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阴阳新溯(下):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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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阴阳新溯(下)
冲虚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大家重视的是道家、儒家、法家、墨家以及阴阳家的学说的影响,一本有关黄老思想的书的发现改变了这些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这本书就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这四篇古佚书被唐兰先生考定为《汉书·艺文志》所列的《黄帝四经》。(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自《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学者们大多认同《黄帝四经》是一部反映黄老之学的当家著作。
冲虚子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建设和黄老之学息息相关,故在这里用较多的篇幅予以讨论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
什么是黄老,黄帝怎么就和老子结合到了一起呢,这需要分几个环节来说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先说黄帝书这个概念。徐旭升先生曾说:“华夏、夷、蛮三族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见徐旭升《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3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华夏系统则由黄帝族和炎帝族构成,黄帝族为姬姓,是周人的祖先,炎帝姜姓,是姜太公他们的祖先。华夏两大族相邻而居,黄帝族大概在陕西北部,炎帝在陕西的西部偏南。不知什么时候,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向东迁徙,到了山西及河南北部,又继续往东到河北和山东一带。(具体情况请阅冲虚子《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中)》一文)东迁中,自然和当地的东夷族发生重大冲突,最后黄帝和炎帝两大华夏部落联合击败了东夷族,并把他们的部落首领蚩尤“解”(通俗的话就是把蚩尤的身体大卸八块到各地宣示,并使之永远不得还魂再生),这就是历史传说上有名的涿鹿之战。至于蚩尤的血染红了现在的运城盐湖区一带而形成了盐湖,那自然是后人的附会了。如果此役确定发生在运城的话,那一定和争夺盐资源有关。盐资源的获得对华夏族的身体强壮和财力增加贡献极大,可谓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役中,黄帝部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预示了日后战败同族的炎帝部落的历史史实。黄帝的形象(应该注意的是黄帝不是具体的一个人,而是黄帝族首领的整体形象)也由此不断清晰了起来,高大了起来。本为历史尘埃,何故在战国时又泛起了浪花呢?正如唐兰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所谓神农黄帝之言,都是战国时兴起的。儒家常说复古,从三代一直推到尧舜。这些反儒家的隐者为了压倒儒家,索性拿出神农黄帝来,一则比尧舜还要古,二则说到神农黄帝就不需要说诗书了(指《诗经》、《尚书》,冲虚子注)。”(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自《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以及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表现黄帝的事迹和言论的书或者挂名黄帝的书,其内容繁杂,良莠不齐,思想各异,被统称为黄帝书。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竟有十二类二十六种数百卷之多。包括《黄帝四经》,也包括《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等医书,都属于黄帝书这个大类。绝大多数还是道家的书,“正是由于道家尊崇黄帝,才使黄帝得以确立在思想文化上的至高地位,并获得理论权威的象征。”(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第1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我们要知道,黄帝处于氏族公社时期,没有文字,更不会有书籍,这些以黄帝出现的书,其实和黄帝本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道家为主,搞了这么多的黄帝书,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一言以蔽之,如陈鼓应先生所说:“以老子哲学为基础,而寓托于黄帝以进行现实政治的改革”(见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载自《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10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面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道家对孔孟提倡的“仁”、“礼”之说极不认同,儒家思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孱弱和虚伪,孔夫子周游列国以推销他的思想,每每“如丧家之犬”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他们同时看出法家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改革所伴生出极大的副作用。他们希望可以找到新的道路。根据目前的研究,伟大的军事家孙武有可能是黄老之学的开创者,而著名的政治家范蠡则是黄老之学承前启后的大师级人物。范蠡比老子小四十岁左右,他接受了老子的学说,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思想,开创了黄老之学并做了成功的实践。传说他著有《范蠡》两篇,只是没人见过,我们依稀可以从《黄帝四经》、《越语》和《越绝书》等书中看到他的一些言论和思想。很多人简单地把黄老思想理解为无为而治,这是不对的。黄老思想用于治国则表现为政治方向明确,政治立场坚定,柔性施政,韧性十足,是一种比儒家实际,比法家柔和,比道家积极的政治方术。这样看,汉朝前期的统治者坚持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是很睿智的选择。高亨先生曾说:“他们(指汉朝前期的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取自法家,他们的统治方术则取自黄老。”(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载自《文物》1974年第11期)黄老思想从战国中后期发轫,一直兴盛到汉武帝中期儒家思想的崛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几百年的历史。虽然法家和黄老有明显的不同,由于法家本于黄老,所以并不容易区分。比如像申不害、慎到、韩非子,很多人把他们归于法家,但他们身上也有很多黄老的印痕。法家理论体系则是由韩非子在黄老思想基础上改造完成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张良、曹参等都是道家,其实他们是著名的黄老大家,窦太后则是黄老之学的最坚定的拥趸者。
帛书《黄帝四经》由《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四篇构成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经法》篇主要说法制,《十六经》主要说斗争方法和策略,《称》主要说施政过程中的轻重权衡,《道原》主要说宇宙观。前三篇属于刑名法术,第四篇方为道家特色的作品。
唐兰先生认为是《黄帝四经》写作于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英国学者雷敦和通过《黄帝四经》中有大量的阴阳思想,却丝毫找不到五行的痕迹,据此考定应该成书于五行学说流行前,(见雷敦和《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学说》,载自《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365页,)白奚经过多方面论证,再次认为《黄帝四经》应早于《管子》,成书于战国中期(白奚《黄帝四经早出之新证》,载自《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余明光先生则特意提出,此书写于《论语》、《墨子》之后,至多与《孟子》书处于同一时代。(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第1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本文最关心的还是书中的阴阳思想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四经》中的阴阳并提的共有43处,(见李夏博士学位论文《黄帝四经研究》第53页),除了阐释宇宙起源外,已经大大超过了老子的阴阳观,从表达了事物的对立、到事物的循环和推演等,不一而足。下面举一关于阴阳分属的文段:
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予阳受阴。诸阴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进,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称》)
《黄帝四经》是我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上述的申不害、慎到和韩非子等都直接受到了它的影响,《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则是直接的继承者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此书和《黄帝内经》的关系也是很近的,《内经》里的很多内容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源头。我们以后在讨论《内经》时再聊。
阴阳思想在稷下学宫获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机会,那就是稷下学者们把阴阳和五行合到了一起,正如冲虚子在《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中)》说的,《管子》是我们从现有文献中看到的首次将阴阳和五行合流的著作,对阴阳五行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阴阳和五行本不是一套东西,各有各的渊源,为什么要何为一体呢?我之前的文章没有解释,现在补充一下。邹衍把五行发展为五德终始说后,阴阳家们逐渐发现最少有两个大的缺陷,一个是五德循环的推力是什么,一个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微观形态如何,金、木、水、火、土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已有的阴、阳经过老子的提升后,已由原来的仅表自然形态的词华丽转身,成为可表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也就是阴阳的消长成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因。举例说,夏朝作为土德,在它成为土德的同时就决定了要被火德革命,这是由五德终始说倡导的历史观所决定的。但不是夏朝建立之日就是被商朝灭亡之时,而是随着阴阳的消长,即夏朝的阳气(生命力)越来越弱,而商族的阳气(生命力)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到了被取代的时候。再看四季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过程,就是大自然阴阳消长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用阴阳来解释事物的变化就比单纯用五行的相胜相生要直接的多。五行相胜解决发展的方向,而阴阳则可看到变化的程度,这样看就很容易理解二者为什么要合流了。
阴阳和五行合流后,同时也把八卦纳入怀中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因为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人们才开始尝试用阴阳解释卦象。中国古代的初始文化基本上实现了有限整合。但由于起始并不同源,所以整合的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周易》总是不受阴阳五行的驯服,总以其独特性存在,庙堂之上没有位置就到民间去找广阔天地。所以有些人发现《周易》和中国古代医学好像总有点联系,渊源就是这样的。有人甚至认为中医来源于《易经》,那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后专门讨论吧。
从阴阳、五行合流后,就成为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日常的武器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只是有意思的是,尽管二者紧密度很高,常常合用攻城略地,几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却也常常分开,特别是阴阳,从阴阳五行里脱出来,获得独自的发展机会,展示出它的独立性。原因应该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阴阳和刑德的联系性。这在董仲舒的思想里表现的也很突出。
董仲舒是儒学大咖,是继孔孟之后的儒学丰碑,他所建立的新儒学和孔子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天作为万物的本原,并且赋予了天以情感和伦理,他大力鼓吹天人感应,即人为天生,天人互感;他成功地把阴阳五行引入儒家学说,使之成为他解释儒家礼仪仁智的重要材料,当然也可以说,他实现了儒学的阴阳五行化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他的阴阳观对后世的影响应该更大。《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但遗憾的是,他完全背离了《老子》朴素自然主义思想,更和孔子的思想相差甚远。请看他的观点:
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反,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十如更始,民世世传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则见天数之所始;见天数之所始,则知贵贱逆顺所在;知贵贱逆顺所在,则天地之情着,圣人之宝出矣。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故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于发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阴不得达之义。是故《春秋》之于昏礼也,达宋公而不达纪侯之母,纪侯之母宜称而不达,宋公不宜称而达,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阴犹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于阳,昌力而辞功,故出云起雨,必令从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恶,恶者受之,善者不受,土若地,义之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二日之王,傅于火,以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无合会之义。是故推天地之精,铉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故阴,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养长之时伏于下,远去之,弗使得为阳也;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董仲舒认为,十是天之大数,大数可以理解为上天规定的至尊的数字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哪十个呢?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和人。正因为如此,阳气从正月开始升腾,十个月后庄稼就成熟了。人也一样,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些都是合于天数的。阳气产生之后,万物就开始生长;(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万物也就是最旺盛;阳气开始衰竭,万物也开始衰败;万物随阳气而出现和成长,屡次随阳气而开始和结束;夏、商、周三代之王的政令也随着阳气初始而发布(如《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就有规定“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请参见冲虚子《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月令和阴阳五行说(下)》)。董仲舒便“由此可见”地得出阳尊阴卑的结论。董仲舒的任何理论都是为他的明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阳尊阴卑也一样。按照他的意思,由于天之大数规定了阳尊阴卑,凡天下属阳的就自然尊贵,凡天下属阴就自然和阳相比而处于卑贱的地位,他关键的是要规定君尊臣卑、男尊女卑这两点。君尊臣卑很容易理解,就是帮助君王造神,汉武帝很欣赏他,历代君王都要用儒家统治人民,原因不就都在这里吗?至于男尊女卑是不是董仲舒歧视妇女,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汉朝出现过吕后专权,吕后在刘邦死后,残害刘氏宗族,扶持诸吕,给刘氏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之后的窦太后坚决信奉黄老,给汉景帝、汉武帝很大的压力,特别是阻碍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政治变革。董仲舒的意思是为了限制她们的权力,为此不惜放出狠话:“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阳中生的还是阳,阴中只能生出阴来。实事求是地説董仲舒的文章水平很不怎么样,品味和文字与战国时期的诸子根本不在一个级别,和当朝的如贾谊、晁错、司马相如等也根本不能比。思想也谈不上什么深刻,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个基本点毫不动摇。法家的刚毅自信,道家的自由飘逸和他无关,就连孔、孟伟岸的人格也离他远去。在这里,只有一条为了搭上统治者的班车而摇尾乞怜的狗。再回到上面的引文里,阳尊阴卑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天尊地卑。董仲舒阐述天尊地卑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身为人臣,要有像土地那样的德行和道义,要像大地侍奉上天一样侍奉君主,无怨无悔。上天为阳,是德,风来雨顺都是上天之德,而大地为阴,秋冬的寒冷、万物因寒冷而衰亡都是大地刑罚的表现。阳和殷还有很多表现,如阳暖阴寒,阳予阴夺,阳仁阴戾,阳宽阴急,阳爱阴恶,阳生阴杀,阳实而行于盛,阴空而行于末,贵阳而贱阴。当然,董仲舒毕竟身为儒家,仁义的思想还是有的,文章最后不忘规劝阳者(也即君主)多行阳事,多行德政,慎用刑罚。
除了上面的《阳尊阴卑》,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王道通》、《天辨在人》、《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天地阴阳》等篇都集中阐述了他的阴阳观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大多数还是在解释自然的阴阳含义,对董仲舒而言,所有的阴阳都要归结到阳尊阴卑、阳德阴刑上面。由于有赝品掺入,所以内容也多有抵牾之处。比如《阴阳出入上下》里明确指出:“(阴阳)不得俱出”,有阳则无阴,有阴则无阳。但在之后的《基义》里,又改称“物莫不合,而合各有阴阳”,就是阴阳同在,阴阳辩证统一。《天辨在人》中,则用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结构,没有丝毫五行的内容,让人匪夷所思。董仲舒对阴阳理论阐述的过程中,尽管涉及到自然界,但没有一处是从纯自然的角度研究的。董仲舒不懂科学,也没有科学意识,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比如他在《人副天数》篇,像模像样地对人体和天数做对应分析,其结果却是人体是参天而生的。如天是圆的(我国古代认为天圆地方),人头也是圆的;人的很多的头发就如天上无数的星星;人体有三百六十六根骨节,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相符;小的骨节十二根,对应月数十二月,等等。和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相似,有些文句都一样。
黄帝问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支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员地方,人头员足方,以应之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支。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灵枢·邪客第七十一》)
董仲舒的阴阳理论,和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相比,完全不具备哲学水平姓王的祖先起源于什么地方。阴阳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完全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他用以兜售他的天人相应、天人感应、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那一套落后的、腐朽的为皇家服务来获得一碗饭的说辞而已。遗憾的是,《黄帝内经》相信了,采用了,而且现在还在用。此时,我似乎听到了董仲舒先生从腐朽的棺椁里发出的笑声。你听到了吗?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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