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廷林 | 宋末勤王义士伍隆起事迹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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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勤王义士伍隆起事迹考辨

孙廷林

摘要：宋末伍隆起勤王厓山忠烈殉国的事迹，是从明代中叶方才开始出现并广为传布的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实际上，宋末元初伍起龙是引领新会伍氏家族兴旺的关键人物，自伍起龙以降，伍氏家族四代仕元，成为诗礼簪缨的地方大族。明初伍氏族人对这一家族史并无避讳，之后则渐趋淡化、回避伍起龙等四代仕元。成化年间，借兴建厓山大忠祠之机，伍氏家族积极捐献田产，成功把祖先以勤王义士伍隆起的形象祔祀于大忠祠。厓山大忠祠、全节庙及勤王义士伍隆起忠烈殉国的事迹，契合国家礼制教化和地方家族地位所需，为陈献章等地方士绅诗文称述，受到空前关注。宋元易代之际，宋室君臣辗转闽、粤沿海，相关逸闻轶事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同时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后世地方社会文化建构重要的历史资源。因此，在利用相关文献时，应注意其中真伪驳杂、伪中存真的复杂性。

关键词：宋元易代；伍隆起；伍起龙；新会伍氏

宋元易代之际，南宋君臣辗转流亡闽、粤沿海，相关逸闻轶事流传甚多兴化祭祖宗族祠堂。但有关此类事迹的记载往往真伪驳杂，伪中存真，只有在深入考证的基础上，方才有助于相关文献的合理利用，并加深对地方社会演进的认识。其中义士伍隆起勤王殉节的事迹，自明代中叶起被广泛记述，见载于诸多地方志、《续文献通考》、《宋季忠义录》、《宋史翼·忠义传》等著述中，其人其事俨然成真。王颋先生等在相关研究中曾对伍隆起其人其事提出质疑。本文通过耙梳史料，广泛利用文集、族谱等文献资料，考证所谓勤王义士伍隆起其人其事，揭示其背后可能被隐匿的历史，将有助于对南宋君臣流亡闽粤沿海史事的理解和相关文献的利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有关伍隆起及其厓山勤王殉节事迹的记载

宋末义士伍隆起勤王厓山的事迹，所见最早文献是成化九年（1473）成书的《广州志》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成化《广州志》（原书32卷，今存9卷）是现存明代广州府最早志书，其中记载：

伍隆起，邑人，宋忠臣也兴化祭祖宗族祠堂。高祖讳珉者，高宗朝为岭南第十三将，守南恩州，卒于官。子朝凯择新会之文章里居焉，生子之才，仕至阳春尉，之才生天麟，授龙井场提幹。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卫王舟次崖山，隆起以祖父三代世受禄于宋，非死不能报，于是率乡义兵捍卫。先是元元帅张弘范已入广州，民咸附之。隆起力战累日不沮，潜为其下谢文子所杀，以其首降元。陆相秀夫遣人收遗骸，以木刻首续之，葬于文径口山后。陆相生募得文子，戮以祭隆起之墓。今人犹名其坟为钉头坟，村为钉头村云。

所载自南宋初至宋元之际，一百五十年间，伍氏家族仅历伍珉-之才-天麟-隆起四代世系，从一般规律而言似不合常理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此后地方文献相关记载又增加了伍隆起贡献军粮的事迹。如嘉靖十四年（1535）成书的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一五《伍隆起传》：

伍隆起，新会人，三世仕宋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帝昺舟次厓山，隆起曰：世受宋恩，非死莫报。乃率乡义兵捍卫，且贡米七千石。时张弘范入广州，隆起日战不沮，潜为卒谢文子所杀，以其首降元。丞相陆秀夫遣人收遗骸，续以木首，葬于文径口山后。秀夫生募得文子，戮以祭隆起之墓。今人犹名其坟为钉头坟。

嘉靖二十四年（1545）成书的《新宁县志》载：

伍隆起，宋义士也兴化祭祖宗族祠堂。高祖曰珉者，高宗朝为岭南第十三将，守南恩州。孙之才仕阳春尉，之才子天麟授龙井场提幹。天麟子隆起，值宋季世，帝昺舟次厓山，隆起以祖三世受宋恩，非死不能报。于是贡米七千石，率乡民为义兵捍卫。先元帅已入广州，民附之。隆起力单，累日不沮，潜为其下谢文子所杀，以其首降弘范。丞相陆秀夫遣人收遗骸，以木刻首续之而葬。后秀夫生募得文子，戮之以祭隆起之墓。今人名其墓为钉头坟，村曰钉头村。大忠祠成，祀隆起于东庑，题曰宋义士赠州判伍隆起位。

黄佐《广州人物传》所载与上述几乎完全相同，对大忠祠祔祀伍隆起的神位多了一句解释，“盖当时所赠官”兴化祭祖宗族祠堂。上述文献所载伍隆起勤王抗元、贡献米粮、被部下所杀、以木刻首而葬等忠义事迹基本相同。其中所应引起重视的有二：一是所载伍隆起籍贯、世系，高祖南迁，自曾祖起世代居新会文章里，从南宋初至宋元之际，历珉-朝凯-之才-天麟-隆起，共五世。二是所提到厓山大忠祠创建后，伍隆起祔祀其中。

查考有关大忠祠的史料，成化十三年（1477）罗伦所作《大忠祠碑》中提及：“（大忠）祠两庑以勤王义士伍隆起等附焉，置田若干顷，复伍氏之后一人主之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大忠祠“成化中，兵备佥事陶鲁建，知县丁积割废寺田三顷余，供全节庙及大忠祠祀事，以赵樵、伍隆起子孙守之。”嘉靖二十一年（1542）新会知县何廷仁在《重修厓山全节大忠二祠记》中称：“若夫刘鼎孙、茅湘、赵樵、高桂、伍隆起之死固皆以身殉国者。”可知至晚成化年间，伍隆起便已被视为宋末勤王义士，被祔祀于厓山大忠祠，并由其子孙负责大忠祠日常祀事。

此后历代县、府、省地方志、以及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的《续文献通考》等均载录伍隆起勤王厓山、忠义殉节的事迹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历代有关伍隆起勤王殉节事迹内容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之处。如伍隆起的赠官，早期之记载多谓赠“州判”。如《广州人物传》谓：“大忠祠成，祀隆起于东庑，题曰：宋义士赠州判伍隆起位。盖当时所赠官也。”所谓“州判”似系职名，在宋代官制不可能作为逝者赠官。而明后期郑汝璧《由庚堂集》卷二一《故宋闽冲郡王墓表》中则称“斗洞太师伍隆起”云云，由称“州判”到称“太师”，当系出于后人不断附会。明代有关伍隆起墓的记载均称为“钉头坟”，如上引《广东通志初稿》、嘉靖《新宁县志》与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一七《伍隆起传》等。至清代诸多记载改称之为“香头坟”，《广东新语》卷一九“香头坟“条云：“……丞相陸秀夫使人收葬以香为首，其坟因曰香头坟。予铭之曰：天生沉檀，以为君首”云云。他如道光《广东通志》等清代地方志亦记作“香头坟”。这些不同实际上反映着勤王义士伍隆起事迹的演化流变。

表一：伍隆起世系表

(资料来源：据嘉靖《新宁县志》卷10《伍隆起传》、《广州人物传》卷17《伍隆起传》、《粤大记》卷15 《伍隆起传》等兴化祭祖宗族祠堂。)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所见有关勤王义士伍隆起的最早记载是成化九年（1473）成书的《广州志》，这说明伍隆起勤王义士的形象在此时已经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可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此后，随着厓山大忠祠建立，伍隆起被祔祀其中，相关地方志对其多有记载。有关伍隆起更早的记载我们仍然不得而知，但上述文献所提供的伍隆起家族世系、世代居住新会文章里等信息为我们进一步考证提供了线索，而伍隆起被祔祀于厓山大忠祠则是考证其人其事的又一关键节点。我们不妨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入考证。

二、伍起龙与四世仕元的新会伍氏家族

如上文所引，伍隆起所属之伍氏家族世居新会文章里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文章里又称文章都，有关文献将该伍氏家族称为斗洞伍氏、绿围伍氏。如正统三年（1438）南海胡济爵所作《斗洞绿围伍氏族谱序》即称：“古冈斗洞绿围伍氏，世有令德”。斗洞、绿围，均是文章里（都）所属地名，有斗洞渡、绿围桥等地名。明弘治十二年（1499）设新宁县，原属新会县的德行都、文章都、平康都、矬峝都、海晏都、潮居都等割属新宁县，文章里（都）、斗峒（冈）等自此隶属新宁县（今均属广东省台山市大江镇）。隋唐时期曾以新会地设冈州，相关文献中所谓“冈州”、“古冈”云云，亦皆指新会。为论述方便，本文概称之为新会伍氏家族。

明代以前纂修的新会伍氏族谱，今皆无传兴化祭祖宗族祠堂。道光十八年（1838）锡类堂抄本《绿围伍氏族谱》保存有多篇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族谱序文。其中最早者是乾道五年（1169），署名敷文阁待制、通议大夫福建莆田人宋棐所撰的伍氏族谱序。考宋棐，字材成，莆田人，徽宗政和五年登进士第，南宋初官至敷文阁待制，以通议大夫致仕。但该序文仅述编纂族谱之意义，并无新会伍氏的实质性内容，无助于考索伍氏世系等信息。其次是至元廿七年（1367）署名翰林院承旨兼理太常寺卿曾迪所撰《福建莆阳伍氏族谱序》，序文称：“莆阳鼻祖仕公以进士登徽宗贾（安）宅榜”，后谪兴化簿，“占籍不返”；仕公之弟讳氓“亦登进士，官至上柱国”，“谪岭南，占籍古冈”。据此二篇序文，我们约略可知新会伍氏或当徙自莆田，其始迁祖被称为伍氓。这与前文所引文献记载伍隆起始迁祖等信息是基本吻合的。

明代前期所撰多篇族谱序文所述新会伍氏世系更为清晰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洪熙元年（1425）伍延寿修成伍氏族谱，他在序文中称：“讳氓者仕宋为岭南十三将，终于南恩州葬于德行都十里坪，是为始迁之鼻祖。自朝佐、朝恺以先人之墓在，是以遂占古冈斗洞居焉。”宣德四年(1429)江都教谕刘源为该族谱所作序文称：“新会伍氏世系之远且蕃硕，惟斗洞绿围为然。予按其谱，其先本汴人，宋有讳氓者为岭南第十三将，葬于新会德行都，其子朝佐、朝恺因宅于绿围，迄今十三叶矣”，并缕述宋元间伍氏之仕宦者，“由宋元多以儒业起家，绿围之伍氏为新会之望族”。此外，还有正统元年（1436）靖江王府纪善、端州人罗参《斗洞绿围伍氏族谱序》、正统三年（1438）南海胡济爵《斗洞绿围伍氏族谱序》等。

上述《伍氏族谱序文》均产生于明代前期，皆以伍氓为新会伍氏始迁祖，其所提及的世系等也与上文有关伍隆起的史料提及的伍氏世系相吻合兴化祭祖宗族祠堂。然而，所有上述明代初期的族谱序文，均未曾提及所谓宋末勤王义士伍隆起其人其事。即便是有些族谱序文缕述宋元间伍氏仕宦杰出人物，但也没有提及勤王义士伍隆起忠烈殉国的丝毫信息。

与上述世系不同，明初相关文献还记载着新会伍氏家族连续四代仕元的世系兴化祭祖宗族祠堂。黎贞（1358-1416）字彦晦，号秫坡先生，是元末明初岭南名儒孙蕡弟子，陈献章称“吾乡称先达以文行教后进，百余年间黎秫坡一人而已。”他所作的《伍氏家谱序》载：

若斗洞伍氏，其先汴人，初祖讳正，仕宋翰林典章，扈跸南渡，由汴梁徙居凌江，生备，迁冈州文章里，生朝用，二世不仕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朝用生起鹏、起龙，买腴田得粟四百石。起龙悉以让兄，仕元授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生廷凤、文凤、仪凤，增业万石。廷凤仕历浈阳簿、翁源尉。生元德，二任巡检，升阳江簿。生彦通，仕至奉议大夫、广州路总管。生二子，长曰骐、季曰骥。骐戌辽，卒于军，骥生淳。由起龙至淳，视起鹏子孙为六世，视文凤、仪凤子孙为五世，犹袒免之亲也。骐构孝思堂以奉袒，襧复建亲睦堂以会族人。岁时伏腊，令一族子孙至五六十辈，怡怡愉愉以恭谨自约，诚古冈礼义之右族也。骥惧家谱失修，恐世无所据，托永嘉陈亢宗修饰之而属予以序。

我们所见有关新会伍氏家族的文献中，黎贞的记载是最早且最为集中的兴化祭祖宗族祠堂。该序文所记同样是世居新会文章里斗洞伍氏，但与上文说述伍隆起世系的族谱文献相比，两者所述的始迁祖及世系均有不同。既是同为世居新会文章里的斗洞伍氏，则似应当是同一个伍氏家族。

根据上引黎贞《伍氏族谱序》，出仕元朝的伍起龙乃是伍氏家族的关键人物兴化祭祖宗族祠堂。黎贞为伍氏家族撰写了多篇传、赞、祠堂记，屡屡提及伍起龙这一伍氏家族的关键人物。在为伍起龙曾孙伍如道作的《敦素子传》称：“由汴南迁，四世至高州路总管起龙，勋德赫奕，厥族诞昌，门地甲一邑，而名闻有加焉。”在为伍氏家族祠堂所作的《孝思堂记》中称伍起龙“开植元基，起家创业，富冠冈州……仕至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兼劝农事。”伍起龙号秀峰，在为伍起龙母黄氏所作墓亭记文《贞德亭记》中黎贞称：“（伍）秀峰由邑庠授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自后簪缨联络，代不乏芳声。”在《总管伍秀峰像赞》中又称：“皇元启运，明良相逢。首膺超擢，伍氏秀峰。有民有社，克勤克忠。开业垂裕，后胤永宗。噫！公虽遇时之可为，实冠古冈之英雄。”显而易见，伍起龙生当宋末元初，入仕元朝，官至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兼劝农事，是伍氏家族走向兴旺的关键人物。直到元末明初，伍氏家族“承累世富有之业”，“邑人目伍氏为簪缨族，有诗礼风”，仍然是新会地方大族。

当时请黎贞为伍氏族谱作序的伍骥（1367-1425），对黎贞执弟子礼，称“少遊邑庠，辱先生教多矣”，是元明易代之际伍氏家族的关键人物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据嘉靖《新宁县志》载：

伍骥，元处士也，字弘道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其初祖汴人，宋末为翰林典典章，扈跸南渡，至广之新会厓山，宋亡遂遯居县东乡文间里，骥其后也。骥生二月而孤，及长性孝友，兄骐以事谪戌辽海，固请代其行不得，凡弟执别哀动路人。……平生积书多至千卷，性好儒儒术，一时名士新会黎贞、南海王子伦、胡济、番禺董匡皆受其延聘。其所建祠堂、墓亭，制家䂓、族谱，率近古制，邑人多之。

伍骥所作《诫子书》对了解伍氏家族史亦弥足珍贵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永乐十一年（1413）伍骥作《诫子书》，称：“吾始世祖宋翰林典章，自汴徙岭南之凌江，历再世又徙新会之文章里，至三世始买田得粟四百石，生二子。”即第四代伍起鹏、伍起龙，正值元初，伍起龙“仕元，授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伍氏始盛。伍起龙生廷凤、文凤、仪凤，“以梅、竹、松为号”。廷凤仕历浈阳簿、翁源尉，黎贞有《元县尉伍梅边像赞》称之。伍文凤任京城巡检，伍仪凤“号松轩，高州路总管起龙三子，官至宣通使司。奉命出使外国国，娶公主的斤色目里氏，生四子，后尽节于省城金花庙。”廷凤生元德，二任巡检，升阳江簿。元德生彦通，即伍彦通（1330-1367），字仕达，仕至奉议大夫、广州路总管，征剿寇盗而死。彦通生男二，长曰骐，明初被征戌辽，卒于军；次曰骥即伍弘道。骥生淳，永乐五年（1407）秋，伍淳行冠礼。“由起龙至淳，视起鹏子孙为六世，视文凤、仪凤子孙为五世，犹袒免之亲也。”

综合明初伍骥、黎贞的记述，伍氏世系整理如表二，自元初伍起龙至明初伍骥，约百间年传五代，符合自然规律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尤其伍起龙以下，所据文献链条充分，当信实可靠。终元一代，新会伍氏家族世代仕宦。伍骥称：“自典章至吾子凡九叶，前四世皆宦达显耀，克彰先德，独吾兄弟有愧焉。”自伍起龙始，伍氏实因入仕元朝而显赫，连续四代为官，直至元末。

表二：明 初 伍 氏 世 系 表

(资料来源：据《秫坡先生文集》卷5《伍氏家谱序》《冠义序》、卷6《厚德记》《孝思堂记》《贞德亭记》、卷7《敦素子传》；伍弘道《伍氏诫子书》（见光绪《新宁县志》卷17《金石略》）等整理兴化祭祖宗族祠堂。)

明初永乐年间，伍骥亦曾修成《伍氏族谱》，并请多人为之作序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永乐九年（1411）合浦知县吴侃《伍氏族谱序》云：“由汴居凌江，其子备迁于冈州文章里，又二世至起龙，以贤良登仕版，官至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富与贵并，业随名立……继世藉诗书之业，奕叶为簪缨之门。”永乐十一年（1413）翰林陈纲撰《伍氏族谱序》载：“骥持谱走京师，介太学上舍生敬斋蒋公来翰林征余序……起龙、廷凤、元德、彦通，皆能蹑踪轶迹，联辉续耀……然则伍氏之祖宗于九原之下闻其肖子贤孙如是之修谱，如是之崇孝道，虽没亦宁矣，尚何憾哉！”同年国子监学正闽郡陈垲《伍氏宗谱序》称：“广东古冈伍骥，字弘道者，郡之宦族也。其来客于京师，持所编图谱示予且征予为之序，”亦言起鹏、起龙“遭宋之季、元之初，起龙由庠生而等仕版，累官至高州路总管，授正议大夫兼劝农事。”

综上，在明代初年，同样世代共居于新会文章里的伍氏家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家族谱系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其一是在永乐年间伍骥所修，通过黎贞、伍骥的相关著述，我们可以清晰得知元代百年间伍氏家族四代仕元，是一个相当鼎盛的地方大族。在其序文中，开启连续四代仕元的伍氏家族重要人物伍起龙，为时人反复称道。这说明元明易代之后，在明朝初年，伍骥等伍氏族人对其祖先世代仕元的家族历史不仅没有避忌，而且引以为荣。其二是伍延寿在洪熙年间所修，在其相关诸多族谱的序文中却再也看不到伍起龙任何信息，伍氏的始迁祖则成了宋代“岭南十三将”，凸显的是子孙世代仕宋。不论黎贞、伍骥等相关文献记述，还是伍延寿所修族谱的诸多序文，在这些早期伍氏家族文献中，我们均难以考索到有关勤王义士伍隆起的任何蛛丝马迹。

这两种明显不同的世系，伍氏后世修谱者逐渐将之区别为所谓的翰苑房、绿围（柱国）房兴化祭祖宗族祠堂。这种区别为翰苑、柱国（绿围）房之说，不排除是出于弥缝上述两种祖源、世系歧异之举措。因所谓的二支伍氏均世居新会文章里斗洞，反映两种世系的关键文献——伍骥《诫子书》和陈献章《永恃堂记》（详下文）均“刻在文章都伍氏祠”，这也反映出所谓的翰苑房、柱国房很可能出于后人的建构。

可以确定的是，在明代前期的相关文献中，伍氏家族并无所谓的宋末勤王义士伍隆起其人其事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恰恰相反，宋元之际的伍起龙入仕元朝，官至正议大夫、高州路总管兼劝农事，开启伍氏家族四代仕元，成为伍氏家族引以为荣的重要人物。但自从洪熙年间伍延寿修谱的相关信息推测，伍氏家族开始淡化伍起龙等入仕元朝的祖先，尤其是对外遮蔽其祖先仕元的家族史。

明清以降的县、府、省志关于伍氏家族人物记载的演变很能说明这一点兴化祭祖宗族祠堂。现存明代所修《新宁县志》、《新会县志》、《广州府志》、《广东通志》，几乎完全不载伍起龙等伍氏家族仕元诸人。而记载伍起龙等四代仕元事迹的伍骥《诫子书》仅仅刻碑立石在伍氏祠堂之中。自康熙《新会县志》开始一些地方志方才依据黎贞文集、伍氏家乘等资料，将仕元的伍起龙等诸人载入地方志。与此相反，自明代中期以降诸多地方志、文集等文献中则无不对勤王义士伍隆起大书特书。那么所谓的南宋勤王义士伍隆起又究竟是何时如何出现，并获得广泛认可的呢？

三、陈献章佚文《永恃堂记》与勤王义士伍隆起

陈献章是明代岭南最负盛名的理学家，作为地方杰出士绅，陈献章与地方官员、地方大族交往密切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其中新会伍氏家族就有多位子弟成为陈献章的门人。陈献章也应伍氏子弟请求，为伍氏作族谱序、祠堂记等。成化七年（1471）陈献章作《绿围伍氏族谱序》称：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为岭南第十三将，卒于官，遗其二子，新会遂有緑围之伍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曰朝佐、曰朝恺，今为緑围始迁之祖，而氓又始迁之祖所自出，所谓第十三将者是也。氓以上世次莫详，今断自可知，以氓为第一世。自氓而下，或隠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称望族，曰衣冠之美无替厥先，术业之有光厥后者，得伍氏焉。

作为心学大儒，陈献章辞官归故后与地方官员往来密切，积极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教化乡里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如上所引，在他给伍氏族谱所作序文中，仍然没有宋末勤王义士伍隆起的丝毫信息。

作《绿围伍氏族谱序》近三十年后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在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陈献章应门人伍绚之请，为伍氏作祠堂记《永恃堂记》，该记文提到伍隆起：

翰林院国史检讨陈献章撰书 古冈有处士曰伍氏，常晦迹于我洪武间，乃薄观阴阳卜筮小数之术，以自卑非，其素所蓄积也兴化祭祖宗族祠堂。依隐纳污，处己之道，无润事；当可怒，虽仆隶，亦不出恶语，古所谓乡先生者与!曰隆起者，于处士为高祖叔翁，有功于宋末世，今配享大忠庙。根远枝承，体光而委耀矣。其家累千金，积膏腴田伍千馀亩。服御之具，择不取观；饮食之用，适不取费。乡间无不景仰。尝造其从弟，从弟于牢执豕，以为兄馔。处士曰：“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古人之所耻。墨子尚俭，孔子亦尚俭，俗有可违不可依，礼则无可违无不可依。”晚岁语诸子孙：“平康、泷水二都田二顷，可得租百六十石。平康以为汝父祖墓需，泷水以为汝父祖时享。”慈哉其旨，变哉其例，庶几哉其家训。今夫礼学之废久矣，若处士者，岂徒其家祠不迁而已哉!元配邑东都会秫坡黎先生之妹，有兄风，有功于伍氏，得妇道甚。继配刘也。自处士殁六十有馀年矣，孙曰敷、曰敬、曰政、曰璃、曰绚者，曾孫曰松始创祠以承祀事。又十八年曰政曰绚曰徹者，始议塞其田租之泛费，而所入益增，遂克完美焉。谒予记者，门人绚也。其铭曰：其无废先生，遗则永征。公享中居，二配皆升。贤执匕鬯，权匪嫡经。我田之入，美兹庙庭。他庸无事，丰我羞牲。有流先泽，观此南溟。弘治十二年己未夏五月望日。

“曰隆起者，于处士为高祖叔翁，有功于宋末世，今配享大忠庙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此为所见新会伍氏家族文献中首次出现伍隆起的相关信息。永恃堂是伍绚等人为祭祀其祖父“伍处士”所建，伍隆起“于处士为高祖叔翁”，即伍隆起相当于“伍处士”的高祖辈。

伍氏子弟中与陈献章交往最为密切的是伍云（1425-1471），在陈献章为之所作《伍光宇行状》中称：“君讳云，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先世仕宋，为岭南第十三将曰氓之子始来新会……乃告于季父绚洎伯兄裕，割田若干亩以供祀事，权以所居第为祠。”可知伍绚为伍云的父辈，查伍氏族谱，伍绚“字元白，号一庵，南山先生子，汝梅之孙。”可知伍绚祖是伍汝梅，父被称为南山先生。又据陈白沙《绿围伍氏族谱序》云：“吾友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可知伍云祖父、伍绚父亲从斗洞绿围徙居南山，被称为南山先生。至此我们可以确定《永恃堂记》中的伍处士便是伍汝梅。伍汝梅“晦迹于洪武间”、“元配邑东都会秫坡黎先生之妹”，这也正好验证了伍氏族谱所载伍汝梅“配黎氏，秫坡先生之妹，与秫坡先生甚相得，秫坡有《柬伍汝梅诗》。白沙先生为之书《斗洞伍汝梅公祠》，又为之书《永恃堂》，立碑于祠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陈献章的各种文集中这篇祠堂记并不见收录兴化祭祖宗族祠堂。道光《新宁县志》卷八《金石志》载明这篇祠堂记“刻在文章都伍氏祠”。而陈献章门生李承箕的诗文集所收《世恃堂记》，内容与上引《永恃堂记》基本相同。研究者认为，《永恃堂记》是陈献章的一篇佚文，由李承箕撰稿、陈献章改定。也就是说这篇刻在伍氏祠堂的《永恃堂记》，经历了李承箕撰稿、陈献章改定、伍氏子弟刻石立碑的过程。那么比较李承箕所撰初稿《世恃堂记》与最终被伍氏子弟刊刻在祠堂的《永恃堂记》的异同，就显得别有价值：

古冈有处士日伍氏，常晦迹于我洪武间，薄观阴阳、筮小数之术，以自卑非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其素所蓄积也，家累千金，膏腴田数千亩，率手所封殖也。师朴俭处己之道，无润乡闾，终岁不一过。尝造其从弟，从弟执豕于牢，以为兄馔。处士日：‘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古人之所耻。’竞去之。越俗嫁女，资装多僭侈，处士一违之。服御之具，择不取观；饮食之用，适不取费。配黎氏，秫坡先生之妹也，有兄风，得妇道甚，先处士卒。处士生六十有三年而卒。嫡庶有男五人。岁晚谕诸子，皆异田宅，既而以田若干亩、租若干石，示曰：‘生以为汝父祖余需，死以为汝父祖时享。’才者不敢有越制，不肖者不敢不有所守。慈哉其旨，变哉其例，至哉其家训。吾因味处士之平生，可以享乡社矣，岂徒其家祠不迁而已哉!自处士没，几年而某创祠，又几年其孙某始克完美焉。铭日：其无废先人，世世永承。贤执匕鬯，权匪嫡经。我田之入，美兹庙庭。他庸勿事，丰我羞牲。有流先泽，观此南溟。”

两者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但在关键节点上则有所不同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在李承箕的初稿《世恃堂记》中完全没有提及宋末义士伍隆起，而刻在伍氏祠堂的《永恃堂记》则增加了“曰隆起者，于处士为高祖叔翁，有功于宋末世，今配享大忠庙。”也即此处增添了伍隆起被认定为伍汝梅的“高祖叔翁”。这一认定显然不是李承箕的手笔，是陈献章改定时所加，还是伍氏子弟在刊刻时所增，我们便难以确证了。

四、大忠祠之建与伍隆起事迹的凸显

如前所述，早在成化九年（1473）伍隆起便已被列入地方志书《广州志》中，意味着此时勤王义士伍隆起的形象已经获得地方社会接纳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成化十三年（1477）罗伦在《大忠祠碑》中提及：“祠两庑以勤王义士伍隆起等附焉，置田若干顷，复伍氏之后一人主之。”刻在伍氏祠堂的《永恃堂记》撰写于弘治十二年（1499），其中提到“曰隆起者，于处士（伍汝梅）为高祖叔翁，有功于宋末世，今配享大忠庙。”循此线索，考证厓山大忠祠的建立及其与伍氏家族的关联便极有必要。

厓山作为南宋君臣最终殉国之地，“宋没二百余年……寥无吊者”，直到明代中期才开始屡被关注，之后大忠祠、全节庙等厓山祠庙渐次得以修建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大忠祠、全节庙等厓山祠庙的修建是地方官员、地方士绅和地方家族共同推动完成的。其中大忠祠位于厓山，奉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臣。早在正统六年（1441）五月，广东按察司佥事彭琉奏请：“陆秀夫于厓山死节，英风义气振耀今昔，祀礼未行，诚为缺典”，请求“勅有司就于厓山立庙以祀”，但议而未行。至天顺五年（1461）秋，广东左参政胡拱辰过厓山，慨叹“忠义无祠，其非缺典欤”，在时任新会知县陶鲁主持下，修建忠义祠，“中堂祀三忠，东西室祔祠同死王事于广者，又两庑各置牌位，书曰：故宋忠义死节之士位。”

此次在厓山创修忠义祠，所需的土地、费用来源，“偿直取于助义家”，即是由地方家族捐献出资赞助修建的兴化祭祖宗族祠堂。由哪些家族捐献出资，陈洙的《忠义祠碑记》中没有提及。我们从上文所引《永恃堂记》中可知，伍汝梅晚年叮嘱子孙“平康、泷水二都田二顷，可得租百六十余石，平康以为汝父祖墓需，泷水以为汝父祖时享。”泷水都正紧邻厓山古战场，甚或有伍氏家族坟墓、祠堂分布。此次修建忠义祠很可能有出自伍氏家族的捐献。不过，此时（1461）忠义祠东西两庑所置牌位书写的是“故宋忠义死节之士位”，尚无勤王义士伍隆起的牌位。

此后到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广东佥事陶鲁主持厓山建祠，地方家族“各愿出备木、瓦”支持，十二月建成，陶鲁请求朝廷“特赐庙额，荣加封谥，量与祭祀时仪”兴化祭祖宗族祠堂。上奏之后，获赐额“大忠”。厓山大忠祠建成于成化十一年，次年（1476）获赐额“大忠”。成化十三年（1477）罗伦所作《大忠祠碑》称：“（大忠）祠两庑以勤王义士伍隆起等附焉，置田若干顷，复伍氏之后一人主之。”至此，新会伍氏家族将其祖先以宋末勤王义士的形象，获取到祔祀大忠祠的待遇，并由伍氏后人以忠义之后的身份主管大忠祠祀事。刻在伍氏祠堂、署名陈献章撰于弘治十二年（1499）的《永恃堂记》也称“曰隆起者，于处士（伍汝梅）为高祖叔翁，有功于宋末世，今配享大忠庙。”弘治十七年（1504），广东按察佥事方良永途径新会，凭吊厓山，他看到大忠祠“两庑皆祀同时死节诸臣，东庑又特设伍隆起配享之位”，并遇到掌管祀事的勤王义士伍隆起七世孙。对于大忠祠祔祀的厓山忠烈，嘉靖二十一年（1542），陈献章门人、顺德人赵善鸣指出：

按宋忠义死节之士，其知姓名者，惟义士伍隆起，故揭一牌题“宋义士赠州判伍隆起之神”兴化祭祖宗族祠堂。若学士刘鼎孙、侍郎茅湘、吏部赵樵、枢密高桂、太卿杜浒、指挥苏刘义、防御刘师勇，以及曾渊子、陈仲微、钟震桂诸死难之臣，列传载在《宋史》，乃独不设神位。

他因此提议将这些史传明确记载的厓山殉国忠臣一一独设神位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刘鼎孙等载于史册的厓山忠烈未见单独设立神位，相反名不见经传的伍隆起何以反被独设神位？当地伍氏家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随着大忠祠的建立，伍隆起被祔祀其中，伍隆起勤王厓山事迹开始广泛传播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时人关于厓山历史与人物的诗文空前增多，其中尤以陈献章的影响为著。在《乡贤咏》中陈献章直接以伍隆起事迹辨华夷、倡忠义，称赞伍隆起云：“中原不可复，志士耻为夷。直把真心去，何妨假首归。”此后地方文献《广州人物传》、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万历《粤大记》等为之立传，进而《明一统志》、《万姓统谱》、《续文献通考》等载入，赵氏家族文献如《故宋闽冲郡王墓表》、《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载漳州赵若和一系也与伍隆起建立关联。清陆心源《宋史翼》列之入《忠义传》。

综上，在明代前期的新会伍氏家族相关文献中，不存在勤王义士伍隆起的丝毫记载，相反在元末明初黎贞、伍骥等人的记载中，伍氏家族以开启四代仕元的伍起龙为荣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洪熙年间所修伍氏族谱诸多序文中，伍起龙的相关记载淡出，但也没有伍隆起的任何信息。天顺五年（1461），新会知县陶鲁主持修建崖山忠义祠，祠两庑各置牌位，所书写的是“故宋忠义死节之士位”，伍隆起其人也尚未被单独祔祀。成化七年（1471）陈献章所作伍氏族谱序中也仍然没有提及勤王义士伍隆起的任何信息。成化九年（1473）伍隆起便已被列入地方志书《广州志》中，意味着此时勤王义士伍隆起的形象已经获得地方社会接纳。成化十一年（1475）厓山三忠祠建成，次年（1476）获赐额“大忠”，名不见史传的伍隆起被单独设神位祔祀，伍氏族人获掌管大忠祠日常祀事。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以宋末勤王义士形象出现的伍隆起，为地方社会所接纳被载入族谱、地方志文献，其时间当在成化年间前后。

余 论

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益王赵罡、广王赵昺等宋室君臣辗转流亡闽、粤沿海兴化祭祖宗族祠堂。至祥兴二年（1279），厓山一战，宋终覆亡。此后“宋没二百余年……寥无吊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对厓山事迹的关注并不甚多。厓山事迹引起后人的普遍关注，要到明代中叶以后。

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蒙古军队临北京城下，震动朝野兴化祭祖宗族祠堂。与之相似，宋末君臣辗转抗元的事迹勾起人们强烈关注。据《明实录》载，英宗之前，“遣顺天府官祭宋相文天祥”仅宣德二年二月一次。而自英宗起，“遣顺天府官祭文天祥”，春、秋二祭，成为定制。英宗、代宗时期，遣官致祭达五十六次之多。“土木之变”后，景泰元年(1450)李时勉奏请加文天祥谥号，景泰七年（1457），文天祥被谥号“忠烈”。显然“土木之变”后，以奉祀文天祥来加强忠节教化愈加频繁。

与土木堡之变几乎同时，黄萧养之乱波及几乎整个珠三角地区，导致数万人死亡，深刻影响到战后珠三角社会结构的变化兴化祭祖宗族祠堂。这些地方动乱制造出地方与中央互动的行政和文化根据。厓山作为南宋君臣最终殉国之地，在此前后开始屡被关注。正统六年（1441）五月，广东按察司佥事彭琉奏请：“昔宋之微，夷狄乱华，人纪将废，而陆秀夫于厓山死节，英风义气振耀今昔，祀礼未行，诚为缺典”，请求“勅有司就于厓山立庙以祀”，以达“慰忠臣于九原，而亦可作士气于千古”的教化之需，议而未行。天顺五年（1461）秋，广东左参政胡拱辰过厓山，在时任新会知县陶鲁主持下，“偿直取于助义家”，即在地方宗族出资赞助下修建忠义祠。“制朴而费省，材具而完坚。中堂祀三忠，东、西室祔祠同死王事于广者，又两庑各置牌位，书曰：故宋忠义死节之士位。”

天顺五年（1461），厓山初建忠义祠，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兴化祭祖宗族祠堂。此次建祠“偿直取于助义家”，说明厓山周边家族已经在把家族史嵌入宋元易代的历史。不过当时祔祀“同死王事于广者”的牌位尚只是“故宋忠义死节之士位”，尚未凸显伍氏家族。应当在此前后，勤王义士伍隆起的形象渐趋形成，并被成化九年成书的《广州志》接纳。

在国家官员和地方士绅组织主导下，成化、弘治年间，厓山大忠祠、全节庙相继创建，并列入地方祀典兴化祭祖宗族祠堂。在此过程中，新会伍氏、赵氏等地方家族积极参与厓山祠庙的修建，并将家族史融合入进宋元易代的历史大潮中，以争取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地位。伍氏家族积极参与厓山大忠祠的修建，凸显勤王义士伍隆起忠烈殉国的形象，使之得以祔祀大忠祠，伍氏族人获奉大忠祠祀事。当是在此背景下，新会伍氏家族讳言其祖先世代入仕蒙元，自伍起龙四代仕元的家族史渐次被淡化、消弭，同时着意附会、凸显南宋忠义之士伍隆起勤王事迹。

宋元易代之际，宋室君臣辗转流亡闽、粤沿海，逸闻轶事甚多，并被族谱、地方志、《宋史翼》等文献转相记载兴化祭祖宗族祠堂。然而其中史事真伪驳杂，不可盲信；又往往伪中存真，反映着元明以降地方宗族社会的演进。应意识到此类史料文献的复杂性，在使用时审慎对待。

（本文作者为广州大学历史系说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一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兴化祭祖宗族祠堂。）

编辑：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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