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靖书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之六:王姓辈分其述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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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靖书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之六

　　——陈奕禧“香泉体”与索靖出师颂渊源探

　　沙子古浪

　　本文探讨索靖《出师帖》藏有者、清代书法家陈奕禧创立的“香泉体”与章草之间的关系王姓辈分其述乃昌。

　　一、陈奕禧与“香泉体”

　　陈奕禧 (1648—1709)，字六谦，又字子文、文一，号香泉，晚号葑叟，海宁盐官人王姓辈分其述乃昌。出身名门，贡生。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时五十三岁的陈奕禧晋升湖广员外郎。未几，因开京师惠河以通漕运，陈奕禧幸为康熙帝点任司职大通桥。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月，陈奕禧又有幸得与路经大通桥前往通州祭陵的皇太子胤礽，交谈甚欢，得以陪同太子随舟同往。此前胤礽即藏有陈奕禧书法册页，见面后声称：“此人最善书，我藏有他的册页。”史传，胤礽途经大通桥之际，曾命陈奕禧登船挥毫，陈奕禧遂笔走素绢，深得太子赞赏。嗣后并无科举功名的陈奕禧却破格召入南书房，这样的机遇可能与其结交了皇太子胤礽有关。但胤礽两立两废，对陈奕禧的仕途同样不无影响。康熙三十九年(1700)，陈奕禧官户部郎中，后出任贵州石阡府知府。康熙四十七年（1708）擢江西南安知府，修学宫、纂府志、兴文教。卒于任内，年六十二。

　　陈奕禧书法取法晋人，精勤钻研，小楷精稳，大字沉著浑融，史称其“翰墨妙当代”，有 “香泉体”之称王姓辈分其述乃昌。其所书《梦墨楼法帖》、《予宁堂法帖》等，流传甚广。雍正年间(1723-1735)，陈奕禧曾将《梦墨楼法帖》抚勒上石，贮于内府。他同样是一位在历史上有影响的金石收藏家，集有大量秦、汉、唐、宋金石，逐一辨证题跋，辑为《隐绿轩题跋》。此外，尚著有《金石遗文录》10卷等著述。

　　关于“香泉体”，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出处王姓辈分其述乃昌。康熙二十八年（1688）十一月，陈奕禧升任直隶河北知县，是年40岁。具有文人情怀的陈奕禧对当地文化事业自然不无帮助。当地有座古书院，破烂不堪，为让其发挥作用，陈奕禧组织进行重建。书院落成后，陈奕禧将其命名“香泉书院”并题写院名。“香泉体”一名由此而来。而“香泉”一词则另有来由——深泽境内有座大忍寺，寺内有泉，陈奕禧初次饮用顿觉神清气爽，畅快淋漓，日久情生，且为井泉加筑凉亭，取名“香泉”，又将书斋亦以“香泉”冠之。其书法者遂被崇拜者称之为“香泉体”。

　　“香泉体”有怎样的特点？似可用“丰神自活”四字概括，而“神”与“活”是关键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丰”则指笔画起落，“神”与“活”乃字势。在运笔上，“香泉体”以“掘”见长。陈奕禧谦称自己的书法“非篆非隶”。“丰神自活”、“非篆非隶”与“以掘见长”这些基本特征构成了“香泉体”的书法特点，实际上体现了陈奕禧书法的个性化特点，也是他书法审美观的体现。正像弘一法师在书法过程中结合了独特的“禅意”最终成为“弘一体”那样，陈奕禧在书法过程中结合了自己个性化的特点而成为了“香泉体”。陈奕禧学书之际，重视的学业不外乎“规矩”二字，但由于他的规矩观是与“神明”相提并论，如他所言“古人神明乎规矩之中”，说明他同时亦注重神明之象，这样就使得他的书法观具有了二元化的倾向，便形成了主张规矩弃规矩的“香泉体”。

　　“香泉体”的“不规矩”往往体现在笔画之“掘”上面王姓辈分其述乃昌。而笔画的掘，既不是书法规矩的写照也不是神明的体现，所要表达的还是为追求一个“古”字——古意。要说“香泉体”之掘，确是够“掘”的。不妨看一看他写的“陌上花开蝴蝶飞”这几个字，不光掘，而且“做作”，把“花”下面“化”字的单人旁与“匕”故意拉开距离，极其夸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又形象地演绎出了花开了的意味，真是别出心裁，别具匠心，完全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在书法之上的表现与反映。同时真切反映了陈奕禧写的字达到了作画的意境，诚如他自己所言：“书，心画也。”那个“飞”字又是连笔所写，颇具章草“连”的特征，而最后的两点——短撇与短捺，则又完全具有章草波磔韵味。按常规写法，飞字最后一笔的短捺应向下或顿或捺，可陈奕禧却写出了向上而捺之笔，成为一带尖的燕尾，给人以飞势之感，从而与整个字势相呼应，产生出飞动的视觉效果，让人不难领悟到他书法所具有的内涵。看似掘，实则底蕴深厚。

　　对于自己的字，陈奕禧在《题郭孝子碑》中这样说：“予每学蔡、梁等法，且历观北朝、江左诸家之制，融会变态，遂成一体，非篆非隶，善鉴者赏其能，寡识者嗤其怪王姓辈分其述乃昌。然反覆自审，未尝不内惭私哂。”这实际上是陈奕禧在给自己书法在作自我结论，即他的书法承诸家之制、融会变态遂成一体，特点是“怪”。至于陈奕禧同时表露“未尝不内惭私哂”这样的心迹，足以说明他是有自知之明的，因而他对自己书法的检讨亦是客观的和公正的。

　　陈奕禧与索靖书

　　陈奕禧与西晋章草传人索靖《出师颂》有着别样的情怀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他在《隐绿轩题识· 题张芝帖》文稿中专门写了一首七绝诗，表达了对章草书法及其张芝与索靖的情怀。全诗为四句，诗言：

　　“波磔分明螺匾余，伯英只许幼安知王姓辈分其述乃昌。纷纷此后能书者，更有何人返古初。”（该诗见陈奕禧著《丛书集成新编》五十一册之《隐绿轩题识· 题张芝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第676页）

　　诗中“伯英”乃东汉章草书法家张芝，“伯英”为其字王姓辈分其述乃昌。诗中“幼安”乃西晋章草书法家索靖，“幼安”为其字。张芝与索靖有着亲属关系，张芝的姐姐是索靖的奶奶，索靖与张芝的关系应该是直系亲属，在辈分上，索靖应唤张芝为爷爷。但索靖并未与张芝有过接触——传统上认为张芝卒于192年，而索靖则生于239年。第一句“波磔分明螺匾余”的意思是：“波磔”为章草书法的运笔特点，指的是字势波磔。本文研究初稿之四曾有讨论，传统认为章草书法左撇为波，右捺为磔。“螺匾”，是对小篆书体而言，指接近圆形的小篆在书写上有所压扁，成为扁形字体，在这里特指南唐广陵书法家徐铉与其弟徐锴二人的书法，他们以扁见长的书体被后人称为“螺匾”。南唐出现的扁体书法与章草书法的波磔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句“伯英只许幼安知”的意思是：张芝掌握的章草书法技艺，只给了学习章草的索靖一个人，别人不再可能知道如何写章草的要诀。第三、四句的意思是：由于章草书法的要诀为索靖一人所知，许多索靖以后写章草的哪里还有人能够达到索靖章草那样古雅的气象。这首诗说明陈奕禧对章草是有深入的研究的，从这首诗的思想内核来分析，十分清楚地道出了在陈奕禧心目中章草书法唯“草圣”张芝与索靖法书是认的心态。

　　问题是张芝死后才有索靖，张芝如何让章草书法“只许幼安知”的？可能有两种途径使然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一种途径是，张芝大量的书法作品为索靖所得，包括章草书法著述及其书法技艺与书写要诀，遂使索靖深得章草书法之要领。另一种途径是，出于家族书法渊源，索靖发奋继承了张芝书法的衣钵，终在张芝之后成为一代大家。此外尚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张芝的生卒问题上有误，因为张芝的史料只有卒年却无生年，会否存在倒置情况？要是张芝生于192年，这样，与陈奕禧所言 “伯英只许幼安知”就对的上号了。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使然，索靖的成功只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客观条件再优越，若缺乏个人的主观努力，尤其对书法来说，是断不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的，更不要去说能成为一代书法大家了。

　　陈奕禧对张芝与索靖的书法高度评价——高度赞美更为恰当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仍在《题张芝帖》中，陈奕禧如是说：

　　“今但取晋人书学之，而不识转使中含几许古意，谓之不学可也王姓辈分其述乃昌。

　　“张、索之书，初观之似无趣，及其习久，便知太羹，真得上古至味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书不从此出，终觉单弱无本。”

　　书从何处出？陈奕禧直言不讳书从出张、索之书出；不从此出，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何以如此，因为张、索之书“真得上古至味。”陈奕禧书法观昭然若揭，和盘托出，一览无遗。而在其著述《隐绿轩题识》，《临索征南》中，对索靖之厚爱更是溢于言表：“章草以索靖、皇象为宗，此书家之星宿海也，备极精微，甚多突奥。明乎此，而后其法得矣！”

　　“索征南”即索靖，宣和本标明《出师帖》为“征南司马索靖书”王姓辈分其述乃昌。陈奕禧所以喜爱索靖书，其源在于两个字——古味。他的这种观念与王世贞推崇皇象、索靖书法的“古雅”观念如出一辙。不过话虽这么说，但书界对“香泉体”的评价是不客气的，如与陈奕禧同时代的文人杨宾评价说，“香泉体”气味好，作小楷稳称，但留心字样而不知笔法，故媚而少骨。杨宾虽不是书法家，然所言不无道理，说明既学古又要能入古意，达到古雅的境界，何其不易。在书法“掘”与巧这一对矛盾中，古意的体现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说到“香泉体”，自然得说及其与董其昌书法的关系王姓辈分其述乃昌。陈奕禧并非不推崇董书，但却是在推崇的同时又进行了讨伐，他对董书运笔的“巧妙”、“古淡”与“虚灵”之象作了无情鞭挞，在《绿隐亭集》卷下《偶书·又》文稿中说：“董学米亦得手，但其腕弱，姿态则过之，极多败笔，无一字能完备规矩者，无一字不做得如美人柔媚绰约可爱。”锋芒直指董书之虚媚无道，而且让米芾都连座了。也许正是出于对董其昌书法的“巧妙”的刻意背驰，陈奕禧方着力于各家法书融会变态，遂成一体，非篆非隶，为世嗤其怪的“香泉体”。对董书无

　　情鞭笞，相反的则是对魏晋书法的竭力赞颂，尤对索书的推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他对董书所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姓辈分其述乃昌。诚然，陈奕禧对索书的推崇并非仅对索靖一个人而言，也是对魏晋乃至南北朝书法的整体推崇。推崇归推崇，“融会变态，遂成一体”才是“香泉体”的本身。仍有观点认为陈奕禧书宗董其昌，对此不妨再以其《绿阴亭集》中言为之结论：“余之不学董，亦掘钝所致也。”

　　三、陈奕禧与《出师帖》

　　本文以上两章所引，来自2011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有关内容，论文课题《陈奕禧书法观念研究》（为公开学位论文），论文作者吴坤培，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王姓辈分其述乃昌。在此谨向吴坤培先生与其指导教师周斌教授致谢！

　　从前面两章不难看出陈奕禧书法观念中魏晋书法是占据重要地位的，这与他书法专取晋人之说是完全合拍的王姓辈分其述乃昌。陈奕禧学书先由董其昌书法入手，后又着眼米芾，遂用心于写字的结体变化，并刻意求“掘”，终成以怪见长的“香泉体”。由于“香泉体”特点显著，个性张扬，为康熙皇太子胤礽所喜爱并珍藏，传闻时日本国天皇亦曾重金求购“香泉体”。对“香泉体”的评价，不外乎见智见仁。陈奕禧自己也有自我评说。他的自我评说乃是可取的。

　　既然陈奕禧书法专取晋人，而他自己又有不少对晋人书法的论说与评定，尤其书从出张芝、索靖之书出；不从此出，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言，更见草书情怀王姓辈分其述乃昌。为此而对魏晋书法代表人物钟繇、索靖、皇象、王庾、郗鉴、郗愔、王徽之、王献之、谢庄、王慈、王尚、毛喜、王公幹等十三人逐一给以评语。给索靖的评语是：“索幼安草书与有道张君颉顽并美。所谓银钩虿尾，开后学之宗，风继前贤之帆躅，卓然一代之英也。”他的书法观中将晋人与唐宋作有比较：”晋人书全在疏冷取胜，唐、宋诸名家未尝不尽心研习，然而失之紧严矣。晋人未尝不紧严，求其紧严处不可得，此其所以为晋人耳。”陈奕禧何以会有这样的晋人书法观？回答是简单的——无疑来自于他拥有晋人书法之真迹，且如他说的“历观北朝、江左诸家之制，融会变态”那样，因而他对晋人书法“时玩之”。情况确实如此，陈奕禧果真藏有索靖《出师帖》。万幸的是陈奕禧珍藏且“时玩之”的索靖《出师帖》今尚在人间——其上有“奕禧”收藏印章为证。在本文系列第一篇《恫瘝在抱索幼安千古不朽出师颂》文章中，刊出了该收藏印章。可点击此文予以查证或考核。而对于史称陈奕禧“小楷稳称”一说该藏本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小楷《佛遗教经》帖本之上同样有“奕禧”收藏印章，如此则有力地支持了陈奕禧“小楷稳称”之说，原来在他的身后藏有这样两件绝代法书珍品，或不二之品！要是硕士生吴坤培先生（与周斌教授）在撰写《陈奕禧书法观念研究》论文时能看到陈奕禧所珍藏过的宣和本索靖《出师帖》，思路可能会更宽，其论文在目前完美的基础上会更完美，因为有实物可资了。当然，不能排除有认为这是本文作者在伪造这样的观点存在——这些年艺术品的伪造还少吗？而伪造的主攻方向往往又总是瞄准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事实上经过十年前的“隋人书”事件，书界与文物界对此已嗤之以鼻，忽然又冒出来一个索靖，无异于天方夜谭。因而人们对这样的闻讯要么极度排斥，要么不屑一顾，即使遇上了真的，亦会概以假货而视之。但也要看到还是有许多希望出现真索靖的目光在注视着《出师帖》。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够还《出师帖》以本来面目。对此本文作者的回答是：岁月是无法伪造的。“隋人书”事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隋人书”事件的教训是：本不是索靖的书法却硬贴上索靖标签，自然经不住检验。

　　陈奕禧收藏且“时玩之”的索靖《出师帖》的存世，对于研究“香泉体”与章草之间的关系，无疑提供了契机王姓辈分其述乃昌。而索靖《出师帖》存世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诚如《南方周末》报所言则在于：作为中国书法从章草向行草过渡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的代表，《出师颂》为这一时期的书法研究提供了实物——“索靖真迹再现，将使中国书法界再次看到这位深深影响中国书法的大师的笔融。”

　　陈奕禧诞生于清康熙四年，为明王朝亡后第四年的1648年，他几乎生活于了整个康熙王朝王姓辈分其述乃昌。据传他的“香泉体”亦为康熙帝所赏识，尤其他抄录的十二条屏《圣主得贤臣颂》，将康熙帝与西汉圣主汉宣帝相提并论，颇得康熙欢心。《圣主得贤臣颂》原是西汉文学家王褒所作，四川资阳人，是当时著名辞赋家，写有《甘泉》、《洞箫》等辞赋。这种体裁的文章在两汉时期很盛行，譬如东汉的《汉高祖功臣颂》，也是四言辞赋，首句为“芒芒宇宙”。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并非主动之举，系奉汉宣帝所下诏令而作。然陈奕禧抄录此颂是否系奉了康熙之令，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显见的是，那十二条屏的书法一气成呵，挥洒自如，洋洋大观，令人称绝，字里行间无不彰显“规矩”之状。此作也因此成为“香泉体”的代表性作品。写的这么好，应该，而且必须，因为是在给天子写字。但是此颂非彼颂——《圣主得贤臣颂》断无可能与《出师颂》相论待。《出师颂》展示的是赫赫民族大义和书家的英雄气概，而《圣主得贤臣颂》充其量只是一首颂歌——尽管汉宣帝刘询也还值得称颂。然陈奕禧抄录《圣主得贤臣颂》，搬出汉宣帝歌颂康熙帝，此事除了展示他的书法特色外，似乎同时透露出他这样的心迹：其一，对索靖《出师颂》一帖“时玩之”的他玩出了名堂，有以清代索靖自居的味道。其二，索靖因《出师颂》一帖而永世流芳，自己则欲以《圣主得贤臣颂》而得以传世。其三，通过书法表明自己是贤臣。陈奕禧抄录《圣主得贤臣颂》献于康熙，是在1699年，后在皇太子胤礽的推荐下得以日值南书房。此时皇太子胤礽虽未被废，却已暴露出了贪婪、残暴与目空一切的品性，康熙帝和储君之间的矛盾大多因他而致。对这些情况，陈奕禧入南书房后应该是清楚的。可能为防止他与太子结为死党，康熙于1704年（康熙三十三年）将他擢任贵州石阡知府（官从四品）。这年陈奕禧五十七岁。此后又有重用。说明康熙对这位用心书写《圣主得贤臣颂》的“贤臣”还是看好的。正是这些因素使陈奕禧在皇城声誉日著，京中之人无不刮目相看。

　　《善本碑帖录》中，亦有“陈奕禧”的记载王姓辈分其述乃昌。《唐孙过庭书谱》一节内，《善本碑帖录》这样说：“安岐（仪周）朝鲜人，藏书谱真迹，康熙间，安氏摩勒刻石，行款照原真迹，并刻陈奕禧楷书释文”......。据此可知陈奕禧曾为《孙过庭书谱》写有楷书释文。而安仪周时与海宁“三陈”（陈奕禧、陈元龙、陈邦彦）交往甚密，则世人尽知。陈奕禧以“小楷稳称”，托名山阴王羲之的小楷《佛遗教经》恰系孙过庭所作，而陈奕禧偏又藏有明章藻摩勒刻的《佛遗教经》，安仪周《墨缘汇观录》亦有《佛遗教经》的著录，安、陈之间真可谓书缘缠绵，千丝万缕。这个安仪周极富收藏，称其收藏上自魏晋，下至明末，而且对所藏之物均有详尽记录，便是前四卷、续二卷共计六卷的《墨缘汇观录》。有文章称其“曾藏有晋代书法家索靖书法作品《出师颂》，为现存最早之传世墨迹”。然安仪周对自己所藏《出师颂》却是另有说辞的。本系列研究初稿之六将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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