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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31;3 甲骨文的發現、發掘與著錄

  7#8231;3#8231;1 甲骨文的發現

  十九世紀末葉,河南安陽小屯村的農田中常常挖出甲骨,並被當作中藥材「龍骨」賣掉卫辉姓王。1899年,山東濰縣姓范的古董商將有字甲骨運到京津販賣,引起了金石學家王懿榮、孟定生、王襄等人的注意,王懿榮率先高價搜購,按字論價,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搜集了一千五百片甲骨。1900年秋,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王懿榮投井自殺,其所藏甲骨大部份由後人賣給劉鶚。劉鶚,字鐵雲, 1901年開始搜集甲骨,在羅振玉的鼓動下於1903年將自己所搜集到的五千餘片甲骨選拓58片,編印為《鐵雲藏龜》,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書。在該書的序言中,劉鶚指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這也是將甲骨文的時代確定為殷代的第一個文字表述。在此之前,王懿榮也許如其兒子所說,當時已「知為商代卜骨」,但王死時,其子僅十歲,三十多年後的追述是不足為據的。所以甲骨文年代的確定,仍當以劉鶚為第一人。

  1904年,孫詒讓以《鐵雲藏龜》的材料為依據,寫成《契文舉例》一書,這是有關甲骨文的第一部研究性的著作,但該書遲至1917年才出版,錯誤又多,故影響不大卫辉姓王。真正給甲骨文研究帶來重大影響的是羅振玉、王國維。羅振玉,字叔言,號雪堂,浙江上虞人, 1901年在劉鶚處首次看到甲骨文,乃力促劉氏拓印成書,羅氏本人不久也開始了對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他的第一個成就,乃是確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點。最初,古董商人為壟斷甲骨文,故意把出土地說成是湯陰或衛輝,學者多受其騙。羅振玉經多方探尋,終於在1908年得知甲骨文「出土地為洹濱之小屯」(《殷墟古器物圖錄》序)。自此,他不僅派人直接到小屯搜購,而且於1915年親自到安陽小屯實地考察並著《五十日夢痕錄》,述其見聞,學術界才得以知悉甲骨文出土的一些真實情況。羅振玉的第二個成就,是進一步確定甲骨文的時代。羅氏在1910年《殷商貞卜文字考#8231;序》中認為小屯是「武乙之墟」,1914年《殷虛書契考釋#8231;自序》更進一步限定其為武乙至帝乙三世。第三個成就,乃是考釋文字並促進甲骨文的刊布流傳。經過王懿榮的發現、劉鶚的年代鑑定、羅振玉的出土地確認,甲骨文終於得到了中外學術界的重視,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7#8231;3#8231;2 甲骨文的發掘和總數的估計

  甲骨文的真正價值得到學術界的確認之後,便由每斤賣制錢六文的「刀尖藥」一躍而成為身價百倍的寶物卫辉姓王。由於購求者日多,民間乃競相挖掘。在1928年之前,民間自發性的私掘約達三十年之久,出土較多而可考者約有八、九批,總數當然無法予以精確的統計了。粗估起來,大約有十萬多片。這些甲骨多經古董商人之手,分別為王懿榮、劉鐵雲、王襄、羅振玉、劉體智以及加拿大明義士、美國方法斂、英國庫壽齡、金璋、日本林泰輔等人所得,只有少部份轉讓給公家機關。

  從1928年10月起至1937年抗戰爆發止,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小屯及其附近地區先後進行了十五次科學發掘卫辉姓王。起初發掘的目的主要在於尋找甲骨文,後來逐漸擴大為對整個殷墟都城及陵墓的探索。這十五次科學發掘,所獲有字甲骨共24919片。在此期間,當時的河南省政府也派河南省博物館於1929年10月及1930年2月先後兩次到小屯村發掘,共獲有字甲骨3656片。以上近三萬片甲骨都在政府遷臺時運到台灣來了。抗戰爆發後,殷墟發掘工作被迫停止。不久安陽陷入敵手,自此以後至大陸淪陷前,甲骨雖仍有出土,但多流散國外,其在京滬兩地為各公私藏家購得者有五千餘片。

  1949年後,中國科學院(中共所屬)就在安陽小屯村成立了工作站,從1950年起就開始在殷墟進行發掘卫辉姓王。1966年以前所進行的幾次發掘,主要收獲在遺址、墓葬方面,出土的有字甲骨僅六片,其數量雖微,但仍是寶貴。因為這六片之中發現於小屯的僅一片,而其餘五片都是分別在以前未有發現的四盤磨村和大司空村出土的,這就再次證明了甲骨文並非僅藏於小屯一處。「文革」期間,又進行了幾次發掘,其中收獲最大的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發現的有字甲骨四千八百多,這批甲骨大多數是小片,整版或接近整版的亦有一百餘片。這次出土的甲骨有明確的地層關係,有不少陶器伴出,對甲骨的分期斷代具有重要價值。

  甲骨文由發現至今已近百年,究竟總共出土了多少片甲骨?這是群眾最易問、專家最難答的問題卫辉姓王。困難有三點:第一, 1928年以前以及1937年至1949年之間,所出土的甲骨多為私人所收藏,或未經著錄發表,或流散海外,其數量難以統計;第二,卜骨易碎,本為完整甲骨而後碎為若干片的現象並不少見,僅依收藏者所藏數字累加,當不能準確;第三,甲骨出土後往往數易其主,重複予以著錄者甚多。由於存在以上困難,所以出土甲骨數量至今未能作出精確的統計。歷來專家所作的估計,出入亦有頗大者。早在50年代初,胡厚宣就曾有過三種不同的統計,第一是1950年在《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引言」中統計為 161259片,第二批同上書「第八節」中統計為161889片,第三是 1952年《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言」中統計為161989片。到1984年,胡氏作《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一文,統計結果是:「國內及港台收藏甲骨127904片,加上國外12個國家收藏甲骨26700月,國內外總共收藏甲骨154604片。舉成數而言,我們就可以說,85年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總共約有15萬片左右。」對於胡氏早年的統計,董作賓有過批評,說他「距離真實性太遠」,董先生自己的統計是「約為96118片,不足十萬片。」1954年陳夢家根據實物估計「總數約為十萬片。」三家統計相差五、六萬片,究竟誰的估計較接近事實呢?根據已刊材料,董、陳的統計可能比較接近事實。

  然而,即使董氏的96118片,恐怕仍有浮數在內,因為他統計時只是刪去了明顯大宗的重複,而並沒有刪去分散的小宗的重複,更有考慮甲骨碎裂為若干片的因素卫辉姓王。當然,我們估計八十多年來甲骨出土總,不妨以董先生的估計為基礎,再加上淪陷後新出土的甲骨數,這樣總數仍可估計為十萬片(十萬以外的零頭大致抵消董先統計數中仍存在的浮數。據發掘歷史來考慮,將來甲骨仍有可能繼續在小屯出土,但數量恐怕不會太大了。今後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可能在河南安陽以外的地方,亦即在其它商代遺址或商的諸侯方國遺址出土。其所以如此推測,不僅是因為卜用甲骨已經在小屯以外的多處地方發現,而且是因為就在1977年以來陝西周原遺址已經先後出土了二萬一千餘卜用甲骨,其中有字者達二百九十三片,計約千餘字,字數最多的一片有三十多字。周原甲骨出土意義重大,它證明了甲骨文非商王朝所獨有、非殷墟獨有,同時也表明商代的其它諸侯國也使用甲骨並有被發現的可能。

  7#8231;3#8231;3 甲骨文的著錄

  十萬片甲骨文,大部份已著錄發表,著錄的形式基本可分三種,拓本、詔片、摹本卫辉姓王。拓本亦稱墨本,是我國傳統的著錄古器物及其銘文的方法。好的拓本可以清楚、準確地反映實物的原貌以及文字的結構風格。第一部以拓本著錄甲骨文的,便是上文提到的《鐵雲藏龜》。這部書可貴在於「第一」,而拓本本身並不理想,許多拓片模糊不清,容易誤讀。九年後,即l912年,羅振正在日本編印《殷虛書契》,就充分體現了拓本的優點。此書以珂羅版影印,拓本精美,各類各期甲骨文的各種字體,或蒼勁雄渾,或纖細秀麗,或工整勻稱,或草率急就,均躍然紙上,在在分明。甲骨文得以迅速傳播,為世人所重,與此書的編印關係尤大。八十多年來出土的甲骨文大多數是以拓本形式著錄的,其中主要的約有因十餘種,著錄甲骨文五萬多片。

  照片又稱影本,其優點是能反映拓本所往往不能表現的一些骨面上的微末細節,給人以如睹原物的立體感、真實感卫辉姓王。但嚴重的缺點是由於污物或其它雜質粘著於甲骨表面,文字往往模糊不清,遠不如拓本之黑白分明。故此以照片著錄甲骨的書籍較少,僅見《殷虛書契菁華》(羅振玉,1914年)、《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于省吾, 1940年)等幾種,著錄甲骨文三百三十餘片。

  摹本又稱寫本卫辉姓王。以摹本著錄甲骨文始於加拿大明義士1917年出版的《殷虛卜辭》。這方法簡便易行,既不需藉助於拓工、攝影師,也多耗時日,只要有筆墨紙硯即可為之。特別是在獲得新材料後需要盡速問世時,繪制摹本便最為簡捷,故常為中外學者所採用。以此法著錄甲骨的書籍約有二十餘種,著錄的甲骨文有一萬多片。摹本的顯著優點是筆畫清楚、文字易認,尤便於初學。但摹本與摹者的水平、學力關係極大,摹者或因學識不足,或因粗心疏漏,摹本便存在這樣、那樣的錯誤,因而其準確性遠不及拓本、照片。好的摹本不僅應該正確地摹錄甲骨文字的原形,做到「形似」,還應該體現出甲骨文字的風格韻味,做到「神似」。但這樣的摹本並不多見。一般說來,用摹本著錄甲骨文,是在沒有拓本或來不及施拓的情況下採用的權宜之計,摹本也只能作為研究的參考資料,很難作為立論的依據。正因為如此,有些甲骨便發表過兩次,第一次是摹本,第二次是拓本。如胡厚宣的《戰後平津新獲甲骨集》與《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就是如此。

  拓本、照片、摹本三者比較,一般來說當然以拓本為優,但也並非絕對如此卫辉姓王。也有拓本不如初期摹本的,比如同是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的四百多片甲骨,後期拓本《美國所藏甲骨錄》有十多片不如早期《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的摹本。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甲骨經幾十年的輾轉流傳、有所磨損,以致字跡模糊,拓本反不如早年的摹本清晰。照片亦同樣有可補拓之不足者,如《乙》7731,是關於生育的左右對貞的兩條卜辭,右辭有「佳女」二字,左辭卻無此二字,於文例不合,但照片上左辭仍有此二字(參見《續存》附圖八)。最理想的是拓本與摹本或照片併存。一片甲骨同時以兩種形式著錄,可以便於比較、取長補短。明義士的《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便是一個創舉,此書以拓本為主,附以摹本,讀者稱便。此外,《鐵雲藏龜新編》《殷虛文字外編》等書亦採用此形式,對於不能直接接解原物的研究者來說,這是最令人滿意的形式。

  著錄甲骨文就內容而論,也約有四種編次方法:任意編次,以事類編次,以出土編號為序編次,以時代先後為序分期分類編次卫辉姓王。早期著錄之書多屬任意編次,或按甲骨尺寸的大小為序(《殷虛書契菁華》) ; 或按卜辭字數多寡為序,或按收藏早晚為序(如《殷契佚存》)。最早按事類編次的是王襄《簠室殷契徵文》,分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等十二類。但同一甲骨上卜辭不止一條,內容不止一類; 王氏乃將一片甲骨拓本剪開為若千片然後分置於各細目之下,這樣一片完整的甲骨就支離破碎了。以後學者們只是大致地將甲骨按事類編排,再不重復王氏奇特的支解法了。按事類編次的辦法雖然分類不盡合理,但總要比任意編次為好,所以以後便為學者所廣泛採用。按出土編號為序編次的主要是十五次科學發掘的結晶《殷虛文字甲編》和《殷虛文字乙編》,這種方法好處是便於查核研究,因同坑出土的甲骨編在一起,有利於斷代和綴合。以時代先後為序,同一時期內則依事類加以著錄,這是最理想的方法。胡厚宣先生自《甲骨六錄》以來所出幾種書均以此法編次,極有見地。唯其分期分類僅於自序中述之,而具體的甲骨則未明確標出何期何類,於讀者尚不盡方便。日本貝塚茂樹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書,將甲骨分時代先後、按內容加以編次,每一圖版分別標明時期、事類,每一片標明是甲或骨,於讀者極為方便。此書的分期、分類雖然不無可議之處,但其著錄方法卻是十分可取的。近年松丸道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亦取此法,且將照片與拓本相對照,尤便讀者。

  甲骨著錄,論形式,以拓本輔以摹本或照片為佳;論內容,以分期兼分類為優卫辉姓王。到目前為止,以各種形式、各種方法著錄的甲骨書籍約有百種,去其重複者(指全部重復),亦有七十餘種,重要的甲骨文資料已太致刊布了。已著錄公布者約七萬片,未見著錄者約存三萬片,其中多為殘碎者。我們希望,未來的甲骨文書籍,論拓本應有《殷虛書契》之精良,論編次應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之科學,這是應該做到、也是可以做到的。近年出版的集甲骨文太成的巨著《甲骨文合集》,大體上具有了這樣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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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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