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荐读 | 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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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长时段的研究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宗族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如上古宗族具有国与族、家与族的一体性，近古形成了以宗祠与谱牒为基点的宗族制度体系等，有助于读者完整认知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的演变历程宗族。作者以扎实的文献整合能力，自古籍文献中挖掘有关宗族演化发展的关键性史料，辩明宗族研究中的疑难争议，深入论析宗族不同时期经济功能的变化、族规家训的特点、宗法与当下社会的互动等，时见巧思，论析鞭辟入里。

——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

马新、齐涛 著

ISBN：978-7-100-21604-3

定价：158.00元

商务印书馆 2023年11月版

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的通论性研究著作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宗族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时萌生，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族。本书是有关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的通论性著作，着眼于乡村宗族发展史和宗族基本功能两方面。一方面纵向论述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的发展进程，重点探讨乡村社会与宗族的形成，上古宗族与中古宗族、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间的转折与变革，把握中国古代乡村宗族发展的基本脉络；一方面分专题论述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的基本问题，从乡村宗族的外在形态、内在功能、组织与管理，宗法血缘关系的扩散与族际关系，以及乡村宗族与乡里政治五个方面对乡村宗族进行了深入剖析。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充分收集有关史料，包括正史、野史、方志、出土文献、谱牒，以及近现代乡村社会调查的丰富资料，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发展的视野下，对中国古代乡村宗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

目录（滑动阅读）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中国古代乡村家族的发生

一、早期聚落内部的宗法血缘关系

二、原始家族的形成

三、早期村落初生时代的家族

第二章 上古乡村家族

一、商周时期的血缘组织体系

二、商周乡村家族组织

三、春秋战国乡村家族的变化

第三章 中古乡村宗族

一、中古乡村宗族的形成

二、中古乡村宗族的基本形态

三、中古乡村宗族的转型

第四章 近古乡村宗族

一、近古乡村宗族的变动与发展

二、近古乡村宗族的内在机制

三、近古乡村宗族的外在交换机制

下编

第五章 乡村宗族的外在形态

一、乡村宗族的居住形态

二、乡村宗族的墓葬形态

三、乡村宗族的地缘表达

第六章 乡村宗族的内在功能

一、乡村宗族的祭祖功能

二、乡村宗族的经济功能

三、乡村宗族的社会互助功能

四、乡村宗族的教育功能

第七章 乡村宗族的组织与管理

一、从父老到宗长

二、族长之职责

三、族谱与家谱

四、族规家训与族内秩序

第八章 乡村宗法血缘关系的扩散与族际关系

一、宗姓的发展

二、房分

三、族际关系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乡里政治

一、乡村宗族在乡里组织中的位置

二、乡村大族对地方政治的影响

三、汉唐王朝对宗族问题的两难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马新，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宗族。出版有《两汉乡村社会史》《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论语解读》等学术专著数十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齐涛，历史学博士宗族。主要出版有《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杨炎刘晏评传》《韦庄诗词笺注》《丝绸之路探源》《中国民俗史论》《中国传统政治检讨》等学术著作，主编《中国民俗通志》《中国政治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等，在《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篇章试读

豪族大姓对地方政治的把持

（节选自《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宗族，第605-613页）

中古时期，尤其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豪族大姓对地方政治的把持较为突出宗族。大族中人或充任乡官里胥，或充任郡县掾吏，或左右乡举里选，是地方长吏主政一方的重要依托和不容忽视的力量。

首先，乡官里胥多被强宗大姓所把持宗族。

这一现象可以说是秦汉以来地方政治的通例宗族。例如，张敞本为河东大姓，祖父张孺为上谷太守，徙茂陵，张敞则“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乡有秩，即有秩啬夫，为一乡之长。又如，黄霸，为淮阳阳夏人，“以豪桀役使徙云陵”，显系强宗大姓之列，其少时也曾为阳夏游徼。游徼为乡啬夫下的首要官佐。再如，朱邑，庐江舒人，“少为舒桐乡啬夫”。西汉末期的樊重，是当时著名的强宗大姓，"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县中称美，推为三老”。东汉时期，随着宗族势力的发展，强宗大姓对地方基层组织的渗透更加严重。例如，《后汉书·第五伦传》记道：

（第五伦）少介然有义行，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宗族。…..伦后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

可以看出，第五伦为乡啬夫的背景是其宗族宗族。又如《后汉书·臧宫传》记：

（臧宫）字君翁，颍川郏人也，少为县亭长、游徽，后率宾客入下江军中为校尉宗族。

臧宫的身份也是强宗大姓宗族。

就唐代情况而言，胥吏也多出自强宗大族，往往横行乡里，不可一世宗族。《唐语林》卷一所引“韩晋公镇浙西地”一事比较典型，兹录如下：

韩晋公镇浙西地，痛行捶挞，人皆股栗宗族。时德宗幸梁洋，众心遽惑，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而遍惩里胥。或有诘者，云：“里胥闻擒贼不获，惧死而逃，哨聚其类，曰：‘我辈进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挠村劫县，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后补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为恶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挠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乃置浙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为之。潜除酋豪，人不觉也。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1）里胥与宗族之关系，“且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宗族。（2）里胥之为恶，“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后补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为恶矣”。“狡黠”与“为恶"是当地胥吏的一个重要特色。（3）里胥之为乱，“挠村劫县，浸蔓滋多"，“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其实，和平年代也是如此，如史载黄州“乡正，强为之名，豪者尸之，得纵强取”。

又如宗族，《太平广记》卷一四〇《汪凤》载：

唐苏州吴县甿汪凤……邑胥张励者宗族，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

从对邑胥张励“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的描写中，可知其在乡里的气焰之嚣张宗族。

其次，在郡县掾吏中，强宗大姓也占有重要地位宗族。

郡县掾吏是郡县治理的基本力量，西汉前期，对地方长吏的选用，尚无籍贯限制；武帝中叶后，地方长官多回避本籍，东汉更成为定制宗族。但对于郡县掾属则一直未有限制，习惯上均选用本籍人氏，用外郡人即为破例。所以自西汉后期，地方郡县府廷的掾属组成上，豪族出身者占据的比例渐大，这也与当时宗族力量渐涨趋势相一致。郡县掾吏的辟除权在守、令之手。如《汉书·朱博传》云：

（朱博）迁琅邪太守宗族。齐郡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吏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

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桀以为大吏，文武从宜宗族。县有剧贼及它非常，博辄移书以诡责之。其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以是豪强慹服。

这里的“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桀以为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一方面表明掾吏人员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则反映地方掾吏任用成分中多为豪族大姓；同时又说明长吏对掾属的辟除权宗族。

在本籍人士中，可以被辟除为掾吏的很少有平民百姓，而多是那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或影响、有一定经济力量或通经明法之人宗族。这样，强宗大姓中人便大量地充斥郡县衙署中，成为长吏左右的掾属人员。如东汉第五伦迁蜀郡太守时，其“掾吏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家赀多至千万”，掾吏的出身背景一目了然。翻检一下两《汉书》，出身于强宗大姓的掾吏的确占有较大比重。例如：尹翁归，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先后为狱小吏、市吏，后被田延年辟为郡卒吏；韩延寿，燕人，徙杜陵，“少为郡文学”；郑崇，本为高密大族，祖父时“以赀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事贡公。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到东汉时期，强宗大姓子弟出任掾吏似乎已成惯例。如《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曰：

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宗族。问或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

“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一语道出了掾吏出自衣冠大姓的习惯宗族。对于汉代的这种现象，《宋书·恩倖列传》总结道：

郡县掾吏，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宗族。

魏晋以后，此风依然不减，地方豪族出身而为掾吏者大有人在宗族。此略举几例。比如，北周之杨乾运，“傥城兴势人也。为乡隅豪族。……乾运少雄武，为乡闾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又如，“任果，字静鸾，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祖安东，梁益州别驾、新巴郡守、阆中伯”；再如，“李迁哲，字孝彦，安康人也。世为山南豪族，仕于江左。祖方达，齐末，为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历东宫左卫率、东梁衡二州刺史、散骑常侍、沌阳侯”。

不过，至唐代，地方大族中人为掾吏者渐少宗族。究其原因，在于汉晋南北朝时期，官、吏之区别并不明显，由掾吏而至地方之任或入朝为臣者大有人在；科举制之后，此途大受限制，官员与吏员之区分也俨然两界。所以，豪右未必要通过出任掾吏实现其政治、经济利益，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

再次，影响官员选任，把持地方实权宗族。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察举、征辟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为豪族大姓留下充足空间宗族。两汉时代，在察举、征辟制下，乡举里选亦多为强宗大姓所把持。强宗大姓们把持了乡里权力，影响着郡县政治，自然要控制两汉重要的选官途径——察举。他们所举选者往往是本宗族中足以代表其利益者。一些寒门孤族,自然得不到仕进机会。如王充在《论衡·自纪》中所说：

充，细族孤门宗族。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

这种情况下，由乡官里胥而郡县掾属，而察举，而为地方长吏，遂成为宗强大姓们仕进的一条重要通途宗族。譬如前面提到的张敞，先为乡有秩，又补太守卒吏，又察孝廉为甘泉仓长；黄霸，先为阳夏游徼，又为郡卒吏，后举孝廉为河南太守丞；朱邑也是少为桐乡啬夫，后迁补太守卒吏，又举贤良为大司农丞，迁北河太守，等等，不一而论。

在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下，这种状况虽然有所转变，但豪族大姓对于官员选任的影响仍然存续宗族。九品中正制下的“品状”评定便与宗族地位直接相关，即便在科举制下，各类官员的选任也与其宗族背景不无关涉，同一宗族成员在官场的相互提携现象也十分普遍。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乡官里胥、郡县掾属多由本地籍贯、谙熟地方情况的民间豪强担任，虽然他们的职权并不大，却极易成为地方具体行政事务的实际操控者宗族。所以，一些地方长吏往往受到他们的牵制。这种情况在西汉后期即已形成。如哀帝时人王嘉曾云：

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宗族。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

当时郡县掾属少吏欺凌轻慢长吏的事情时有发生宗族。如：出身豪族的宁成"好气，为少吏，必陵其长吏”；朱博为刺史郡守时，常有功曹、从事欺凌或不从之事，比如他迁琅邪太守伊始，其“右曹掾吏皆移病卧”，所以他每到一地就任时，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对付掾属，“以明示下为不可欺者”"。到东汉时期他们更成了郡县政务中指手画脚的实力派，以致出现一些太守诸如汝南太守、南阳太守、弘农太守等“主画诺”“但坐啸”的现象。

从中古社会的实际情况看，乡村大族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未必都体现在某一具体方面，其影响更是一种综合效应，体现着一种无形的支配力量宗族。这种支配力量固然要通过乡官里胥、郡县掾属以及影响官吏选任而体现，但同时也通过地方官员的俯就与地方社会的尊崇而体现。

所谓地方官员的俯就是指各地长吏为官期间，往往要向当地强宗大姓示好，使他们成为治理地方的辅助力量宗族。比如地方长吏上任伊始，往往先要搞清当地的豪族大姓。《后汉书·酷吏·周纡传》即言：

（周纡）征拜洛阳令宗族。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

对于强宗大姓在郡县的代言人掾吏属吏们,长吏也是礼遇有加,尽量利用之宗族。如前引《汉书·朱博传》云:

博新视事，右曹椽吏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宗族。”

一些卓有政声的地方官，也十分注重利用宗族力量在地方的影响，治理地方宗族。如《汉书·韩延寿传》记道：

颖川多豪强，难治……（太守韩延寿）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宗族。

这里的“郡中长老”应当就是郡中大姓中之辈高望重者，为对付颍川“多豪强，难治”的局面，韩延寿也确实得到了他们的合作宗族。至黄霸代其位后，遂“因其迹而大治”。东汉桓帝时，延笃先后担任左冯翊和京兆尹，也是“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

魏晋以来也是如此宗族。《魏书·陆俟传》记其子陆馥任相州刺史云：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宗族。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擿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

《北史·崔宏传》记崔宽为陕城镇将云：

三崤地险，人多寇劫宗族。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诸镇之中，号曰能政。

所谓地方社会的尊崇，是指强宗大姓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与权威得到充分认可，其影响力甚至可以与地方长吏抗衡，称之为“素王”当不为过宗族。两汉之际的樊宏家族、北朝“为乡闾所信服”的杨乾运家族、唐朝射洪的陈氏家族均属此类。如射洪之陈氏家族系东汉末自汝南入蜀，至唐绵延数百年，至陈嗣一代时，潜居乡村，“非公事未尝至于州县”，但在当地乡村的影响力却非同小可。对此，陈子昂《梓州射洪县武东山陈居士碑》记道：

仓廪实，崇礼节，恤鳏寡，赈穷乏宗族。九族以亲之，乡党以欢之。居十余家，家累千金矣。其邻里有偷衣食、带刀剑、椎埋肤箧之类，斗鸡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风驯雅业，曰：“里有仁焉，吾何从也。”遂顿浮窈之节，肃恭俭之规。修孝悌，饬廉耻，将欲效君子之素业也。

射洪陈氏做到了“九族以亲之，乡党以欢之”，可见其影响不仅限于本宗族，而是达于乡党，且被乡党尊崇，目之为“里有仁焉”宗族。

总之，中古时期，豪族大姓对地方政治的把持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直接影响地方政治的运转，而且借此发展起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武装力量，在政治上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对地方政治的冲击与影响在所难免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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