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人物 | 周保欣近作：史家的心法与文学的笔法一一朱晓军《中国农民城》读札:上海祭祖宗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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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欣，1968年10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博士、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兼职博导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浙江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评论文员会委员、《浙江文坛》特聘研究员，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钱塘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多项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文学优秀作品奖等。

一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我不知道在英语世界里这三个概念怎么区分，但是在汉语世界里，很显然，“非虚构”意味着一种写作的理念和手段，它对应的是虚构，虚构或非虚构，都是中性的概念上海祭祖宗族祠堂。纪实文学中的“纪实”，突出的是事实、真相，它对应的，是容易被遮蔽的“真实”，或被常识扭曲的虚假和假象。至于报告文学中的“报告”，它所强调的，理当是重大的事件或情况，因为，唯有是“重大的”，才有向民众和社会“报告”的必要和理由。至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曾一度因为总是能够抓住“重大的”、人们关切的事件，总能及时地把握到我们所处时代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而产生诸多轰动当时、震撼人心的优秀甚至是伟大的作品。

《中国农民城》朱晓军著

在这种意义上，我更愿意认为，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是部“报告文学”的杰作，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题材，符合我所说的“重大的”标准上海祭祖宗族祠堂。作品以三十万字的篇幅，为一座小城写传，写温州龙港从四十年前东海之滨，青龙江边的一片滩涂、五片渔村，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历史。从题材上看，这是个再好不过的素材，因为它符合人类审美心理中最具震撼力的美学图式——“创世神话”。众所周知，世界诸文明，早期解释宇宙、人类与万物的起源时，都是从创世神话开始的，所以，创世神话内在地包含着英雄、创造、意志、力量等精神意涵。退而求其次，即便不以神而是以人为主角，创世故事同样会折射出英雄、创造、理想、信念等精神光芒。《中国农民城》叙写海边一个荒滩，四十年时间白手起家，矗立起一座新兴的城市，这怎么说，都是具有神话气质的大创造。但是，在题材的处理上，朱晓军几乎不涉任何的精神、信念、英雄、理想、荣耀、奉献之类的修辞，更不涉及到国家、民族、时代等大词。尽管整部作品，我们可以随处归纳出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但那是我们的事，朱晓军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向历史靠近，向事实本身靠近，去还原那个滩涂起新城的艰难、复杂的过程。朱晓军不想把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处理成具有强烈宣传意味的作品，这是他警惕的地方。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城市本就是从无到有、应“用”而生的，其功能，作品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在视察龙港时有段精彩的议论，“过去，‘城’是防御用的，‘市’是交易用的上海祭祖宗族祠堂。现在，‘城’的防御作用小了，‘市’是交易作用大了，因此，城市建设中重点要放在‘市’上，要把交通搞上去”。 ① 早期城市国家、城邦国家，城市的功能，军事的、政治的、宗教的要占主导的地位，后来，随着人类社会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型，城市渐渐增多，经济的、交通的、移民的、生活的，等等，城市的功能也多元化起来。但是，每个城市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命史。相比较而言，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现代新型城市的，龙港可以比拟者，不惟深圳，还有更早的香港、上海。然而我们知道，深圳之所以会成为现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因为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深圳崛起的背后是有国家力量主导的；而更早的香港和上海，除了它们自身的条件，更是系列历史大事件、历史运动塑造的产物。这些城市的崛起，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历史的外势在推动，不崛起都不行，而龙港则不同，如果说龙港有历史的外势，这个外势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催生出龙港这样的城市，龙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况且即便要有，也可以是虎港，或其他什么港，可以在浙江温州，也可以在浙江其他什么地方，或者说其他省外地方，何以是温州？

对这个历史逻辑的探究，实际上是朱晓军《中国农民城》的某种辩证，他既然不想把《中国农民城》处理成带有宣传意味的作品，不想以那些个司空见惯的语词去解读龙港这座城市的生命起源，那么，他就必须要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内生力量，去诠释龙港四十年时间何以滩涂起新城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朱晓军找到的这个内生力量，就是人性的普遍力量，即人们对贫穷、贫困的畏惧；或者换句话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部作品中，朱晓军无论是地理环境描写，还是人物描写，或者是时代氛围描写，都有一个持续的推动力，就是贫穷。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分离出来，当时温州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资本主义泛滥”。平阳本来就是贫困县，分出来的苍南比平阳还要贫困，它地处偏僻，交通落后，很多地方不通公路，人们出行或者靠船，或者步行。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没有港口，经济发展不起来，且地处山海相连的地方，没有耕地，靠海为生的渔民尚可勉强度日，农民的生活就可以想象得见是多么的困难。

朱晓军写贫困，有直观的方法，比如说，以人物回忆的方式，叙述当地农民吃地瓜，吃米糠，吃地瓜藤，吃树皮，吃野草，等等上海祭祖宗族祠堂。但更多的地方，他还是运用文学的方法，注意细节描写和刻画，如写没有见过汽车的乡下孩子，看见“一个像小房子似的东西从远处疾速而来，孩子们欢呼起来，张开双臂迎上去。老师吓坏了……滴滴汽车叫了起来，尖厉而急促。孩子们吓一跳，落荒而逃，有的跳进路边水田。” ② 写李其铁随着父亲去鳌江，父亲给他买了根油条，从没有吃过油条的李其铁，吃油条的细节，都刻画得很直接，很有力量。

朱晓军写贫困不是皮相地写，他写到骨头里去了，写出贫困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联系，写出贫困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写出贫困与人的命运的关系，写出贫困中的鄙夷、羞辱，写出贫困者的文化性格，等等上海祭祖宗族祠堂。陈定模的哥哥喜欢吹牛，陈定模问他为什么，他哥哥说：“你说少了，人家也不给你。说多了，家里富裕点嘛，借钱好借嘛。”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和贫困人格。在贫困面前，人的泼辣与强悍一文不值，就像阿慧妈妈一样，心气再高，也不得不向贫困的现实低头。因为写的是“江南人”，且报告文学有它的特殊性，需要隐蔽作家的主体性，求得“真实”，所以，朱晓军的整体视点是下降的，下降到了以“江南人”的视角看问题。他们对贫困的自我发现，不是以抽象的贫困，或者说是感性的贫困，而是以江对面的“鳌江人”作为参照的，鳌江镇是“千年古镇，百年商港”，素有“瓯闽小上海”之称。那边处处是高楼大厦，夜晚是灯火通明，而反观这边，荒野滩涂，路没有路，灯没有灯。对岸人称这边人是“傻瓜农民”，是“江南鬼”。

“一江之隔，我们这边是农民、渔民，他们那边是城里人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我们这边最好的鱼啊，虾啊，要挑过去卖给他们吃。我们吃不饱，到那边买地瓜丝；柴不够烧，也要到那边买。” ③

这种“那边人”给“这边人”带来的俯视和压迫感，造成“这边人”的内心挫败感上海祭祖宗族祠堂。然而，贫困以及贫困造成的挫败感，既可以让人自卑、沉沦，将人打落尘埃，同时亦可让人奋进，与命运抗争。朱晓军写龙港新城的崛起，抓住的就是温州人的不甘、不屈与不服，抓住的就是温州人骨子里的硬气。这种硬气，是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意志的一种蓬勃野蛮的生长。《中国农民城》中，“猴子”们脑子灵活，会来事，走南闯北，敢想敢干，就是温州人野蛮生长的生存意志的体现。龙港从荒滩到新城，从无到有，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贫困逼迫的结果，是人反抗贫困的结果，当然，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每个乡下人都有一个进城梦，进而为之努力的结果。

▲龙港金钗河广场对比照片

朱晓军是一个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性的作家上海祭祖宗族祠堂。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知道，龙港滩涂起新城，新城从无到有这个题材，如果处理成一个一般性的人类不屈服于环境，进而开拓、创造出新生事物的创世故事，自然是成立的；但是朱晓军却打开了这个题材，在这个题材当中融入了一种富有时代感的内涵，那就是“脱贫”“乡村建设”“共同富裕”等，这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不是说朱晓军如何机灵，而是说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朱晓军，必须要抓住报告文学的时代感问题，报告文学必须与时代共振，必须与人心共振。

报告文学不同于报告，它是文学，报告可以叙事为主，以人为辅，而报告文学必须是以人为核心，事由人生，事中见人上海祭祖宗族祠堂。《中国农民城》中，荒滩变高城，是“事”，是作品的“纲领”，而另一个“纲领”，就是写人。朱晓军写到的人物很多，奇迹的创造，需要有一个奇人群体，需要有运筹帷幄者，需要有决胜千里者，需要有形形色色的“猴子”，还需要平平凡凡的普通人。统观整部作品，其核心人物就是陈定模。朱晓军于纵横勾连、聚散开合之中写陈定模。就像整部作品的基调处理一样，朱晓军刻意规避这个题材的宣传意味，因此在人物刻画上，他实际上有很多棘手的地方，特别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写成宣传性的作品。朱晓军当然非常清楚，所以他写陈定模，首即在写其“心”，写他推动龙港建设的“初心”。陈定模其貌不扬，身材瘦小。刚到龙港镇时，背着行李卷儿，拎着装有洗漱用品的网兜，就像一个农民工。这个身材瘦小的人，身体里却蓄积着无穷的力量。他像大多数温州人一样出身寒苦，曾经饱尝生活的艰辛，饱尝了贫困中的屈辱，所以，改变命运的安排，是他内心强劲的动力，这个动力，让他做出选择，去龙港，带领龙港人去绘制美好的未来蓝图。陈定模其实也是一个“猴子”，他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有创造的冲动和激情。事实上，“猴子”的必要条件，是要有“胆”，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去“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是没有石头可摸，也要过河，因为，要想做成特定条件下很难做成的事情，就必须要突破特定条件中的“特定”。陈定模所处的时代，还是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无论是观念层面，还是政策、制度环境，都有很大的限定性，需要突破的地方太多。陈定模要想有超常规作为，必须要经常去触碰政策、制度，乃至人们观念的天花板，所以陈定模不得不搞“变通”，或者说是“打擦边球”。有所不同的是，陈定模是政治上的“猴子”，不是一般生意上的“猴子”，生意上的“猴子”，输赢胜负尽在一家一己的利益，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但是政治上的“猴子”不行，他没有那么多的试错机会，别人也不可能给他那么多的试错机会，所以，政治上的“猴子”陈定模，除了要有“胆”，还更需要有“识”；如果他没有“识”，“胆”越大，栽跟头的可能就越大。正是如此，朱晓军写陈定模，也聚焦于他超越同时代人的识断，“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是他的识断；计划修五十米宽的马路，这还是出于他的识断；申报龙港镇为“市”，这同样是他超常的识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跨越性的四十年，常人可能连五年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未必能看到，而陈定模在四十年前做出的决断，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能站得住，由此可见，成大事者，必有他的根因。就人物的刻画而言，《中国农民城》对陈定模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唯一的遗憾，是后面由盛转衰时过于仓促，叙事逻辑不够清晰。

二

无论是报告、纪实文学还是非虚构，皆属叙事文学范畴上海祭祖宗族祠堂。在中国，叙事文学与史学同宗同源，其宗为巫，其流为史，为小说，乃至后面的报告、纪实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等，均从叙事而出。章学诚论“传记”时说：“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之为传；叙事迹者，区之为记”。 ④ 章氏所论，便是史学与文学在写人、叙事方面的同源性关系。所区别者，历史所记之人和所叙之事是实有的，不容虚构增饰，而文学则不同，虚构增饰，本就是小说家的本事。此外，史学家写人、叙事，当会有所选择。史学有史学的担当，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穷究天人，通古今之变”。但是，小说、报告文学与史学有个内在的不同，就是小说虽不以真实为要务，但小说的真实，可能比历史的真实更真实，因为小说追求的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而历史所求的，多不过是事件、地点、人物、事件的真实。比较而言，小说与报告文学同属文学，但是小说可以有所取舍，就是在事实与真实间，取真实而舍事实，小说家可以以想象和假设，去达到所谓的真实；但是报告文学却不行，它必须要以事实为基础，然后在事实的基础上，去达到所谓的真实。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历史学家，他们需要有史家的“心法”，去抓住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从中去勘探历史隐秘的肌理。

《中国农民城》，从外部看是写一个时代，一个人，一座城的崛起，但是，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问题上海祭祖宗族祠堂。建一座城不难，城，不外是砖石、道路、土地和财富的问题，只要有政策，只要有规划，只要有资金，建一座城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朱晓军写的却是中国的“农民城”，这就涉及到“农村/城市”、“农民/市民”、“传统/现代”诸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从大的历史上看，人类生活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比如高山、草原、丘陵、盆地、戈壁、平原、雨林、海滨等地区，必然会形成人与环境相统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活在不同的社区形态，如农村或城市，人们同样会形成相应的生活方式、价值态度和人际伦理关系。简单的说，农村地区，因为人们多依靠血缘、亲缘、地缘组成而成，熟人社会最重视的就是亲疏远近。而城市则不同，以家庭、社区、单位为单元，人际之间，更多时候是原子化的，多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因此，共同的规则和价值遵守是城市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其间的差异性，是历史阶段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朱晓军写《中国农民城》，就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朱晓军有一个他自己的深刻的思考：农民进了城，农民在城里买地置房，所建之城，是不是就是“城市”？这个是也不是。是，是因为它有了城市的外观，有了高楼大厦，有了住宅小区，有了学校、医院、商场、影院、酒店等；说不是，是因为朱晓军知道，城市有城市的文化、价值、规范、规则和理性。农民、农村，无论是日常生活、伦理生活，还是人际交往理性等，都与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农民城》对温州苍南地区的乡村文化的刻画，甚是用力。这个地方，宗教的风习浓厚，寺庙、教堂密布。在农民心目中，观音菩萨、释迦摩尼、上帝耶稣，是可以为他们救苦脱困的。我们知道，苍南人对宗教的“信”，不是信仰，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的“信”，都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信”，是底层社会贫困阶层贫困人格的反应，他们没有能力通过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菩萨和神的身上。

朱晓军写苍南的民间文化，再一个就是写他们的宗族观念上海祭祖宗族祠堂。这里的人宗族意识浓重，建筑说究“高大上”的，除了寺庙、教堂就是祠堂，“仅江南区域内，祠堂就达一千多处”，在农民心目中，观音菩萨、释迦摩尼、基督耶稣和祖先同等重要。这里重男轻女，生了女孩而没有男孩的家庭，除了在村里抬不起头，还时时处处受人欺负。这里的人认姓不认官，不认公、检、法。苍南地方陈姓是大姓，到这个地方做地方官的小姓，甚至被迫改姓陈。这里宗族姓氏械斗成风，规模巨大，严重的时候还抢劫军用仓库，或者购买武器、弹药，打死、打伤人，烧毁、拆毁民房的现象经常出现，姓氏与姓氏之间积怨甚深……。陈定模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很善于跟农民打交道，知道跟他们说道理、说政策法规行不通，只能跟他们说情义、说关系。陈定模跟村支书们的沟通，是半月一聚，按年龄大小排序，轮流做东，吃农家菜，喝家酿老酒，说知心话儿，他们把这个称为“半月谈”。

朱晓军以如此多的笔墨，写苍南民风之硬、之老旧、之野蛮，其意即在以报告文学的写实，去呈现两个层面的意涵：一个是社会改造之必要和急迫，一个是“中国农民城”建设之难上海祭祖宗族祠堂。就前一点而言，社会改造，人的改造，是百年中国现代启蒙的一个基本叙述。朱晓军写到的苍南人，物质上的贫困，当然是急于要改变的现实，但是民众精神系统、价值系统、观念系统的贫困和落后，可能是一个更要急迫改变的现状。毕竟，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已逾百年，而这些古老、蛮荒、陈旧的习俗，恰恰是社会现代转型必须要跨越、突破的东西，它们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是反过来说，这些陈旧、野蛮的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恰恰又构成社会现代转型的障碍和绊脚石，严重阻碍着现代文明的发育。于是，“农民城”，一个词语，便包含着两个文明形态、两个文明阶段、两种悖反的文化力量。其中的内在张力，朱晓军把握得非常到位。他一方面，以超强的洞察力看到苍南人的苦难，看到农民们“进城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他以史家的笔法，记录着进城农民“第一代学会走红绿灯，第二代学会说卫生”的艰难蜕变。农民们进城后，旧的习惯不改，从楼上往下扔垃圾、吐痰、泼脏水，大街小巷飘零着白的、红的、蓝的塑料袋，像飞舞的灵幡。作家叶永烈在龙港的街头看到，一堵刚刚砌成的、尚未粉刷的墙上，黑墨写着一行大字标语：“设在这儿大小便，谁就是乌龟”，“乌龟”两字不是文字写成，是一个圈儿四条短腿外加一个脑袋一条尾巴。这些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可能需要一年、两年；而精神、观念、思维、价值层面的改变，则显然更为艰难，特别是涉及到利益上的纠缠，则更难改变。作品中写到，龙港原住民和外来者，因为观念、思维、风俗、语言不同，冲突不断，原住民瞧不起外来人，外来人也瞧不起原住民。原住民“秃头阿许”等，土地被征，征地款拿到了，却还把原来的土地当成自己的，欺行霸市，敲竹杠。凡此种种，皆为“农民城”之复杂性所在，内涵着不同文明层累的内在冲突。

说朱晓军有史家的“心法”，是因为他能够穿透事物本身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报告文学虽然说对事实、真实负责，但是，事实和真实究竟在哪？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原始的事实和真实。作家之所得、之所呈现，全在一个“看”字，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就是人对世界把握的不同方法。朱晓军的“看”法，是具有大历史视野的，他是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结构中，去把握“中国农民城”的文化、文明内涵的，所以，他之所“见”、之所“得”，自有他的高度、深度和宽阔之处。“农民城”的文明二元性，文明体内部的各种冲突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必要的过程，唯有经过冲突，融创出新的文明形态，方是“中国农民城”的方正大道。而温州龙港这座“农民城”，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和价值，就是做中国城市改革、城市治理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试验田。“龙港经验”，其意义不在龙港，而在中国，在未来。

龙港

朱晓军写龙港，但不限于一隅，全书纵横开合，以龙港为聚焦点，写到县、市、省和中央各层级，写到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上海祭祖宗族祠堂。龙港这个农民城能够从无到有，陈定模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势，陈定模不可能成功，“农民城”也不可能成功。而这当中，陈定模和“农民城”的成功，也归功于陈定模遇到了开明的县委书记胡万里、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时也运也，时运的叠加，成就了陈定模，成就了“农民城”。

三

作为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的材料运用非常扎实，涉及到的面很广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朱晓军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获取哪些材料，获取到什么程度，如何获取，获取的材料如何使用？朱晓军心知肚明。他的田野调查功夫，在《中国农民城》这部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也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材料搜集和田野调查上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少，举凡苍南的地理、疆域、建置、人口、交通、港口、耕地，以及不同时期的GDP、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率等经济数据，朱晓军掌握得非常详尽，这些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充实的数据支持。比如在写到江南人历史上的历次宗族群体械斗时，《中国农民城》动用了大量的数据，具体的年代、械斗的场次、死伤人数、烧毁房屋间数、财产损失数量等，俱以数据说话。其中涉及到的1967—1991年间，全以数据说话，“共发生大小宗族械斗1000多起（其中，发生于1979年底以前的，约700—800起，发生于1980—1983年间的65起），死亡20人，伤39人（其中重伤8人），烧毁房屋218间，直接经济损失在300万元以上”。《中国农民城》所涉材料，有的来自作家对当事人的访谈，有的来自作家的田野调查，有的来自政府的官方文件和会议决议记录等，有的来自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有的则来自作家自己的文献搜集。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形成的是一个立体的材料支撑系统。

朱晓军创作中突入材料之深，超出我们的想象上海祭祖宗族祠堂。他写陈定模一家逃荒的线路，具体到每一个地名：先是亲戚划船送他们去桥墩镇，船过灵溪，他们在桥墩三十六村上岸，然后过崎岖陡峭、狭窄险恶的枫树湾，最后到达福建桐山，一家四口人，最后在山下祠堂的戏台下安顿了下来。这些清晰的细节，见出朱晓军的用心、用力。他甚至对温州的方言体系都做了深入细致的了解，知道苍南的方言包括瓯话、闽南语、蛮话、金乡话、畲话等。他还知道具体的方言地理分布，如说蛮话的主要是南垟片区，包括钱库镇、炎亭镇、金乡镇、望里镇等。在《中国农民城》中，朱晓军不时穿插着苍南地区的方言，包括地方的风俗、土语、饮食等，如温州的蛮话“清谈清谈”“阿娘阿娘没想”等，写到金乡的小吃，如“油锅”；写到金乡的风俗，如“暖灶”等。温州方言本就繁复难懂，朱晓军以一个东北人的语言、思维和习惯，去切近温州的语言、风俗和习惯，自然是不可能的。朱晓军的目的，自然也不是想去掌握温州的方言。他是尽自己的可能，去把他所叙述到的人物、事件，还原到温州的特定场域中。而这种将叙述对象还原到特定叙述场景中的做法，恰恰是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专业素养和自我高要求的体现。正是因为对温州方言地理的了解，所以在写陈定模到龙港后的第一次镇委、镇政府会议时，朱晓军才能够写出会场上镇委、镇政府几个人参会时，因为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会场上大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的丰富细节，有的人说蛮话，有的说闽南话，有的说金乡话，有的说宜山话，语言各自不同，且不相通，又极为难懂。语言的“隔”，意味着人心的“散”，意味着“农民城”建设的不易。

我们知道，报告文学是需要材料作为支撑的，因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就在事实与真实，作家获得事实与真实的唯一途径，就是事实调查和获取材料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没有完备的材料，想写出有深度的、有现场感的、高质量的报告文学，是绝无可能的。但是，材料又不是报告文学的决定性要素，否则，处在事件现场的经历者、知情者、旁观者，可以写出更为精彩的报告文学，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加原始、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材料。这就是说，材料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重要的，没有材料，报告文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反过来看，作家对材料的重要性，则显得更为根本，因为，作家对材料的处理和运用，是赋予材料以灵魂，让材料“说出”报告文学需要的事实和真相的最核心的手段。正是如此，作家创作报告文学，材料并非是以多多益善为妙，而是以合理的运用、独具匠心的运用，为报告文学的最高境界。

就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来看，他处理材料的能力和水平，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朱晓军彷佛有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策略与智慧。他的材料运用的第一个妙处，就是回到材料的地方感、现场感，以“深描”之法，去描写一个地方的地理事物。就像人类学家对一个地方的描写那样，朱晓军所抓住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然后去理解这个文化，描述这样一种文化，在一个文化的具体场景中，去复建报告文学涉及到的人和事物的具象性的场景，以及人和事物得以产生的地方性逻辑。所以，朱晓军写苍南和龙港，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的描写，是他对苍南和龙港人的文化性格的一种把握形式。作品中，朱晓军多次写到龙港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下，人的特定的观念、心理、态度、情绪的形成，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他们价值观念世界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揭示出“农民城”建设的初衷和逻辑。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做过不少分析。朱晓军“深描”之法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写出“地方”的历史感。比如写方岩下村，就写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坊额下”。在当地，方岩与坊额音谐，以地处元代乡贤林约仲所立石碑坊下获名。写方岩下的一个内河渡口，则溯其原始，原称“安澜渡”，清同治七年所建，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些都是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再比如写金乡，他写到，“那是一座古镇，古称瀛洲，濒临东海，三面环山，山外环海，山海回环。传说三国时周瑜在那训练过水军。明洪武二十年置卫筑城，称金乡卫”。⑤金乡本就是城，且据说金乡人大多是戚继光的后裔，“说着接近上海话和宁波话的金乡话”，所以，金乡人从不说蛮话和闽南话，他们只说金乡话，这是由他们的历史感和地理优越感决定的。

《中国农民城》中，朱晓军驾驭材料的另一个特点，即是“深描”其时代感上海祭祖宗族祠堂。作品涉及到的时间，主要集中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但是又不局限在八十年代，而是上下勾连，贯通起一个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到新世纪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朱晓军渲染时代感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使用历史图片。整本书中，朱晓军动用了30幅左右的历史图片，这些图片包括地图、人口地理分布图、建筑图像、地表图像、规划图、个人生活肖像、集体合影、媒体图像等。图像的背后，隐伏的是国家的大历史和个人的小历史，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也是一个时代的肖像，更是一个时代人们文化心理的呈现。如书中有一幅图，1988年，龙港的标志性建筑“七层楼”，此楼由农民企业家林上木所建。这是当时龙港最高的楼，但是最醒目的，并不是这个“七层楼”，而是楼顶赫然建起的一层钟楼。钟楼和鼓楼，是古人报时之用。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鼓响，城门关闭，宵禁开始；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钟楼和鼓楼多建于宫廷、寺庙、都城。那时候的林上木，不仅建起镇上最高的“七层楼”，还建起令人仰视的“钟楼”。这样一幅图片，唤起的是人们对第一代农民企业家暴发户气质的历史记忆。图像，是历史想像的方法，朱晓军通过图像的形式，将读者拉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除图像外，《中国农民城》之为一个时代赋形，还有服饰、饮食、语言等手段。如作品中写到的尿素袋子。“文革”后期，中国从日本进口大量尿素，因为白色的尿素袋子是人造棉（化纤成分），所以化肥用完后，袋子多被人用来做衣服穿，“来个社干部，穿个化肥裤。前面‘日本产’，后头是‘尿素’”；“日本产尿素，做成飘飘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此一场景，就是极具时代感的一个场景。今天的人看来未免有些滑稽可笑，但在那时的人眼里，能有“飘飘裤”穿，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陈定模倘若不是在供销社工作，就难有这近水楼台之便，根本不可能给他大哥送尿素袋子。再比如语言方面，朱晓军也尽量以还原之法，将人物的语言还原到那个时代中去，如写李其铁和陈迎春谈恋爱：“我比较喜欢你”——恋爱六年后，李其铁对陈迎春说。陈迎春说：“我也比较欣赏你”。“喜欢”和“欣赏”，既弥漫着那个时代的拘谨气息，也显示出男女有别的分寸感；而再加一个“比较”，则更显得那个时候的拘谨和分寸了。

总的来说，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无论是写人还是纪事，都有其独特的、成功的地方，写人，则重在同其心，叙事，则重在原其理上海祭祖宗族祠堂。朱晓军善于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提炼出具有说服力、冲击力的材料，去构造报告文学的“事实”，构造报告文学的“事理”，构造出作品中富有戏剧性、形式感和文学化的情节和情境。朱晓军以文学择取本事，敷衍本事而为文学，《中国农民城》当之无愧是一部有历史感、时代感，且有文化深刻性和思想深度的报告文学杰作。

※原载：《江南》202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①朱晓军：《中国农民城》，第278页，人民文学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上海祭祖宗族祠堂。

②朱晓军：《中国农民城》，第106页，人民文学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上海祭祖宗族祠堂。

③朱晓军：《中国农民城》，第107页，人民文学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上海祭祖宗族祠堂。

④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第231、232页，中华书局2014年上海祭祖宗族祠堂。

⑤朱晓军：《中国农民城》，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上海祭祖宗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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