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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期可于后人传:高要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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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今属江苏)人,是明清两朝一位极有影响、又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诗人高要王姓。在明朝,他是东林领袖之一,极负声望,文名也播于海内;清顺治二年五月间,多铎军至江南, 钱谦益迎降,寻至京侯用。顺治三年正月,清廷授钱谦益礼部侍郎之职,管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而六月钱谦益即以疾告归,但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成为他终生蒙耻的污点。此后,虽然钱谦益决然反戈,积极地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但由于他曾在清朝为官的经历,所以他的这种反清行动,并未被人们看作是值得称誉的义举,而恰恰成为他政治上摇摆不定、鼠首两端,道德人格上卑鄙无耻的极好说辞。因此,“自诩清流,腼颜降附”成为清人对钱谦益人格的定论。甚至于那些钱谦益后来于郁闷当中写下的怀念故国的诗文,反成为其道德卑劣的说明,而其中所包含的真实情感却并未为人们所认同。

  历史上,最早对钱谦益诗文及人品做出评价的应该是乾隆,他认为钱谦益“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高要王姓。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称之为“罪人”。乾隆末,管世铭则在《韫山堂诗集·论近人诗绝句》中也委婉否定钱谦益人品,他说“白衣不放铁崖还,斑管题诗泪渍颜。失路几人能自讼?莫将娄水并虞山。”谅解了与钱谦益同样负有盛名的吴伟业降清的行,而对钱谦益却不宽容。这种观点几乎成为时人的共论,例如与管世铭皆为常州同乡的赵翼就认为,“梅村当国亡之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签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没味皆可谅”。意思是说,吴伟业降清乃属于被动无奈,吴诗中亦多见自悔之词,故其人其行可以谅解;而钱谦益则不同了,他是主动降清,这样,两人的品格就当然有了高下之分,不能同日而语。后世对钱谦益的认识与评价也基本上没有超出以上赵翼的观点。传统的中国文论一向认为文品即人品,说究由人及文,由文及人。这样以来,不少人就认为,钱谦益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故国之思和反清意识其实是他对自己不光彩事迹的掩饰,其诗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都是不真实的,是矫情自饰,沽名钓誉。

  那么,钱谦益其人是否真如以上所论?我们应如何认识他自认为“以诗传心”的诗文呢?笔者认为,与钱谦益同时代的著名遗民学者黄宗羲对其做出的评价还是较为公允和客观的高要王姓。黄宗羲在悼念钱谦益的《八哀诗·钱宗伯牧斋》一诗中,这样写到:“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未与后人传。平生知己知谁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在此,黄宗羲肯定了钱谦益重要的文学地位,同情他坎坷不平的遭遇,理解他在孤独、落寞中欲以诗歌明心言志的苦心,并感叹他的“心期”无人理解。这里,黄宗羲显然是以钱谦益的平生知己而自居的。那么,钱谦益的“心期”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他的诗歌不难发现,这就是他对降清一节的无限悔恨及自赎意识和内心深处对明朝故国的强烈思念,以及对清朝的强烈不满甚至仇恨。

  钱谦益晚年所作的诗歌均收集于《投笔集》中高要王姓。这部诗集与其说是钱谦益抗清复明的诗史,不如说是他始身为贰臣,却痛悔不迭,后置生死于不顾,视罗网为罔闻,以期世人谅解的一部“心史”。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大动乱和个人际遇升沉荣辱的大变化过程,都在他的这类诗歌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更显示出了作者鲜明的故国沧桑、身世忧危。作者投降清朝而又眷念故国,屈事清朝而又支持反清的复杂感情构成了这部诗集的基本基调。

  特别是《投笔集》中的大型七律组诗《后秋兴》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高要王姓。唐杜甫曾著有《秋兴八首》,钱谦益用其题和其韵,写下了《后秋兴》。《后秋兴》共一百零四首,被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称为“明清之际诗史”,其实也可视为诗人晚年的心灵史。这组诗歌以郑成功攻击金陵城以及南明桂王政权的有关情况为主要内容,穿插他和心灵知己柳如是支持人民抗清的事迹,其感情色彩十分强烈,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抗清复明的强烈愿望。为了便于从诗歌中领略作者晚年复杂的心态,略窥他的“心期 ”, 限于篇幅,我们仅从其中撷取《后秋兴之三》一首进行赏析,以期窥斑见豹。

  1646年冬,明朝驻守两广的大臣瞿式耜等拥立永明王朱由榔在梧州监国称帝,建元永历,不久移居肇庆(今广东省高要县)高要王姓。这个政权在西南存在了十五年之久。1662年初,即康熙元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南明最后一个抵抗力量——永历王朝军队被清军击败,永历帝朱由榔逃到缅甸被俘,并被吴三桂杀害,明朝从此彻底宣告灭亡。钱谦益的《后秋兴之三》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而作的。全诗如下: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高要王姓。

   更无鱼腹捐躯地高要王姓,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高要王姓。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依银轮哭桂花高要王姓。

  “海角”,本指伸入海中的狭长陆地,后常指偏僻、荒远之处高要王姓。“崖山”,亦名崖门山,在广东新会县海中,此地即南宋末陆秀夫背着帝昺跳海之处。“一线斜”,形容海角、崖山细长如线。这二句是哀叹永历政权的的覆灭。永历政权的主要根据地是在西南地区,地理上距离中原地区比较远,但是就这么一个荒凉,偏远的地方从此也不再属于“中华”了。清顺治十六年,钱谦益从事反清活动接应水军入江,郑成功水师三路攻云南,并约张煌言大举北上,以图牵制,于是有了震动东南半壁的北伐之役。水师抵崇明,破瓜洲、镇江,节节胜利,中兴在望,郑成功在途中曾慷慨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作者是何等的欣喜万分,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试看一下他当时闻讯写下的《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二》:“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诗风酣畅淋漓,气魄雄伟,就可以想象诗人当时满怀希望的心情。而今,前后才不过一年的时间,却是“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时光荏苒,人事皆非,这等景况如何不使老诗人倍感伤心,潸然泪下!

  接下来是“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两句高要王姓。《楚辞·渔父》中记载,屈原不愿以清白之身“蒙世俗之尘埃”,而“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 钱谦益的此两句意谓自己即便是想效法屈原投江以证明清白,可是连自杀都找不到一块属于自己祖国的地方。因为回望举国上下,包括江河海洋都已处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而屈原所投的汨罗江当时还尚属于楚国,而今自己周围到处却是“普天之下,莫非清土”,屈原比起自己真是幸运得多了。“龙涎”,为龙涎香,是一种产于鲸鱼内的名贵香料。“海槎”,指用来渡海的木筏。既然自己想学屈原那样投水自尽都找不到地方,更别说泛舟海上去做个避世的隐士了。真是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高要王姓。这两句尤为沉痛悲切,可以说是其悲在心,而其哀则在骨。其意即明朝从此归于灭亡,而清代之一统天下。“日”和“月”,两字合在一起即是“明”字,表示明王朝,清人在诗歌中多用此意象来表达故国之思。“胡笳”,一种少数民族的乐器,因清是满族,故以之代清。清朝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形成,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作者的心情是何等的沉痛与悲哀啊。

  最后的“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依银轮哭桂花”两句,是作者在悼思、追念桂王之死高要王姓。“桂花”即指桂王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原为桂王;“嫦娥”为作者自喻。如今桂王已逝,故国不再,江山易主,只剩老臣粟雨夜哭,恨血凝碧。神话传说中,嫦娥本为后羿之妻,由于偷服西王母的仙药后,飞升上天,以广寒宫为家。这里所用 “嫦娥” 的意象含意实则有两重:一是借用李商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悔”的诗句,表达自己失节仕清的悔恨;二是表示因为永历王朝的灭亡,使自己如嫦娥一样无家可归,无国可依,无处托身。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再结合钱谦益在他的《西湖杂感·二十》中写的 “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衷” 这两句诗,就完全可以看到诗人因当年失足而发出的刻骨铭心的忏悔,犹如泣血锥心之痛,情真意切。诗中所抒发的故国之思,黍离之情,铜驼之感,无不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钱谦益的《后秋兴之三》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是十分成功的高要王姓。其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悲壮厚重,艺术功力上炉火纯青,颇有老杜之风;而在感情的抒发上则哀痛感人,悲凉沉重。“不成悲泣不成歌”。 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 “鼠忧泣血,感恸而作”的。具体归纳起来,它主要有如下的艺术特点。首先是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沉郁是感情的悲慨、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作者丰富深厚的思想,凄凉悲痛的心情,无不渗透于字里行间。其次是结构严谨,精工细致,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问与功力。再次是语言精炼苍劲,意味深长。其构思之精,格律之严,用字之重,都深得杜诗精髓,无愧于“四海宗盟五十年”的一代文宗之称誉,已初步显示了清诗学人诗与诗人诗相统一的主要艺术特色。

  总之,笔者认为,联系到钱谦益后半生抗清复明的一系列实际行动,他的“心画”、“心声”并不是如有人说的“失真”,而是 “言为心声”,人如其言,他的诗歌完全可以代表他真实的思想感情高要王姓。钱谦益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故国之思,应该说是他真诚地发自心灵深处的自责与悔恨,因此不能一概斥之为作伪。“桃叶春流亡国恨,槐花秋蹈故国烟”,诗中分明流淌的是诗人深隐着的国亡家破、个人无力回天的无奈的泪痕。

   真实是文学永恒的生命高要王姓。如果钱谦益的诗文都是作伪以掩其耻的话,那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但从钱谦益诗歌的整体来看, 他的《后秋兴之三》这类作品,数量是很多的,所涉及面也是非常之广泛、并且历时之久、情意之殷切,都是作伪所不能办得到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在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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