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旺：秦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大同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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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一扫六合，尽并天下，完成了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大同祭祀祖先。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为此后2000多年封建王朝提供了政治范式，“百代都行秦政法”，对中华民族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秦大一统思想文化对于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历史源远流长，演变深刻复杂，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为秦人矢志不渝追求统一天下提供了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大同祭祀祖先。
华夏族源认同
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多点起源，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细石器文化、巴蜀文化等交相辉映，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之为“满天星斗”大同祭祀祖先。考古成果验证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5000多年前后，黄帝率领西北方游牧部族脱颖而出，在与其他族群战争、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占据了主体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后来，炎黄部落联盟，融合东夷等其他族群，逐步形成生产发展较为先进的华夏族，黄帝被尊为华夏始祖。对黄帝的祭祀，不止于中原诸夏，历史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亦然。华夏族是由各古老部族融合而来，各个部族原本有自己的祖先。比如，少昊是东夷氏族的首领，史载少昊为“黄帝之孙”；蚩尤是苗蛮族的首领，《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北方匈奴则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到西周时期，“三皇五帝”作为华夏族首领和五帝谱系已经确立。实际上“三皇五帝”并不是某个部族所独有的帝王，而是华夏族形成后对融合进来各族群祖先首领的选择、重组、诠释的结果。如五帝就有不同说法，《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吕氏春秋》载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载有“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三皇也有不同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天皇、地皇、泰皇”，《尚书大传》载有“燧人、伏羲、神农”，《春秋纬·运斗枢》载有“伏羲、女娲、神农”。秦人自襄公建国算起，嬴秦自认“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这也充分说明，秦人认同嬴秦族群是颛顼苗裔，归属东夷集团，也认同华夏族“三皇五帝”。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祭祀黄帝的“国王”是秦灵公，他专门为祭祀黄帝修建了“上畤”。秦始皇在云梦九嶷山、浙江会稽山分别祭祀黄帝之后人虞舜、大禹。秦人只有从心理上认同华夏族，认为超越了祖先的不世功德，才会产生自豪的社会心理，认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反之，秦人始终秉持对华夏族“三皇五帝”的认同，就会追求“三皇五帝”的功绩，实现“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华夏文化认同
自夏商周以来，以中原地带为核心的政权与民族，以高度的文明与强有力的王权统治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从周围、边缘向中心汇聚的华夏族群—文化共同体大同祭祀祖先。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所分布的地区，称为诸夏或中国。诸夏认为“中国”和“夷、蛮、戎、狄”构成了五方之民。之初，诸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诸夏与夷狄对立；再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王者无外”，只要夷狄接受了华夏族的礼乐文明，合乎华夏文明的准则，“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意味着成为华夏者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只要认同华夏“仁”“义”“道”“德”等华夏文明礼仪，就可以“用夏变夷”。秦人肇兴于陇右，处于戎狄之间，尽管在秦孝公之前，长期被中原诸夏视为夷狄，但嬴秦并不因偏居西陲而自认为是华夏之外的异族，坚定认为自己是颛顼苗裔。积极吸纳周文化、六国文化的先进成分，乐于从戎狄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文化。秦公簋等器铭文“鼏宅禹迹”，证明秦人是以大禹继承者自居，这是典型的华夏观念。比如，秦人沿用西周文字、天文、历法，深信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等。又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载：“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是也”，凡是父亲臣属于秦国的少数民族，母亲是秦人，其子称为“夏子”。
天下观念认同
“天”是中国人极其重要的哲学概念，既有自然属性的“天”，即“上天”“苍天”“天空”“老天”，又有道德属性的“天”，即“天命”“天意”“天生”“天德”“天道”“客观规律”等大同祭祀祖先。由此产生的“天下观”，有地理空间范围的“天下观”，比如，“天下”由天、地、东、西、南、北构成，即整个世界，也指四方、海内。有界定民族范围的“天下观”，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诸侯“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国家社稷统治范围的“天下观”，如“天下”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有了“九州”说、“五服”说和“九服”说。有华夏仁礼治化的“天下观”，比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天下者乃受华夏文明教化的所有黎民百姓也。有国与国关系的“天下观”，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即指世界所有的国家。有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的“天下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秦人继承了五帝、三代以来的“天下观”，面对礼崩乐坏，四夷内侵，战乱不止，既接受“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的共识，也秉持了“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抱负，信奉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道德。
理想社会认同
尧舜禹时代万邦林立，各邦只承认黄帝创建的中央之国，各邦的“诉讼”“朝贺”都来中央之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大同祭祀祖先。但那时候，中央之国的疆域还很小，“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而且“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天下并未达到“刑仁说让”的“小康”社会。秦人自落脚陇右、西垂建国之始，就把华夏认同、心怀天下、天下大同作为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坚定不移东进发展，先后九次迁都，不断扩张疆域，地理空间不断接近中原华夏区域。秦朝还认为“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而且“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以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这种国家管理天下黔首的办法很不成功。春秋战国时，秦人接受“天下大同”理想，笃定“一匡天下”的使命，完成了“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梦想，一举完成统一大业，疆域远超五帝三王，最大限度将国家范围延伸到认知的“天下”范围，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而且在如广泛的疆域达到了“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天下终于太平。
“中”“和”政治认同
上古先贤发现万事万物离不开“中”“和”规律，《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同祭祀祖先。自黄帝开始，五帝三代就把“中”“和”作为政治最高境界，华夏族居天下之“中”，统领四夷，建国求“天地之中”，国家“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中建庙”。在突出“中”的同时，伴随天下有“四海”、地有“四方”、时有“四季”、城有“四门”，都和于“中”。“中”与“和”辩证统一，“中”有力，才能统率“和”，“和”平衡，才能体现“中”，致“中”“和”才是政治佳境。秦人完全认同“中”“和”政治观念，谋求占据中原，强化“中央”，郡县服从中央，“存定四极”“天下为一”。惟有“中”“和”天下一统，才能“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礼县四角坪秦朝国家祭祀遗址充分反映了“中”“和”政治深刻内涵，该建筑群完美体现了建筑对称性和众星拱月的政治，反映了秦人天下观、中央威权观。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刘兴旺】
（责任编辑：马奎）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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