措手不及，湘军就势袭杀过来，一举攻克新墟，兵锋直指石达开的大本营--池江。

　　石达开得知新墟失守的消息后，随即制定了应变措施开远姓王。他采取了“将计就计”的办法----既然湘军利用田勇引诱太平军中计，他就抓住田勇的弱点来进行反击。既然湘军乘胜追击，他们就乘机布置伏击。

　　太平军没有立即反击乘胜追击的敌人，而是在麻布陇设下埋伏，待打先锋的田勇大批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击，他们的首要目的不是歼灭这些缺乏战斗力的田勇，而是击溃他们开远姓王。缺乏训练的田勇们被太平军打得惊惶失措，到处逃窜。数万溃散的田勇很快把湘军主力部队的阵脚冲得大乱，这时石达开才率领太平军掩杀过去，把湘军打得大败。

　　这是石达开离京出征以来打得最大的一仗，与湘军主力正面交锋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开远姓王。石达开并没有贪胜追击，而是把握主动，趁机实现向湖南转移的战略目标。二月十八日，士气高涨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在桂阳县再一次大败湘军。至三月七日，太平军已经全军进入湖南。

　　石达开的计划是，突入此时防务比较空虚的湖南后，先攻占湖南中南部的宝庆府，在那里休整并补充粮草后，既可向西出辰溪，沅陵，到达四川的秀山，酉阳，又可北可出常德，澧县，荆州，宜昌，溯江入川开远姓王。

　　湖南是湘军的老巢，由于有作为的官绅和有作战能力的兵源都抽调外省作战而较为空虚，石达开的突然进入使在江西等地作战的湘军士气大受影响开远姓王。骆秉章担心石达开兵入湖南会动摇湘军的军心，进而影响整个战局，“绅民之出境援剿者，皆不免有内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于是急忙要求朝廷调回各省人马入湘助剿，一万多人的军队立即被从江西和湖北调出驰援湖南。与此同时，由左宗堂策划，急召在籍湘军宿将及旧部共四万余人，由左宗棠指挥部署。

　　然而，石达开选择宝庆作为攻击目标，是出乎湘军将领预料之外的开远姓王。当时骆秉章，左宗棠等都只想到石达开想回师湖北，而没料到他同时还有入川的计划，因此以为他的目的是直取衡阳，再由那里入湖北，攻武汉。因此他们的部署是以保卫衡阳为中心的，这就给了石达开进攻宝庆以可乘之机。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挟江西大捷的余威，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连克桂阳，宜章，兴宁，彬州，嘉禾等地，声威大振，并与当时两广和湖南交界地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遥相呼应，形成了极大的声势开远姓王。

　　四月，左宗棠从被俘的太平军士兵处得知石达开有入川的意图后，急忙调集部队拦截开远姓王。石达开的先头部队在攻打永州的时候，遭到湘军刘长佑，江忠义部的拦截而失败，与此同时，湘军水师副统领王明山从衡州赶到祁阳，利用水师严密封索湘江，防止石达开部渡江，而湖广总督官文及湘军名将杨载福率领的援军也已到达。

　　石达开得知先头部队在永州遭到重兵拦截的消息后，立即调整了作战计划开远姓王。他一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赖裕新部大张旗鼓地向西进攻，以调动敌人，一面令傅忠信部率精锐伺机直插宝庆。与此同时，他本人率军以张遂谋部为前导，绕道祁阳攻向宝庆。此外，还派出一些部队继续留在湘南攻打道州，宁远等地，张大声势，干扰敌人的判断与部署。

　　四月下旬，赖裕新按照石达开的部署，首先渡过湘江，攻占东安开远姓王。两日后转攻新宁，随后又故意折回，直捣广西全州，并派人联络当地天地会义军，准备会合，引敌人追赶。湘军主力刘长佑与刘坤一部果然率军向全州方向围追堵截。

　　敌人一被调动，驻扎在东安待命的傅忠信部精锐立即挥师进入了新宁，兵锋直逼宝庆，刘长佑与刘坤一知道后，又急忙赶回新宁开远姓王。回师新宁的湘军被占据地利，以逸待劳的太平军打得大败，营垒全部被踏平，辎重悉数被缴获。傅忠信部乘胜离开新宁北上，直趋宝庆府。

　　而担任诱敌任务的赖裕新部已经联合上了广西全州的天地会义军，在他们的配合下，从容回师，折反湖南，直达宝庆开远姓王。与此同时，派军进攻武冈，新宁，以牵制刘长佑增援宝庆的部队。

　　这期间开远姓王，石达开本人率军强渡湘江，向祁阳进攻

　　四月二十二日，击败湘军知府刘坤一，王勋，副将余星元，杨恒升开远姓王。

　　五月三日，击败总兵周宽世部开远姓王。

　　五月七日，击败被骆秉章调来拦截的陈士杰，魏喻义部开远姓王。

　　就在骆秉章不断向祁阳增兵的时候，石达开却突然放弃了攻打祁阳，于五月二十一日统军直插湘西，并于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分别击败了前来拦截和追赶的敌军，顺利地与先期到达的赖裕新，傅忠信部三路会师于宝庆城下开远姓王。

　　由上过程可以看出，曾国藩以石达开“钝于永(州)，钝于祁(阳)”作为石达开军事不利的证据，实在缺乏说服力，石达开攻打永州祁阳，是出于进兵宝庆的战略目的，永州部队虽然遭遇小挫，但他即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并且却得了明显的成效，而祁阳虽然没有被攻占，援救的清军却屡次被击败，石达开也顺利地抵达了攻祁阳的最终目的---进军宝庆开远姓王。石达开三路大军都顺利会师于宝庆城下，曾国藩却抓住会师途中两次不影响全局的小挫大作文章，是他真的不懂吗？当然不是，这显然是故意夸大这两次局部战斗的军事意义，和同文中所谓的“钝于浙，钝于闽”一样，是想造成石达开远征军一直作战不利的假象。

　　石达开命赖裕新驻扎城西，傅忠义驻扎城东，他本人与张遂谋驻扎城南，不久又派兵在东北和北路筑营开远姓王。从五月底开始，太平军发动了多次进攻，连续同敌人激战，多次击溃敌人的援军。到六月中旬，太平军已在宝庆外围扎下层层营垒，筑起长濠，使宝庆彻底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粮饷来源也全部被切断，太平军对宝庆形成了四面合围。

　　而此时，了解了太平军入川意图的清廷极为惊恐，本着“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原则，不惜打乱整个江南战局的部署，调动了一切可能调动的兵力以阻止石达开入川开远姓王。宝庆城下一时重兵云集，形成了双方主力了大会战的局面。

　　从南安到宝庆这四个月，太平军远征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时常采用暴风骤雨式的急行军冲破敌人的阻拦，战术灵活多变，几支部队时分时合，相互配合，打得敌人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开远姓王。特别石达开具有全局性眼光的战略部署，一再干扰了敌人的判断，大范围扯动了敌军，导致敌人的部署一变再变，既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的，确保了全军顺利抵达宝庆，又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战场和天京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作战，是石达开军事生涯中又一段辉煌的历程。

　　(二)会战的过程

　　由于左宗棠从俘获的太平军士兵口中得知了石达开进军宝庆的目标，清军在宝庆已经有所部署，特别是宝庆城下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将宝庆城东南的民房庙宇全部烧毁开远姓王。

　　太平军从五月底初开始全面进攻，至六月中完成了对宝庆的合围开远姓王。关于石达开攻打宝庆的兵力，曾国藩在《复官中堂》中说，“贼之自浙闽入楚者，不过六七万，益以赣，彬之众，贺县另股之斐，不过惟十余万”，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也说石达开离开江西时兵力是“六七万”，这应该是比较贴近的估计。考虑到在进入湖南后，将领何名标率部从桂阳脱离，则石达开进攻宝庆的总兵力应该在八万左右。(不知道其中是否将士家眷人数，如果包括，则实际兵力更少)。既然其中“裹挟者多，久战者少”，那么还能有多少太平军精锐旧部？再考虑到这八万人中还包括一两万属于”盟军”性质而并非正规军的天地会部队--花旗军，则实际石达开军队中的太平军旧部充其量不过两三万人。当然，据记载，早在他在安庆时，太平军中主动投奔到他麾下的队伍便已达“五，七万人”，但投奔他的人数不等于他带离太平天国辖区的人数。如前章所述，对部份军队他或劝之返回，或留之于安庆，或命之援天京，他到江西后也留了部队在抚州。所谓“石达开从太平天国带走的军队”，我认为应该是指他远离太平天国辖区，开辟第二战场时所带的太平军旧部的人数，这个人数如上分析，不过两三万而已。澄清这一点对于探讨石达开远征的功过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宝庆城内外的兵力初时在三万左右，石达开部兵力上明显占优势，正如有记载所言，清军即使打退了太平军的攻势，也不敢追击，否则立即会陷入太平军队大军的重围中开远姓王。太平军正是看准这一点而全力进攻宝庆的。

　　宝庆守军据城力守，太平军未能一举攻下城池，而清军的援军却一直在增加，湘军刘长佑，江忠义，刘坤一首先赶来，湘军萧启江部因为赴援行动缓慢，胡林翼气急败坏，骂他“萧雅步从容，逢人便问魏二兄，其所谓血性着安在？彼言网开一面，是送贼入蜀也，师杨武陵故智也开远姓王。”湘军刘昭岳，何绍彩部也前来增援，石达开趁其立足未稳派军出击，攻破其大营。此外先据当时一位参战的湘军将领曾回忆，这一时期他所参加的与太平军大小八十多次战斗中，败者六十有余，可见太平军在作战中胜多负少，一直占据优势。但是，攻城的目的却始终未能实现。

　　宝庆久攻不下，四方援兵渐至，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部外，主要赴援力量还包括：曾国藩调张运兰一军回援宝庆开远姓王。官文、杨载福派湘军水师萧翰庆、王明山、陈金鳖各部炮舱100余号往援湖南，胡林翼续调安庆水师副将刘国斌、游击曾绍霖两部，携炮船90余号，水师游击左光培部，炮船28号及已革总兵李续焘所募新勇分援湖南，又调湘军头目李续宜从湖北来援，骆秉章急调主簿魏吻义、副将余星元等部防堵石达开，又调援黔之副将田兴恕一军回湘。。。。。。局势开始渐渐对太平军不利。

　　七月下旬，湘军悍将李续宜率军到达，与湘军水师水陆夹击太平军营地，首先在太平军兵力部署最弱的北方打通了宝庆的粮道及与城外的联系，并继续由北面推进开远姓王。石达开得知后决定主动出击，遂调动大军利用夜色掩护逼近李续宜大营，拂晓时分发动进攻。战斗进行了四天 ，激烈异常。这时李续宜以部分兵力继续扼守大营，自己率军渡过资水西移，在水师和骑兵队的配合下，由西路突然发起攻击，太平军促不及防，哨卡被毁一百多处，上万名战士阵亡，至此太平军西路和北路的阵地均落入敌手。

　　这一战的失利使围攻宝庆的战斗遭受重挫，眼见局势对太平军越来越不利，石达开接受了部署提出的暂时退入广西休整，补充粮草军需的建议，开始部署撤退开远姓王。在双方修战半个月后，八月十三日，太平军再度分作十几路，猛攻李续宜部湘军大营但此战目的已不在进攻，而是为了迷惑清军，以求从容撤退----这是太平军为了避免受敌军追击导致溃败，在撤围时常用的战术。十四日深夜，太平军分兵两路南撤，十八日，全师退入广西。

　　宝庆会战，前后70多天，大小数十战，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直接破坏了石达开的整个战略计划开远姓王。这一年秋天，李永和蓝朝鼎等人率领的起义军由云南进入四川，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而他们奉太平天国为正朔，后来也多次试图迎石达开入川合作，而清军在四川的兵力却相当薄弱，是以李蓝能够纵横川境。假如此时石达开能够进入四川，局势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可惜宝庆会战的失利，使他失去了入川最有利的时机。等到两年后他再度入川时，清军已经在四川部下森严壁垒，李蓝义军也被压制在一角，无法给他有力的配合了。

　　(三)失利的原因

　　客观原因包括

　　1 石达开所部新兵居多，缺乏训练，作战经验不足，不善打硬仗，一但情势不利容易惊惶失措开远姓王。所以敌人说“数虽重，究系裹胁者众，久战者少。”“在宝之贼，不甚善战，不逮陈狗(陈玉成)者甚。”可见石达开部队因新兵居多而作战能力不强的确是会战不利的重要原因。如果当时他率领的八万大军真的大都是能征惯战的太平军精锐部队(比如上面提到的此时在湖北作战的陈玉成的部下)，那么也许他真的已经攻下宝庆了。

　　2 四川是清廷的必守之地，而湖南又是湘军的必救之地，因此石达开所面临的对手十分强大开远姓王。曾国藩可以不在乎石达开打浙江，打福建，打四川，但是不能不在乎石达开打湖南，因此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季公(左宗棠)似不拟赴鄂，目下湘中亦。。。。。。来示全军而后能保楚，保楚而后能图吴，吾谓固湘而后能全军心也。”可见清廷上下对于全力在湖南阻击石达开达成了高度一致，不仅多路军队被调回援救，而湘军出境后，地方上的团练仍然存在，这些人只要经过简单整体便能作战。会战期间，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都指挥所部参与作战，而直接指挥战斗的左宗棠，刘长佑，李续宜等也都是有经验的名将。因此，石达开面临的敌人是空前强大的。他久攻不下，敌人从各地抽调而来的精兵强将实际上在外围对太平军形成了反包围。

　　3 八万太平军集中驻扎宝庆城下，时间一久，军需粮草都有困难，而清军援军日至，四周却都是他们的供给基地开远姓王。这一点曾国藩也看得很清楚，“贼至十万之众，每日需食米千石，需子药数几千斤，渠全无来源，粮米掳尽，断无不去之理，可不须大胜仗也。”

　　以上说的是宝庆会战失利的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这一战未能达到战略目的，拖延日久而无功，石达开在指挥上负有重要责任开远姓王。他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失误----既决定从四面合围，而北面的兵力又过于单薄，结果被清军抓住空子，首先从北面打开了缺口。会战失利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被李续宜从西路攻破阵地，这一次战斗中太平军伤亡上万人，是石达开自金田起义领兵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照理说，像石达开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不应该出现这种只顾眼前之敌的疏失。这个失误的发生，从局部看，因为此前城北驻扎的兵力比较单薄，直到敌军逼近才发现，临时调动部队迎战，以致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而从全局上看，太平军攻城日久，已经渐渐陷入不断增强的援军的反包围之中，很容易受到掣肘，陷入被动。如果不是在大败后及时撤军，战局还可能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石达开显然意识了己军未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出在新兵战斗力上，在率部退入广西后，他没有急于攻城掠地，而是进行了比较长期的休整，“逐日操练士兵”，这明显是为了加强训练，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开远姓王。以后他一直特别关注新兵的战斗力问题，后来在四川涪州纂江攻城不下时，他很快就发现了相似的问题，立即着手布置了整训。

　　(四)战略与战术的探讨

　　长期以来，石达开因“宝庆会战”而备受指责，焦点在于论者认为他不应该孤注一掷，去进攻一座对进取四川并非必须的城池，为此竟不惜虚耗数月开远姓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石达开依然分兵数路，进取湘西，就会使他们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既然在宝庆攻城一时难下，就应该考虑其他对策，以更灵活的军事部署调动敌人，寻虚蹈隙，以求达到进军四川的目的。孤注一掷的结果，是导致自己渐渐失去主动权，陷入被动之中”。

　　的确，如果石达开的目的仅仅是进取四川的话，那么攻打宝庆的确并非必须，也并非上策开远姓王。但是，如果石达开的目的不仅仅是进取四川，则又另当别论。《骆秉章奏议》中有一段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文字：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开远姓王。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石达开进军宝庆，目的之一固然是进取四川，但还有另一个目的，即这是他与江西太平军商议的“合势”，“以窜皖鄂”“取上游之势”的一部份开远姓王。湘军东窥安庆，远离后方，补员和给养方面都暴露出困难，如果石达开能够攻下宝庆，从占领湖南腹地，而后回师湖北，就可以逼湘军回撤，既利“皖”(解安庆之围)，又图鄂(从湖南和江西夹击湖北，收复武汉)，这样一来，通过“取上游之势”，太平军就可以一举扭转天京附近战场的被动局面，造高屋建瓴之势，既解除了清军对安庆的威胁，又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石达开在兵临宝庆后，会一反入湘之初那种“电骤飓驰，昼夜奔蹿”的灵活机动，没有抓紧时间在清兵大军回湘之前，绕过湖南，进取四川开远姓王。其实，石达开的用兵一向是十分灵活机动的，前文所述他入湘之初等战术就可见一端。后来他再度从广西穿越湖南前往四川时，就成功地运用了略城堡，舍要害的战略，结果非常顺利地穿过了湖南和湖北，进入四川。在他进入四川后围攻涪州，纂江等城，以及多次欲抢伺机渡长江的战斗中，都是以实现战略目标为唯一目的，绝不在不必要的城池下耽误时间，造成损失。而他入川后，更与赖裕新，李福猷常常分兵三路，时分时合，相互配合，以灵活的战术干扰敌军的判断，迷惑敌军，最终在不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突破了清军苦心经营一年半的长江防线。所有这些都从侧面显示，石达开是一位“谋略深深”的将领，他是深谙“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思想也深悉灵活运用战术的精要的。他之所以坚持进攻宝庆，并不是战术上的错误，而是出于“争取上游”“合势窜皖鄂”的战略目标的需要，是为了配合天京战场的需要。正如朱偕汉先生在《石达开在南安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决策》一文中分析的：“湘军倾巢东犯安庆，远离后方，暴露了湘军在补员、给养方面的困难。也造成了湘军将士对太平军突袭湖南畏惧。倘若太平军避实就虚，迂回赣南湘南，进攻湖南腹地，从而推向湖北，必将动摇湘军军心，迫使湘军回救湖南。这不仅可解安庆之围，且太平军也可再造高屋建瓴之势。很可能石达开就是根据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决定第四次进兵湖广的。且可能又考虑到太平军在赣浙新挫，士气尚低，补给亦难，石达开采取由浙而闽，经江西南安直插湖南腹地、推进湖北的行动路线。”

　　还有一份材料可作为侧面补充参考：一八五九年春夏之交，洪仁干被委任主理国事之初，石达开即遣使团道贺，并且提出今后一切上给天王的奏章均由请干王代转开远姓王。石达开这么做本身并不出意外，但他在宝庆会战全面展开的时候却还注意着天京方面的一举一动，反应如此迅速，这就不寻常了。如果他的战略本身与天京方面相关，则他即使在大战当前时还随时注意天京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主政人的变化，就非常可以理解了。

　　那么，“合势皖鄂”与“进取四川”两者间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开远姓王。只要攻下宝庆，主动权就在他的手里。他既可以入川，也可以回师湖北，如果兵力足够，他也完全可以从湖南分兵两路，一路打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开辟西南战场，抢夺“天府之国”这个清廷围剿的大后方，另一路入湖北，与江西的太平军两线夹击，收复武汉三镇。

　　战略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适当的调整，一个高明的战略，可以预先包含对于各种形势变化的应变，宝庆会战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开远姓王。

　　从当时情形看，如果石达开夺取宝庆，极大的可能曾国藩移师夔门，以阻石达开入川，当时清廷的战略将“保蜀”置于最高战略考量，后来同意曾国藩留在江南也是以“川境可确保无虞”为前提的开远姓王。一清廷调曾国藩及重兵入川，安庆之围不战而解，石达开更可自上游与江西，安徽等地太平军共趋鄂省，光复武汉，这应该是宝庆会战战略的重要考量之一。

　　而如果清廷仍将重兵留在东线，坚持以保卫武汉，围困安庆为第一考量，而天京方面又未能给予有力配合，下趋鄂省的目的不易实现，那么挥师入川便不失为一种避实击虚的选择，而且仍不失“取上游之势”的目标开远姓王。当时四川兵力异常空虚，政事极为糜烂，这从是年秋天李蓝义军进入四川后迅速扩充到几十万人并势如破竹地席卷半个四川便可看出，后来骆秉章入川后也是花了两年时间才基本把李蓝的力量镇压下去，石达开部论素质，论实力，论指挥能力都远胜李蓝义军，倘若清廷不肯从江南抽调重兵入川，他要夺取整个四川也未必是件难事。从后来的历史看，如果石达开攻占了宝庆，洪秀全方面仍旧无意与之配合，清军不肯放松对江南的围剿而李蓝义军又在四川声势浩大，他很有可能转入四川与李蓝配合，夺取整个四川，再以之为基地收复湖广，或者出关中谋取中原。甚至，如果形势的发展顺利，石达开还可以选择兵分两路，一路派某将领统率，下趋武汉，自己率领另外一路西取四川。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这不是不可能的。四川防务不异常空虚，加上有李蓝大军和四川各地的响应，石达开不一定需要全师入蜀，亦有望在四川坐大。

　　彼时，太平军从东西两线分别出兵湖南，比当年西征军单向作战把握大得多开远姓王。这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太平军的势力可以沿千里长江连成一片。从此清军再难对天京造成什么威胁，太平军大可以放开手脚去东征浙江，上海。而南方余留的云贵陕甘和两广地区的盐，粮，饷大都依靠四川和湖南，一旦失去后方，清军在在些贫瘠的土地上根本难以立足，甚至可能不占而溃。而东线太平军可以沿后来西北太平军的路线，出潼关，取陕甘，入汉中，有石达开在四川方面的策应，占领这两个地区的希望很大(可参考后来石达开中旗部队余部与陈得才远征军的配合作战)。如此一来，则江南半壁，尽入版图之矣！扫清江南，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再兵分两路，直捣燕京，夺取全国的胜利。

　　这个战略还有两点高明之处：

　　第一，石达开夺取宝庆后，势力对湖南影响很大，湖南是湘军的老巢，石达开在这个地方多呆一天，都会令曾国藩多头疼一分开远姓王。到时候势必严重动摇湘军的军心。他不但得为天京，为四川操心，还得为湖南操心，可谓顾此失彼，势难周全矣！！夺取宝庆后的战略可以根据清军的行动相机而动，可以十分灵活。

　　第二，在以上计划所有部份实施的过程中，石达开与天京方面的军队每次都是从不同方向联合作战，既可以相互配合，又可以回避开互不相属的尴尬开远姓王。这一状况甚至可以一直持续到攻打北京。石达开既无意与天京争夺地盘，又不直接参与指挥天京的军队，不管有什么内部矛盾都无可爆发之处，一切都可以等统一全国后再作解决。

　　虽然宝庆会战中面临种种不利的客观条件，但假如不是石达开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失误，攻下宝庆还是大有希望的开远姓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这一次的战役失利了，但宝庆会战的决策却显示出石达开的战略眼光，而这一点，可是说是在天京事变后才得到充分表现----从天京主政时期确立的稳守反攻的策略，到驰援临江，东进浙江，直到南安决策，确立入川目标，并发动宝庆会战，这其间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同时考虑到天京战场的需要和全局的发展，尤其是，这些策略还都以既不需要与天京军队直接接触，又不需要经过天京军队的驻地位前提的开远姓王。既要照顾到和洪秀全及兄弟部队的微妙关系，步步都限制，又要顾及天京局势，还想进一步图谋全局，能每每制定出这样的策略，确是难能可贵

　　开远姓王。

　　(五)会战的战略意义

　　宝庆会战虽然功亏一溃，未能实现其最终目标，但其在战略全局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开远姓王。

　　江西方面，杨辅清部攻克景德镇后，曾国藩曾在 中谈到，他最担心的就是景德镇太平军的动向，因为这支军队随时威胁着湖口，万一湖口有失，九江城很可能重现回到太平军手中，势必彻底打乱进剿计划开远姓王。因此，在石达开离开江西后，他“本拟调萧启江一军从浮梁”夹击景德镇，但是因为石达开的进军湖南造成”彬桂告陷”，他只得改变计划，调这支主力“回援湖南”，而命令江西其他湘军“只得扼要严守，观势而动”，这就支持了太平军在江西战场的战斗。

　　安徽战场方面，宝庆会战前，胡林翼正在黄州部署三路进攻安徽，第一路以荆州将军都兴阿统多隆阿，鲍超等部马步兵勇为一路，已经进抵安徽太湖，却因后顾有忧而不敢再行深入开远姓王。第二路李续宜部原已整装待发，却改援宝庆。第三路即景德镇张运兰部湘军，拟于景德镇得手后即由曾国藩亲自统领转攻安庆，然而在景德镇得手后却步但没有乘胜进逼安庆，却将这支军队调去了宝庆，这当然不是曾国藩不想继续攻安庆，而是因为张云兰部多湘乡人，湘乡距宝庆仅百里之遥，“军心已摇，只得因势利导，令其回援。”胡林翼自己回忆说，“当湘事之告急也。。。不能不顾上游。林翼发兵后，仅领余兵2000人入黄州城守，盖兵将已全赴湘中。。。。。。。”。最终这一次精心策划且已开始进行的会剿安庆计划不攻自破，胎死腹中，曾国藩哀叹：“早知如此，自去冬令萧(启江)张(运兰)并力南路(石达开部)，不令凯章(即萧启江)图景德镇(杨辅清部)也。”石达开在湖南的军事行动，迫使胡林翼曾国藩等人进攻安徽的计划推迟了近一年之久，直到1860年4月曾国藩才得以腾出手来重新部署对安庆等进攻。

　　而由于湖南战事难测，已经进入安徽的一路湘军也在进至太湖后不敢再行深入开远姓王。陈玉成、李秀成抓住时机合兵江北，进攻浦口。其时胜保攻击官文、胡林翼按兵不动，清帝转谕官文、胡林翼以湘军水陆分攻舒、桐、庐州、安庆，以分其势。官文、胡林翼奏复，“因石达开进入湖南，先后调去水师四营，陆师四营，马队二百．备多力分。设宝庆兵力不敷，则岳、鄂同时震动。”并指出由于石达开入湘造成湖北南路空虚，征皖之师，孤军未可深入，等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可见正是石达开在湖南的作战为陈玉成李秀成扫除了后顾之忧。

　　关于宝庆会战对全局而言的战略意义开远姓王，王国平在《1859年宝庆战役研究》中总结道：

　　“1859年初，翼王石达开提师十万众，直捣湘军老巢湖南，发起了宝庆战役，这次战役以石达开军的失败告终而令人惋惜，但是宝庆战役的影响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围，打乱或牵制了湘，楚军的军事行动，支援了长江中下游主战场上的太平军，有者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略重要性，不失为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开远姓王。”

　　赵三军先生在《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危局辩》一文中指出----

　　“正当曾国藩从追击石达开的军事行动中抽出手来逼至安庆开远姓王，还未将手攥成拳头打向天京战场时．陈玉成、李秀成再次抢得石达开创造的最后一个战机．发起天京解围战，横扫江南大营，一举摧毁敌营50余座，天京解围．接着李秀成乘势南下苏州．开辟苏抗根据地，使后期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最好状态．”

　　而王洪峻先生《关于石达开的入蜀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石达开部太平军倾全力向四川突进，打击清军的战略弱点和重点，并与长江下游之太平军相呼应，对两湖之清军主力湘，楚军形成夹击之势，的确时非常高明的一着，效果也很明显开远姓王。这是攻其比守以制敌的打法，彻底打乱了清军的部署。石达开部太平军的这一行动，也夺回来因为天京事变而被清军掌握了的战争的主动权，把清军抛到了被动的一面。

　　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军自然就成为了清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开远姓王。咸丰皇帝惊呼：“逆贼窜扰数省，所至糜烂，若再令扰及蜀中，则不独财赋之区悉遭蹂躏，且势踞两湖上游，荆襄等处皆为振动，即陕西亦需设防，大局将不可问。”这从反面证明了石达开进攻四川的重要性。

　　面对石达开的进攻，清王朝把曾国藩部湘军，胡林翼部楚军，骆秉章左宗棠部湘军，纷纷集中起来，对付石达开开远姓王。命曾国藩移军夔门，骆秉章部的湘军困守宝庆，胡林翼部的主力南下援湘，他们的方针是“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可见，他们的确是把应付石达开部太平军进攻四川放到了第一位。

　　石达开第一次西进入蜀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它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打乱了清军围剿天京的布置，使洪秀全得以整肃内部，编制军伍开远姓王。从这个意义上说，石达开向四川的进攻，有力地支持了天京。”

　　宝庆会战，石达开部固然损兵折将，清军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他们为了在宝庆外围形成对石达开八万大军的反包围，将原先湖北江西的兵力部署和围攻安庆天京的计划全盘被打乱，会战后，立即要面对已经完成了全面调整和部署的江南太平军，从全局上看再次处于被动的局面开远姓王。

　　如果站在全局的高度去仔细考量宝庆会战的战略意义，就不应该因为会战战术上的失误导致的战役失败而忽视石达开“图蜀”策略以及进取宝庆的决策在战略上的高明和对太平天国全局起到的重要意义开远姓王。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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