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回忆录18:兴义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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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回忆录18

　　第十八章兴义姓王我亲历的特殊环境

　　第一节两进中南海

　　一次出洋相兴义姓王，两进中南海！

　　1966年夏天，我刚从一所乡村学校调到县委宣传部当通讯干事不久，在办公室里闲聊，组织部的吴世明谈到中南海时，我便诚心问他中南海在哪里？他不作正面回答，而是轻蔑一笑，眼里射出鄙夷的光，好像在说：连中南海在哪里都不知道，还当通讯干事？当时我的确不知道中南海在哪里，更不知道中南海是党和国家领袖们办公的地方，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居住区，老吴那冷笑的目光和轻蔑的语气深深地刺激了我，使我顿觉自己知识贫乏，大出洋相，一时恨无地洞可钻，便暗下决心：此生定去看看中南海，不去北京不算人！然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南海是何等的神圣，又是何等的神秘，听到这个名字都令人肃然起敬兴义姓王。连游人在景山公园的白塔前远观也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我辈常人岂敢妄想走进中南海？

　　机会终于来了兴义姓王！

　　1980年我在北京呆了较长时间，有机会和时间与北京的贵州老乡接触，各方面都得到他们的照顾，使我过得十分开心！初冬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原兴义地区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韦洪鑫同志，邀一些老乡到他家中欢聚兴义姓王。到他家后，我得知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丰泽园已在高层内部开放，中央国家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发了参观券，他正好有一张。我请求他送给我那张参观券，我不再进餐了。理由是饭可以随时吃，参观中南海对我这个西南边陲的普通人来说，是既不可遇也不可求的，有此条件不去参观，弄不好会造成终身遗憾。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应邀到他家赴宴的朋友们职务都比我高，他们也都支持我去看。

　　持着参观券，顺利通过81号门，一路绿灯去到毛/泽/东故居——丰泽园兴义姓王。人们排队徐行，井然有序。先看北屋书房，层层书橱，均是门开半扇，看着无比丰富的线装书立于柜中。进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圆桌会议室，挂有文革前党中央七位常委的相片，踅向南转入毛/泽/东接待外宾室，隔壁就是他的学习室，有他用过的大小毛笔装于笔筒中，过一间便是他的餐室，一张古色古香的正方木桌上，摆着他用餐的普通的杯盘碗筷，再进入他的卧室：很宽的床上，铺着洁白垫盖，可有2/3的地方是叠放着图书的，每本书均露出书名。隔壁就是卫生间，坐式马桶前放一张木沙发，沙发上放着厚厚一摞大约十余本书。南屋用布遮挡，丰泽园的参观到此结束。

　　接下来便在警察们的指导下参观中南海内允许参观的地方兴义姓王。赢台品茶当然是首选之处，那里每人可泡一杯龙井茶。6角钱一杯，1元2角泡一壶，供4个杯子。人们都想带包茶叶回去作纪念品，可因不能满足需要，卖茶叶后，还得由服务员为你掺上第一次水，以免你带走干茶口叶。坐在那里，中海、南海尽收眼底，邮电大楼的时钟赫然映眼，红墙外便是保卫人员。品茶楼下，便是当年慈禧软禁光绪的地方。还到幽谷、勤政殿等一些允许参观的地方……尽饱眼福。

　　龙井茶不能带走，纪念品却是有卖的，价格便宜，但须排队购买，我买了个公文包，一本通讯录，均印有“中南海”之手书烫金字，随时带在身边，以示我到过中南海兴义姓王。能到特别地方去买到特殊纪念品，令目睹者羡慕不已，我也用之炫耀了好几年。不难设想，在那仅在高层内部开放的时候，如果没有老乡关怀，我怎能优先参观中南海？

　　后来开放范围扩大，1988年冬，我参加全国新闻改革会议和新闻人才培训班，由会议组织团体参观中南海等名胜，我再瞻仰丰泽园兴义姓王。只能单排行进参观，往往是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走，不容你慢走细看。有了以前参观经验的我，看了第一次后，立即去排队重新看了一次。故对丰泽园的印象很深。

　　这一次是团体组织参观兴义姓王，有中央党校的专车接送，学员们统一行动，我得以再次参观人民大会堂，而因有了第一次参观的经验，我便带着与我同住一室的李大斌和于力钧先跑到大会厅的台,前排正中的座位上去体会一下味，又跑到会场中的前排正中座位上去过把代表瘾！

　　我们一路买纪念品，于力钧知道会后我要去成都看我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他特地在人民大会堂买了个纪念包让我带去成都送我女儿高茂兴义姓王。

　　第二节现场参加高级追悼会

　　邓小平胡耀邦等参加追悼会彭真主持追悼会乌兰夫致悼词

　　 1980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彝族人民的好儿子张冲同志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兴义姓王。我有幸参加了那次追悼会。作为普通一兵的我，为什么能参加那样高级别的现场追悼会？我是作为张冲同志的乡亲接到通知书的。

　　当时我正在北京，与中央民族学院的王桂馥老先生住在一起，张冲的儿子乌谷从云南到北京奔丧，前去拜会王老先生，我们得以幸会，之后我们就收到张冲同志治丧办公室关于参加张冲同志追悼会的通知书兴义姓王。

　　追悼会于下午3点钟举行，我和中央民族学院得到通知书的同学们提前赶到全国政协大礼堂时，尚无多少人到会，座位又未分配，全由参加者自选兴义姓王。我们大家都从未近距离看到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不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和马昌达等朋友便到前排位置上就坐。龙云的二公子、时任美国华侨总干事的龙纯武也从美国赶来参加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陆续进场了，基本上是老部长、老将军们参加，会场里一片银发浪潮，老人们身边都有一个年轻的护理人员；他们或是老人家中的后代，或是国家安排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在精心尽力地护理着座位上的老人；会场里，自然形成一老一青，青老结合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当时已50来岁的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和我县的李进修等在会场中比较起来，不过小青年一个；在老将军们面前，我和马昌达等则属于孙子辈了！追悼会会场里安放着张冲同志的遗像和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兴义姓王。张冲同志追悼会会场肃穆、朴素，没有陈放花圈，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也没有戴黑纱、白花。这是根据张冲同志生前的遗愿和家属的建议安排的。

　　下午3点钟，出席追悼会的领导同志从台的右后角依次走向前台，司仪宣布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很多，他们的名字都是经常在报上看到过或在广播里听到过的，我们只是将他们的形象与名字对号兴义姓王。如邓小平的步伐稳健，胡耀邦、王震等的步履轻捷，韦国清、彭冲、宋任穷、阿沛#8226;阿旺晋美等并不显老，胡厥文老人也还精神，史良已由两人搀扶，康克清大姐只用一个护理员在身边，杨静仁、刘澜涛、季方、王首道等不少我们读书时就知道名字的老领导，看上去也很精神。

　　文革中最知名的彭真同志主持追悼会，一看他那魁伟之躯，马上就给人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之感兴义姓王。乌兰夫同志致掉词，声音深沉！

　　追悼会后，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向张冲同志的夫人惠国芳及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兴义姓王。从台下看到张冲同志的亲属很多，好像有一二十个吧？云贵川一些彝家知情的同志告诉我：张冲同志有两位夫人，在台上接受慰问的是二夫人，大夫人的长子比二夫人的长子年纪小，但按彝家规矩，还是大夫人的大儿子作为张冲的长子。

　　他们还告诉我：龙纯武为什么要从美国赶来奔丧？张冲是他父亲——龙云的娘舅，也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兴义姓王。在龙云被其手下的两个军长抓起来逼宫时，张冲便将那两个军长的全家老小抓起来作为人质交换，致使龙云最终获得胜利！

　　他们还告诉我：张冲在国民党军队当军长时兴义姓王，英勇善战；抗日战争中，他在台儿庄战役中打得十分出色，所取得的胜利绝不亚于平型关大捷！……

　　追悼会后，我与中央民族学院的同学们一起乘专车送张冲同志的骨灰盒到八宝山公墓兴义姓王。张冲同志的骨灰，按照他本人的遗愿，撒在他生前为考察和研究长江上游水利建设而九次穿越过的金沙江虎跳峡中。

　　这是我曾经在第一现场参加过的全国最高级别的追悼会，近距离目睹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的风采，可惜当天赵紫阳同志没有出席，未见其真面目兴义姓王。

　　第三节亲历三种邻里关系

　　一

　　现在，像深圳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里，邻里关系很淡漠，弄得家电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老年人们对此很不习惯，喻之为“城市邻里隔膜症”兴义姓王。北京等城市有人倡议举办“邻居节”，藉以改善冷漠的邻里关系。这也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必将此“冷漠”看得太可怕。从某种角度来看，它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映。让我们回头来看看这邻里关系的变化吧——

　　到上世纪40年代末，我家还住在一个十分封闭的小山村，全村十余户人家全姓高兴义姓王。虽然各家各户分别住在单独的茅草房里，但思想总是相通的。谁家杀年猪，就要请邻居户主吃一顿肉，户主常带小孩儿一起来打牙祭已成自然；谁家有修房建房、婚丧嫁娶等大务小事，大家会主动无偿帮助；谁家遭受了天灾人祸，大家也主动救援……。邻里亲如一家人，这除了同一个姓，多少代人同寨居住外，更主要的是：当时人们经济底子太薄，抗禦天灾人祸的力量太弱，缺乏自立能力，只有通过互助来弥补自身之弱势。不是吗？

　　柴要上山去打，米得不时去借，水要老远去挑，灯油食盐要到更远的集市上买，若无邻里相帮，有时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谁家要是有了重、伤病人，无车无马无医药，都必须请邻里抬到外地医治，死了人也得靠邻里抬上山去埋葬，更无能力应付那些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交通困难、通信更难，即使有亲人在外，也难与之取得联系，更难获得他们的帮助兴义姓王。一切自己不能办的事，都得依靠邻里帮助，倘若一个独人病在家中，若无邻里帮助，喝水也成问题，故邻里之间也不得不相依为命了！当时纯属小农经济，农家毫无市场经济意识，互相帮助都是无偿的——记情不开钱。所以，平时就要会为人——处理好邻里关系，谁家有点好吃的了，自己忍嘴也要招待好邻居，否则就叫“夹抠”或曰“狗气”，一旦遇到某些突发困难，邻居不愿帮助就惨道了！在那种条件下，邻里关系的确处得很和谐了。可这是相濡以沫的和谐呀！

　　二

　　60年代我到县委机关工作后，七八户人家同住在旧县政府办公的小院落里，大家相处得也比较和谐兴义姓王。多数是来自农村的，还保持着那种纯朴的乡风民俗，热爱邻里；再说，大家年龄相差无几，职务悬殊不大，同在县委大院内工，虽然上班于不同的部门，但同一个大门进出，全机关下乡劳动，集体开会、学习的时间多，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很熟悉。此其一；

　　其二呢，那时候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枯燥兴义姓王。没有电视机，最多有个小收音机，领导机关不准打麻将，业余生活就是大家约在一起聊天，下相棋、打卜克。天晴集中在院子里，下雨就到客厅宽点的人家活动。因为天天见面，谁在家谁不在家，谁家有什么事，谁去那里了，大家很快就知道。谁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也在邻里的眼皮底下，不需去请，大家就主动帮助，仍然存在着一个互相需要的问题，说难听点叫互相利用。为什么呢？

　　当年县委机关尚无一辆车，县委书记下乡也只能到县车队去坐货车驾驶室；没有一部个人电话，县委书记也只能用县委办公室的电话；当时既无出租车，也无打工者，谁用钱雇工就被视为地主、资本家的剥削行为，还不能完全自力，遇到什么急事还得邻里有人去跑兴义姓王。县委办公室的会计病了，家中只有两个老人，还得由机关邻里的同志们轮流背到二里以外的县医院去治疗。后来有了自来水，燃煤还得自己运，谁家请人运一货车煤块，还得由邻里帮助卸。帮助都是无偿的，但吃喝就不论了。谁家做点好吃的要敬邻里的老人；谁想吃点什么口味也会问哪家有，主动去求食；农民进城当干部，随时会有乡亲来。谁家突然来了客人饭不够吃了，便到邻里饭多的人家去借。抑或就到邻居去用餐；仍然继承农村一家的亲友，就是邻里的亲友的习俗。邻里不太分彼此，尤其是从农村进城的家属们的邻里关系处得更加融洽。来自城、乡家属之间虽不甚融洽，但大环境如斯，也是互相帮助的。

　　这里的邻里关系虽已进入山溪小河了，并有了流向江湖的雏形，但仍保留着相濡以沫的浓浓乡情兴义姓王。算一种过度关系吧！

　　三

　　上世纪末退休来到深圳，住上了花园小区高楼兴义姓王。我们这个小高层的花园里就住了千余户；与此仅隔一条公路的本小区的二期工程就住了6000多户。仅一便道之隔的另一住宅区又是几千户……与故乡山村相比，同样地面的范围内，邻居一下子增加了百十倍。邻居的猛增，要串门子是不可能了！

　　故乡的邻居住在一起若干年，互相底细很了解，而这高楼大厦中的住户，都是楼盘入伙时才住进来的，且流动性较大，互相不认识；故乡的邻居就在那一小片土地上耕作，哪家的耕地在哪里大家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兴义姓王。且在“大跃进”中办集体食堂、组织军事化时还一度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承包到户前还在一起劳动生产。高楼里的邻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来自海外的；语言不通，文化各异，生活习惯大不同，难以沟通；且各在不同的单位上班，甚至一家人也在远近不同，性质各弃的单位工作，平时就没有什么往来。而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们无暇漫谈。

　　更主要的是交通、通讯之发达，市场经济之发展，使各家各户的自力自立能力增强了兴义姓王。比如深圳，买住商品房的人家，几乎都有小车了，限制摩托车之后，至少有辆电单车，运力是这样；通信呢？家家有台电话机不说，凡能独立行动的——包括小学生，几乎都有一款移动通信随身带，交流如同在身边，天涯真正如比邻了！加之市场经济的发达，食物、用品、出租车，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很快送上门；发生案件打110，突发伤、病打120；大型家具要维修，电告售后服务部；家中用品需要临时性修整，电话打到管理处，修理工及时赶上门：有钱能办许多事……你看还有什么离不开邻里帮助的？因此，邻里关系就发生了惊人的一跃！

　　一个33层的住宅单元里，100多户人家同乘电梯上下，一道单元大门出入，可谁也不知别人姓甚名谁兴义姓王。同一单元同层楼的2-5户人家，邻里间家电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里关系淡漠得很，至使一些内地农村来享清福的一些老人，很不适应移民城市深圳的邻里关系，来深不久就拚着要回老家。其实，这种陌生的邻里关系，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是一种邻里间“相忘于江湖”的新邻里关系，不宜指责。

　　回顾我亲历的三段邻里关系，属于三种模式：故乡农家，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机关家属院，互帮互助，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商品住宅，市场关系，相忘江湖兴义姓王。

　　第四节如何回家过年兴义姓王？

　　“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的歌声，牵动多少人的思绪；回家过年便是游子与家人见面的黄金时间兴义姓王。

　　计划经济年代，在外工作的人们回家过年，总要带上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敬老爱小兴义姓王。这都是他们平常节省出来的，抑或开后门买到的一些吃的喝的，连口粮也要自带。

　　1962年寒假，我从毕师回农村老家过年，学校退给我一个月的粮票，拿回家乡的达溪区粮管所去买粮，粮管所的人都认得我，但因我一次买30斤，他们就要我同时交出学校放假退粮票的证明兴义姓王。我本有学校证明的，但我以为他们都认识我，便以熟相欺说，你们都知道我是本区人，也知道我在毕师进修，暑假寒假是全国统一放的，买点口粮怎么还要证明？他们说都知道我的情况，但上级有规定：一次买10斤以上就要有发粮票单位的证明书，你还得拿学校的证明书方能买这么多，最终还是拿出证明才买到。

　　至于其它如糖、油之类的副食品，职工也只能由户口所在地供应，农民是没有供应的兴义姓王。要吃到油肉之类的食物，就得从工作单位带回家。在外地工作的人，领着工资，回农村过年，不带点食物，心中实在过不去。然而，那时候，区、乡物资匮乏，城市也不富余，好在我已跳出“农门”捞了个非农户口，春节可比农民多得4两白糖、半斤豆棒、半斤白酒、半斤菜油、半条香烟和1斤猪肉等特殊供应，以显示出非农业人口的优越性。可这点特殊供应食物带回家乡，还不够全家人共进一顿晚餐，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家人对干部、职工回家过年的物质期望值很高，不在吃多少，而在于炫耀。我又难得回家一次，为不因物质太少而尴尬万端，回家之前我便要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钻头觅缝找食品。如找熟人“捅”点包谷供应指标去兑换几斤白酒呀，将不足1斤供应的白糖、菜油等买足1斤呀，将半条（3包“蓝雁”两包“朝阳桥”）香烟转换为一条“蓝雁”烟呀……这种曲线购物，每次大约要花十天半月的时间，其中用热脸去贴了一些人的冷屁股，还昧着良心去占了一些人的便宜，内心实在恼火，但有什么办法？全国都是这样！

　　说来也可怜，到处托人情，钻空子，花精力，耗时间，陪笑脸走后门弄到的食品，自己一点不敢尝，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原封不动带回家，自己只觉一味苦：购买苦，保管苦，途中携带更是苦兴义姓王。那时机关无车辆，公共汽车极少，能够搭乘一辆货车已属身份不凡，拖拉机也要有点“小星宿”的人才搭得上，大多数职工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徒步背包，长途跋涉回故乡。时逢数九严寒，天寒地冻，车辆停开，我多是步行回乡过大年。途中走得口干舌燥，也只能找口山泉水解渴，包袱中的酒是定要背回家去，待到大年三十夜吃团年饭时，用以贡菩萨、敬祖宗之后，全家人才能共享。某年，我“人托人”的买到3瓶简装白酒（那时精装酒十分罕见）回家，想看妻子愁何在？肩挎酒包喜若狂。谁知“麻雀子欢喜打破蛋”，途中休息时，挎包未放稳，落到石坎下打破一瓶，有同路人不愿让那酒白白流掉，而又流酒难收，急中无计，便用嘴在包外接喝。那帆布包已年久失洗，滤出的酒又苦又脏，可那接饮人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醉，以此一饱口福。皆因“一失手丢一瓶酒”，让我迄今未能忘。

　　在那商品匮乏之年代，人格比商品算什么！友人告诉我：某君从黑龙江畔，辗转万里，带着60多斤白糖、黄豆、白酒之类的年货去到天涯海角，一路艰辛难以言表，而今青年人一定会说他冒傻气兴义姓王。可当时他带回家中，惹得全村人眼红，他也成了家人炫耀的资本。中箐公社的余家益？副书记进城开会，走得人困马乏，实在想喝点酒悄除疲劳，但没有酒票怎么办？他走到南门小十字的烟酒门市，要了半斤酒，一口喝下后，开钱时，营业员问他要酒票，他说我们乡下人哪来的酒票？酒已下肚，退不回了，老营业员杨绪芬也只好收钱作罢。那种物质匮乏的年月，只以食物喜，不以人格悲。

　　而今好了，大城小镇，农工商贸，平时商品琳琅满目，花色品种繁多，春节物资更加丰富多彩，任尔各购所需，且不需什么特殊供应，应声送货上门兴义姓王。如此市场经济之下回家过年，才能真正潇洒走一回了！

　　第五节父母的遗产

　　父亲去世半个世纪兴义姓王，母亲去世也有二十七个春秋，父母亲生前并不富裕，且把我们众多兄弟姐妹抚养成人，耗尽心血和财产；直到母亲去世时我们还有6兄妹，父母亲并无一点物质遗产传给我们，可双亲大人遗传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尽我们6兄妹终身受用，也还绰绰有余！

　　父亲农余行医，母亲终身务农，父母亲均为农家传统式的良父慈母，一生行善，善始善终兴义姓王。父亲是一方名医，母亲是当地著名的善人。父母亲的情况前面已经写了一些。这里只写二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父亲行医，解放后在乡中医诊所工作，一生救死扶伤，关顾穷人兴义姓王。去世前一周，他收起行李请假回家，操持起自己的后事。当时我们弟兄五人，只有我三哥在家乡生产队劳动。父亲回家的第七天中午，他便告诉我三哥说：“我的大限已到了，今晚上你别睡着了。”我三哥看他精神爽爽，以为他在说笑话，但又见他一脸严肃。便说，那么，我去请人通知他们（指我们在外工作的四弟兄）回来。可父亲坚决不同意地说：“不要耽搁他们，叫他们好好工作！”当晚，父亲果真溘然辞世了，那是1959年。我们都是第二天才接到通知的。

　　母亲病危时，四个哥哥正好都在家，看到母亲病情严重，就当着母亲面说要通知我回家兴义姓王。母亲听后，仍是父亲临宗前的那句遗言：“不要耽搁他，叫他好好工作！”幸亏幺哥背着母亲给我打了电话。我从县里赶到家时，母亲已不能说话了，但她慈爱的目光中仍然透出“你要好好工作啊”的最后希望。那是1982年。她要求我们的，完全和父亲要求我们的一样，就是怕影响我们的工作。父母亲为何把我们的工作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并非共产党员，也不懂得什么“解放全人类”之远大理想，只觉得我和致香兄已是我们家祖祖辈辈开始“吃皇粮的人”了，怕打脱我们这个干部的“金子招牌”！

　　父母均出生于十分说究养子送终的封建帝王时代，父母对我们兄弟姊妹，从小到大均爱如掌上明珠兴义姓王。但他们临宗遗嘱却又不要通知我们回去为他们送终，且指明不让通知的理由就是要让我们：好好工作！足见他们对于建设清平世界之向住。

　　父母亲出生于清朝末年：父亲出生于甲午中日战争那年兴义姓王。母亲又出生于庚子赔款那载。战乱年代出生的他们，从小受尽兵慌马乱之苦，盼平安生活之心切不言而喻；又经民国时期的艰难困苦，更知世态炎凉。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身解放，他们感到极大幸福，深知这幸福来之不易。农家孩子能参加工作领工资、吃“皇粮”乃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他们把政府安排的工作看得比生命重要，宁愿不要儿子送终，也要让我们好好工作。这对于养儿防老的父母亲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父母在世时，我回家探望他们，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工作怎么样？要好好工作噢！”他们把工作看得十分珍贵兴义姓王。常教我们一副楹联是“忠孝传家；耕读为本。”联语不乏封建意味，但他们却要我们坚决“照此执行”。结果也并无多少不妥。

　　父母在世时，常向单位或友人打访我们的情况，就是问我们工作得好不好？不好好工作就是不听父母的话，就是不忠不孝兴义姓王。我们也只有好好工作来表达忠孝了。父母亲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对子女要求也只那么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好好工作！”可有这句话就足够我们使用一平生了。

　　“好好工作”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兴义姓王。我年过花甲，县委决定不让我退休，我仍坚决执行县委决议，默默地继续工作。退休之后，仍在为行政、教育、文化等单位写材料，编册子。旅居深圳后，我虽已年逾古稀，还不时参与深圳老年义工队的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坚持不断写作。我以身作则，要求我的子孙后代也要如此。这便是父母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的价值所在！

　　第六节母亲给兴义姓王我的结婚礼物

　　我已有47年的婚龄了兴义姓王。时值“大跃进”祸害尚盛的1961年，我们尚一无所有，只能把结婚当成留个路人住宿一般，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也买不起，仍在天天上班，打算到时候请她到我宿舍来住就行了。那间十分简陋的小木屋，也只是学校腾出来借我临时使用的，婚后我马上就要离岗到毕师专职进修3年。对于婚礼，我除了临时买了几斤葵花籽、两斤水果糖和一斤茶叶，并请老校工刘泽仲烧些开水外，其余就没有准备什么东西了！

　　一个月前，我就把我俩的婚期告诉了我的母亲兴义姓王。孀居的母亲，从未出过20里以外的远门，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人们各求生路，各找门路。我怎么能忍心让我母亲为我这极简单的婚礼消耗时间、精力和路费？那时我还住集体宿舍，吃公共食堂，毫无接待条件，故在向家中亲人们告知我的婚期的同时，特别交待他们千万千万别到几十里之外来看我啦！

　　然而，就在我举行婚礼（其实就是本单位的几位好友闲谈一会儿）的头天下午，母亲，我慈爱的母亲！突然来到我们学校办公室兴义姓王。慈母从天而降，令我瞠目结舌：“妈：您怎么来啦！？”她是小脚，且那脚是被缠断腰的，虽然不算金莲，的确只有三寸。故乡中坝田离我工作的瓢井镇有50多里的崎岖山路，就是20多岁的棒小伙走起来也很吃力，可我那60多岁的小脚妈妈竟然走到了我的眼前。妈妈的突然到来，惊得我只顾说话，忘了请妈妈休息。还是丁翰章同志提醒我，我才赶忙请妈妈到我的新房里去休息。我说这房子是学校才腾出来借我的，妈妈似乎很不过意，但我又找不到其它地方给妈妈休息，妈妈只好进去小憩。好在床上的用品还全是我原来用的，妻子的陪奁尚未拿来，妈妈才不戒备地坐下。我劝妈妈躺躺，可她哪里肯躺我的新床呢？

　　妈妈打开她提来的旧布包兴义姓王，里边有一条新的蓝布裤子，轻声对我说：“小华，妈没有那样好的给你们，只给你媳妇缝了这条裤子，还不晓得合不合身哩！”

　　我不禁鼻头一酸……，当时缝那么一条裤子真不容易啊！那年，每人只发7尺5寸布票，做这条裤子就要用完妈妈全年的布票不说，买布的钱哪里来？那是妈妈养鸡养鸭，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呀！当时的故乡还没有缝纫机，在妈妈的安排下，经嫂子们和妹妹的手工共同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兴义姓王。如果与缝纫社做的相比，虽然还是土气得多，但当时母亲又哪里有钱去找缝纫社裁缝？且要到十几里外的乡场上才有缝纫社。她又哪有工夫去找？可那“土气”正好凝聚着亲人们的心血和亲情。

　　妻子娘家离我们学校不过百把公尺远，我陪妈妈亲自把裤子送到她家兴义姓王。岳母是个通情达理的老人，不但不嫌礼物少、裤子土气而不悦，反而十分愉快地说：“好好好，要得富，先穿婆家一条裤！老二（我妻小名），快来穿上。” 还特地请了当地两位德高望重的女老人来为她举行了隆重而严肃的“穿婆家裤”仪式哩！

　　我母亲被尊为上宾，就在我岳母家就餐兴义姓王。我俩于是提前一天——于1961年9月30日举行了极为简单的婚礼。

　　次日一早，妈妈就要回家兴义姓王。我们苦苦劝留。妈妈说：没人看家，怕她养的鸡鸭饿倒，我们也就不再苦留了。当时那里还没有通客车，连货车都找不到，妈妈便徒步起程了。我们送妈妈一程，看她那小脚走路实在费力，她却样装出很轻松的样子，几次撵我们回去，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得媳妇，赶快去读书（进修）……

　　妻十分珍视那条裤子兴义姓王。我俩都有工资领，虽然双方都有家庭经济负担，但要添一条新裤子也是办得到的；可因那是妈妈的心血，姊妹们的情谊，是用爱心做成的，价值怎能用金钱计算出来？

　　而今裤子多了，各色各样的裤子多得无处放，我也不知穿了多少裤子，见过的裤子也就无数了，什么高档名牌裤子没有见过？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妈妈安排、嫂子和妹妹们手工缝制的那条普普通通的粗蓝布“干部裤”兴义姓王。

　　妈妈离开我们20多年了，妈妈生前，我还没有好好为妈妈缝制过一条好裤子哩！这使我留下永远的遗憾兴义姓王。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我们今天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她也会感到无比欣慰了！

　　永远怀念我慈爱的妈妈兴义姓王！

　　第七节妻与鸡

　　1995年，妻子退休了，我未退休，孩子们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还在读书，平时只有她个人在家，很感寂寞兴义姓王。如何消除她的孤寂？孩子们说让她去与周围的退休老人们打点小麻将，一个月拿几百元钱为她买欢乐。可妻子性格孤僻，不善外交，也不愿外交，对打麻将赌钱她十分反感。于是，她自找乐趣——

　　赶场天，她买回一只大公鸡，说是叫起来热闹兴义姓王。但大公鸡只能关着喂，虽然趁喂食之机，妻也可以与它说上几句话，但仍不解“老年空巢”之孤寂。一天，妻又买回六只红色鸡雏，放在客厅内，活如六个鲜红的小小绒球，叽叽叽地满屋“滚”动，家中骤然热闹起来，平添了几多情趣。但因天冷，没有母鸡孵抱它们，先后陆续冻死了四只。每只小鸡之死，都引起老妻的好一阵哀叹。当又一只小鸡奄奄一息之时，妻叫外孙女邹悦提它去丢了。小悦不肯，说：“婆，小鸡还有气气的。”此时，妻看到尚好的那只小鸡跑到快咽气的那只小鸡身旁，坚守在那里，不时用小喙轻轻地为快死的鸡梳理着绒毛，好似在唤它赶快苏醒；守候良久，不吃不喝。看来小鸡也怕孤单。妻被感动了，不但不再丢那只小鸡，还与小邹悦一起对它精心护理，为它保温、喂水、喂食，还喂点消食药物，竟使那只小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两只小鸡渐渐长大，与邹悦的不弃和婆孙二人的精心护理分不开兴义姓王。小鸡与婆孙二人的感情也日渐加深。

　　鸡通人性兴义姓王。外孙邹悦上学去了，小鸡成了老妻的唯一伙伴。妻也边吃东西边分些给小鸡吃。小鸡呢？一直跟在老妻的脚边转动，妻不上床熄灯，小鸡也不栖憩。清晨，只要妻一起床，小鸡便在纸箱里高声呼唤。妻起床后的第一要事就是放小鸡出窝。白天，妻在家中活动时，鸡就围着她的脚边团团转，使妻不敢迈大步，唯恐踩伤了小鸡。妻进厕所，小鸡也要守在一旁。妻若上街买东西，把鸡哄开，关门就走。一旦听到妻子回家的脚步声，即使妻轻轻走来，钥匙转动门锁响，鸡也听得出来，便跑到门边叽叽叽地高声欢迎。尽管几次险些被老伴推门轧死，但它们仍然痴心不改，热烈有加。有时，小鸡也会悄悄躲到床脚旮旯等僻静之处歇息，妻一旦不见小鸡，口中便会立即发出“咯咯咯”的召唤声。小鸡一听，马上答应，并循声连飞带跑地扑向妻的脚边。

　　吃饭时，小鸡偎依在饭桌边，人若不理它们，它们便会挺胸抬头，高声讨食，设若再不给吃，它们便会飞上椅凳上来讨兴义姓王。此时，妻便佯嗔道：“听见碗响，爬起来乱抢！”边说边挑饭喂它们。吃了几次，鸡还要，妻便骂道：“真是喂不饱的狗！”鸡似乎听懂了一样，便住了声。然而，妻子的骂则是爱的反映，边骂边挑选白饭喂小鸡。

　　倘若妻丢下一块大点的食物，小鸡一口吞不下，便会被一只小鸡叼在嘴上叽叽叽地边跑边藏，未啄到的那一只便跟着追兴义姓王。追到了便鸡口夺食，夺来吞不下，也就叼着跑，刚被夺去的那只又去追。夺着，追着，追追夺夺，夺夺追追，互相追玩一会儿，便会放于地上分啄共享。妻看得高兴了，故意把食物高高地夹在筷子尖上，让小鸡飞起来啄。飞去够不着，就连连争着飞，好似两只彩蝶在嬉戏，又如筷尖上有两条无形的丝线牵着小鸡喉咙在提钓似的……

　　许多时候，我在内室看书或从外面回家，听老妻在客厅中嬉笑怒骂，十分热闹兴义姓王。我以为有至爱亲朋来家，谁知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原来是老妻自个儿在与小鸡对话。这种对话，外孙邹悦也学到了，也常与小鸡说着些什么。只是妻子希望它们永远是小鸡。

　　第八节花与刺

　　1994年植树节上山植树途中，电视记者张继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早过“天命”，行将“花甲”了兴义姓王。他说：“那么，高伯，你该栽花了！”他非常诚挚地对我说。

　　张继是我的忘年交，他了解我常写些揭露阴暗面的批评稿件或讽刺性的杂文，不言而喻，他的告诫完全是对我的关心，是针对我常写的杂文、言论和社会新闻而言的兴义姓王。新时期以来，我常以拙笔当勺子，借报刊等媒体为锅，烙些“豆腐干”，佐以“麻辣烫”，以加重“豆腐干”之味。说白了，就是我写的杂文、小言论和读者来信多，有的针砭时弊，直剔瘤块；有的剖析病灶，透视菌源；有的揭发案子，对乱收费、坑烟农、诈学生、骗百姓等丑恶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因而得罪了官僚主义者，得罪了违法乱纪者，得罪了胡作非为者。一言以蔽之：凡贪官污吏、地痞流氓都被我得罪了！使亲人们常常为我担心，劝我不要写杂文和来信了，多写些歌颂文章，即是改栽刺为种花。亲人们用心良苦，令我十分感动。然而，让我一改栽刺为种花，积习使我改也难。这绝非我生就栽刺的秉性，实在是花刺难分。否则，我也是很爱花的呀！

　　同是一种“植物”，有人认为是刺，有人认为是花，各有标准，其说不一兴义姓王。依什么标准来认定自种之植物呢？我个人没有准儿之时，便来它个少数服从多数，按多数人的需要栽。但这也并不是我没有主见，只是我相信群众、相信实践。多数人认为是花而又经过论证无误的，我就栽；而且呕心沥血、不畏艰险。尽管有人将它斥之为刺，我也一如既往地以心血汗水精心浇灌，累而不悔，苦而无怨。

　　诚然，这也有过苦衷：县供电所以权谋私预收电费，吃大钱，群众接受不了兴义姓王。我写了一封“电霸猛于虎”的读者来信，《贵州日报》很快编发了，一下掀起轩然大波。供电所认为那是“毒刺”，扬言要拉我上法庭，或采取其它方式整我。可许多老干部、市民、职工，包括供电部门的正义老职工，却又赞美那是代表百姓呼声的“香花”。他们愿意出钱为我打官司，陪我一起上法庭。有人提出来要拉供电所长到大十字去辩论。他们对我明里支持、暗中保护，使我感动不已。同是一封短信，“花”“刺”何等分明！我把这种不合理的预收电费一直往上捅，惊动了国务院信访局。几经周折，他们终于退回预收电费，但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供电所长是我的亲戚，因之被调离岗后，有亲人又怨我为人家的豆子炒坏了自家的锅——为不相干的群众刺伤了自家的亲戚，等于刺了自己。

　　公安机关巧立名目乱收所谓“治安保证金”的问题，被我捅上内参，后被上级责令退还，“治安红旗单位”被搅黄了，又结下一毒兴义姓王。我在《贵阳晚报》上发了一则百余字的小品《我怨小偷偷少了》，惹得公安局长卢启文大动肝火，亲自打电话质问我。气势汹汹欲砍“刺”，群众却认为那是“鲜花”，称赞不已。

　　我不想栽刺，我绝非天生的栽刺人兴义姓王。我很想栽花，花儿谁不喜爱？可花与刺的标准实难认定。我认为是花的，有人则认为是刺。这有什么办法？相信群众，只要人民大众认为是花的我就栽，腐败分子认为是刺的我也栽，而且要利用腐败粪土来给我的花追肥，让花儿怒放。这便是我栽花种刺的办法。

　　第九节群蚊围攻大方城

　　1990年8月8日晚8点过钟，我正准备写篇人物通讯兴义姓王。谁料刚打开写字台前的窗户，许多飞蚁似的蚊虫便蜂拥而入，把个电灯给团团包围了，打也打不尽，窗外蚊源滚滚，我根本无法动笔。凭着记者的新闻敏感，我预料到今晚会有“好戏”，便只身走上街头。

　　此时的大方县城，虽是万家灯火，但因群蚊骤起，绕灯环飞，穿梭飞织起的“蚊罩”笼罩着室外室内之灯光：有灯就有蚊，灯前蚊集麇兴义姓王。绕光穿梭的蚊蚁，以灯挈领，编织起灯下“蚊罩”、“蚊网”、“蚊袋”，有的已成“蚊柱”，盏盏灯前皆有蚊虫飞动，给全城电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遮灯避目，成为一大奇观。

　　蚊似长翅小蚁，满城蚊蚁飞舞，市民失去安宁兴义姓王。室内室外，凡有光之灯，每盏下均有群蚊飞绕，路灯下已形成从地面顶着灯罩的“蚊柱”。每盏灯下之蚊虫，多则成千上万，少也成百上千。人们不敢在室内灯下活动，也不敢在室外灯下站立。灯下物品，尽被黑压压的伏蚊掩盖无隙。蚊虫泛滥成灾，市民惊慌失措。不得不关灯闭户：摊店停业，居民纷纷走出家门，站在街头巷尾避光处观赏，以避蚊虫落得你一脸一身。

　　蚊虫太多，避而难逃其骚扰，人们被迫自发地起来自卫了：灯下盛清水，形成“水淹蚊军”；有人登上平房顶，用长棍绑着器皿盛水伸到房前的街灯下，大打灭蚊之人民战争，……兴义姓王。城内主街，几乎每盏灯下均有水，每盆水面均覆满蚊虫。有的路（街）灯离房远、离地高，水攻困难大，有人便在灯下升火诱蚊烧杀之。多数人将室内灯光关闭，大开窗户，并在室外点火，将已进入室内之蚊引向户外烧杀之。水攻火攻均不便之地，举起喷枪，“哧哧……”以杀蚊剂加以射杀。在这场灭蚊的人民战争中，连理发员的吹风器也指向了蚊群；也有把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次加以扫射之……

　　我于此间穿街过巷观察记录，直觉满城一片扫杀声，家家户户灭蚊忙兴义姓王。灭蚊大战持续到深夜十二点过钟。我回家一看，我家室外也有几盆蚊尸，老妻带着孩子们正在打扫战场。

　　第十节兴义姓王我的工资

　　年前，我给表弟韦应举打电话，他在贵阳告诉我：他儿子韦某在深圳一家公司任职，年薪100万元……这个数字，不禁令我想起我和禄智明书记算过的一次工资收入账兴义姓王。

　　那是我的工龄已有33年的1990年，我第一次享受到工资改革的增资兴义姓王。我对时任大方县委书记的禄智明说：工改前的33年中，我所领的工资不到2万元！

　　他不相信这个数字兴义姓王。我便向他回忆了我获得调资次数和每次增资的钱数：

　　1958年9月开始月薪18元（8月报到领了半月工资9元），全县教师均到1960年12月才转正兴义姓王。16个月288元加半个月的9元，转正前两年共领297元；

　　1961年开始领转正工资，我算有贡献吧？转为25元，比其他同学多2元兴义姓王。这25元的月薪领了一年，正好300元；

　　1959年参加工作的教师也拖到1961年底才转正兴义姓王。初中学历的转为29元5角，我们也随之一起提为29元5角一月。1964年中师毕业，如果是普通班，那么，一年后转正工资就是34元；可因我们是进修生，而且是带全薪离职进修，编制不变，不存在试用和转正问题，工资不变。所以，这29元5角一月的工资，就从1962年1月开始，一直领到1977年底，才调为37元一月。这16年共领了5664元；

　　1983年再资调资，我的月薪调到60元零5角兴义姓王。37元的月薪领了6年，共计领得2664元；60元零5角的月薪一直领到1988年底，6年共领了2300多元。

　　1987年我晋升记者，1988年被聘用，中级技术职称的记者还未拿到，我又被调县委办公室改为行政，1989年按正科级调了一次，次年又竞选到千分之二的奖励调资指标兴义姓王。工资升到90多元1月，超出同级人员一级。这两年又领了2200多元，随便参加工改，奖励工资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说：我从1958年到1990年工改前的33年中，一共领了13400多元兴义姓王。

　　行政机关文革十年未调资，以前每次调资面不超过职工总数一半，一般干部调升一级加3-5元钱兴义姓王。经过这样一算之后，他才恍然大悟：我再亮出上述我每次调资的资料：每次调升多少元，一年能领多少钱的详细账单给他一看，他信服了，且大为惊讶！我说他当时所领到的工资总额也不会上2万元，他认真想了想说“真的喃，我30元一月的工资就领了10年，……”

　　我从1958年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加班从来没有加班费，更没有也不敢搞什么兼职收入，也没有奖金兴义姓王。到县委机关后，一年评一次困难补助款，百分之一二的人得到，一人最多不超过80元，这便是所有的“外水”。

　　文革前，大方县最高工资是县长张清濂的121元，他是建国前的团长转地方任职的，工资在全地区也算高的兴义姓王。其次是老副县长李玉东的101元。营职干部转业的宣传部副部长石维新的97元。县委书记吴纯让、副书记李巨连等到地方任职时的军队职务不高，所以他们的月薪也不到90元。一批土改时期参加工作的廖朝栋、李忠奇等一大批干事、秘书、部长、科长等，工资均是57元。大跃进以后提职不提薪，张世益当了11年的副县长，月薪还是53元。这是今天的青年人不可思议的，但那又是史实。

　　37年工龄的我尚无住房兴义姓王，政府集资建房照顾没有住房的老同志，我也被列入照顾名单，但因囊中羞涩，只好望照顾而叹息了！

　　工资改革之后的8年中，我的工曾有几次提高，从100多元到1998年退休时的451元兴义姓王。其中，级别工资164元、职务工资136元、基础工资110元、工龄工资41元，按95%领退休费。这便是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时的工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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