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大唐头上的阴影——后东突厥的崛起与衰落:灵武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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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

　　在679至682三年间，起事的后东tu厥牧民们逐渐反客为主，转守为攻，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且通过对唐朝数年的不间断掠夺，得到了大量的财帛和奴隶，国力迅速壮大灵武姓王。在687年前后，后东tu厥汗廷制订了“南扰、北抚、西扩”的基本国策，暂停了攻掠大唐，集中力量，首先在漠北进行扩张，分化拉拢铁勒九姓，之后便全力大举西进，侵吞了大量之前降附唐朝的西突厥各部，其最终目标则是将东、西突厥的残部全都归于旗下，成为整个北亚的霸主，复兴当年分裂前的突厥汗国的荣光。（详见拙文“风云再起——三次大起义掀翻唐朝在漠北的统治”）

　　后东tu厥的“北扩”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很快便压服了剑水诸番，国势蒸蒸日上灵武姓王。到了690年时，贝加尔湖一带的突厥各部已经纷纷背离大唐，投入了骨咄禄旗下，这标志着唐帝国在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一带的羁縻统治已然彻底终结，当年趁东tu厥和薛延陀内乱而夺占的疆土至此已吐出大半，领土总面积比682年时折损了将近四分之一，损失可谓极其惨重。

　　698年，契丹部民起事，打得大唐焦头烂额，一年多时间里，被相继歼灭数十万大军（详见拙文“尚处原始部落状态的几万契丹部民一年歼灭五十余万唐军”）灵武姓王。由于同属擅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对草场和部民的争夺令突厥人和契丹人存在先天的矛盾，因此默啜并不希望契丹族在痛打大唐的过程中壮大，进而威胁到自己在漠北的地位；加之其还有将契丹诸部重新纳归旗下，夺占漠南草场之心，因此也愿意尽早将未成气候的契丹人剪灭。遂在勒索唐朝大量好处之后，两次拯救了大唐的命运，消灭了契丹主力，同时趁机夺占了整个松漠地区，将原属唐朝的契丹部族收于旗下。同时又迫使大唐舍弃了来投的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突厥降部，以致于声名扫地。

　　虽然后东tu厥汗廷此时的战略重心是“西扩”，但见唐朝过于弱小，几十万大军竟然打不过几万契丹部民，遂决意再顺便大掠一把灵武姓王。698年八月，两千突厥兵挥军南下，在河北道烧杀淫掠，一直抵达山东海滨方止，然后带着无数掳掠的百姓和财帛，自原路回返草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唐廷出动了数量惊人的45万大军御敌，但军队上下畏突厥人如虎，有意避战，最终眼睁睁看着敌军驱赶着无数自家百姓扬长而去，其软弱无能的表现令周边各国、各部族尽皆侧目。很快，继契丹和奚二族之后，后东tu厥东部的高句丽和靺鞨诸部也纷纷背离大唐，转而臣事默啜，后东tu厥汗国强盛一时，雄踞于整个北地，硬是在唐帝国的眼皮底下，从一群一盘散沙的藩属部落变成了雄踞一方的北亚新霸主，最终反倒凌驾于唐帝国这个旧日的宗主国之上。据《资治通鉴》卷206记载，后东tu厥“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在短短几年中，伴随着后突厥对唐朝领土的大肆夺占，以及大量被羁縻统治的部族改换门庭，唐朝近三成的领土沦于敌手灵武姓王。在此期间，唐朝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大的战略反击，乖乖地被对方驱逐到阴山以南，将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巨量领土拱手相让，蒙古高原自此便不再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此时的后东tu厥已经取代了唐朝在草原上的地位，重新成为了北亚霸主，并且在事实上接管了北方各部族、各藩国的宗主权，重现了当年突厥人在大草原上的辉煌。

　　二、大掠唐朝

　　自从历经了四十五万大军不能奈何对方两千人一事之后，大唐上下的勇气和信心尽丧无遗，面对强盛的后东tu厥，只能一味软弱退让灵武姓王。可尽管唐朝的安北都护府一路南退，给复兴的后东tu厥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但处于军事上风的后突厥却并不满足于此。在刚立国时，后突厥只具备对一个方向用兵的能力，因此还曾为了西扩、北扩而一度停止了对唐朝的侵掠，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扩张经营，后突厥的军事实力已然显著增强，再不必如先前般束手缚脚。此时的后东tu厥兵强马壮，已经完全有能力同时进行两线作战，其整体战略因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东tu厥向西面和北面草场发动的扩张需要更多的奴隶、财帛和粮秣灵武姓王，而其南线的对手又是羸弱不堪的大唐，对入侵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在国力足以进行两线作战之后，

　　默啜便改变战略，一面以主力西征，一面频频以偏师侵入中原，肆意劫掠物资和奴隶，用以支撑西扩战事灵武姓王。尽管此时唐帝国的朝政已经操控在武瞾手中，而武氏也算得上是一代英主，治国有方，但唐军积弱已久，其颓势非武氏一人所能挽。在当时，即使是最为精锐的唐军，也远非寻常的后东tu厥铁骑之对手，唐廷对接踵而至的入侵束手无策，只能像627年之前一样暗气暗憋，任由其横行肆虐。

　　据《资治通鉴》卷207记载，在700年十二月时，突厥兵又南下劫掠，“掠陇右诸监马万馀匹而去”灵武姓王。而据《新唐书》卷228记载，701年八月，“（突厥兵）俄复盗边，诏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大元帅，率并州长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讷与元忠击虏，兵未出，默啜去。”702年三月，后突厥再次大掠唐朝，“寇盐、夏，掠羊马十万，攻石岭，遂围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度沧、瀛、幽、易、恒、定、妫、檀、平等九州之军，以瀛州都督张仁亶统诸州及清夷、障塞军之兵，与季昶掎角，又以相王为安北道行军元帅，监诸将，王留不行。虏入代、忻，仍杀略。”（《旧唐书》卷6）据《资治通鉴》卷207记载：“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由此可知石岭被攻破。七月时，突厥人又大掠代州和忻州。

　　679年部分东tu厥降户暴动反唐时，其中的栗特部落不愿随之起事，可唐廷又无力保护这个自己在漠南的藩属，便将其内迁至河曲，建立了鲁、丽、含、塞、依、契六个羁縻州，“时人谓之六胡州”（《元和郡县志-关内道》）灵武姓王。默啜可汗对投靠唐朝的突厥部落素来冷血无情，刚刚立稳脚跟，便于702年大举进攻六胡州。唐廷遣大将王诜率五万唐军救援，两军在圣泉爆发大战，据《毗伽可汗碑石刻拓本》记载：“中国王都督五万军队到来，我们战于圣泉，唐军大败，王都督战殁”。由于唐军在此役中一败涂地，六胡州之后也遭受了灭顶之灾。由于唐军主力遭逢重创，再也无力御敌，突厥人在大肆蹂躏六胡州后，又乘胜南下，“寇盐、夏等州，杀掠人吏”（《旧唐书》卷6），之后又围困并州达半月之久，并在并州和代州地境四下劫掠，满载之后方才撤军归国。经此一事，六胡州中残存的降户发现大唐这个宗主国根本无力庇护自己，遂对其彻底失去了信任，又不能见容于默啜，只好四处逃散。据《元和郡县志》卷4记载，粟特六州于704年“并为匡、长二州”，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在经突厥人打击之后，六胡部落的人数确实已然锐减。

　　然而到了703年六月，后东tu厥对唐朝的态度却突然转变，几个月前还在咄咄逼人地大举进攻，此时却突然主动向唐朝提出和亲灵武姓王。一些无良史家将原因曲解成什么“大唐国势强盛，后突厥胆战心惊，主动献媚讨好”，不过这些掩耳盗铃的意淫之词也就是骗骗无知群众，明眼人一看即穿。此次后东tu厥主动与唐结好，无非是效695年进攻剑水流域时的故伎，其真正用意同样是要稳住唐朝，好抽调部署在南线的兵力去攻打难缠的拔悉蜜，迫使其臣服，以打破西线的僵局。正频遭痛打的唐朝见无力抗拒的强敌居然主动跑来求和，不禁欣喜若狂，当即做出积极响应。

　　唐朝此次再与后东tu厥和亲，无疑是政治上的一记昏招灵武姓王。此时拔悉蜜正与唐朝共同承担后东tu厥的军事压力，突厥人若是将其击垮，就能抽出更多的军队来打击唐朝，可短视的唐朝竟然连唇亡齿寒这种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为了苟安一时，竟然愚蠢地与敌媾和，放任其集中兵力，将自己的盟友击破，实可谓鼠目寸光，其愚蠢怯懦的表现也令其它归附的部族深感寒心。

　　在击破拔悉蜜，于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突厥人不出意料地重新向唐朝露出了獠牙，再次频繁南下掳掠唐地灵武姓王。据《资治通鉴》卷208记载：“（705 年）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由此可知，双方至迟于705年六月便已反目，此时距突厥人遣使请婚仅仅只有两年时间。为了抵御突厥人的进攻，唐帝国被迫在西线对宿敌吐蕃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以抽调军队来加强北线的防御力量。然而唐军与突厥军战斗力的差距已经大到了无法用数量优势弥补的程度，数倍之多的唐军照样在突厥人的铁蹄之下土崩瓦解。

　　706年十二月，后突厥大举进攻兵家必争之地鸣沙，在此地与唐军北线主帅、灵武军大总管沙咤忠义所统大军爆发了激战灵武姓王。据《新唐书》卷228记载：“中宗始即位，入攻呜沙，于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不胜，死者几万人，虏遂入原、会，多取牧马。”而在《毗伽可汗碑》中则刻载：“我出征唐朝，我同沙咤将军八万人交战，将其军队消灭在那里。”在《旧唐书》卷7中则记载：“官军败绩，死者三万”，与《元和郡县志》卷4中的数字相同。综合这三则记载来看，此次御敌的唐军总数当为八万人，不过《毗伽可汗碑》上所载的将唐军“消灭”，却未必是全歼，多半只是描述“将唐军整建制击溃”的概念。从两则唐史的记载来看，唐军的阵亡人数当为三万人，受伤和被俘之数不详。

　　在《新唐书》中，用“不胜”两个字将此战的战况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史官的粉饰之词，若是真地打和或者两败俱伤，突厥人之后也无力再进掠原、会等州，因此唐军在此役中遭遇惨败无疑灵武姓王。在击溃唐军的野战主力之后，突厥人乘胜扩大战果，屠鸣沙城，导致其“因而荒废”（《元和郡县志》卷4），之后又“进寇原（今宁夏固原）、会（今甘肃靖远）等州”（《唐会要》卷94），“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旧唐书》卷4），最终在大肆劫掠之后满载而归。

　　大唐君臣对突厥人的频频入寇束手无策，不得不在707年正月求助于上下官吏，要求其献上抵御之策（“制以突厥默啜寇边，命内外官各进平突厥之策”——《资治通鉴》卷208） 灵武姓王。然而唐军的战斗力如此低下，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诸官吏又能有何对策？原本后东tu厥还要进一步凌迫大唐，上演更多的故事，但唐朝的运气素来不错，竟然轻轻巧巧便死中得生。由于政治结构极不稳定，后突厥内部暗流涌动，诸贵族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先是因内乱而国力大降，走上了衰落之路，之后更是整个国家都分崩离析，陷于内战，这才让弱小的大唐又幸运地逃过一劫。

　　三、后东tu厥的西进

　　在685年前后，后东tu厥汗国的西征大军也加入了西域争夺，唐朝的羽翼阿史那斛瑟罗和其背后撑腰的西域唐军与吐蕃和后东tu厥两大强国共争西域，很快就力不能支灵武姓王。据《资治通鉴》卷204记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685~687）以来，为东tu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阿史那斛瑟罗屡战屡败，失地丧民，眼见事不可为，只好于690年逃回长安。随着这些附唐的西突厥降部遁入内地，西域核心地区为吐蕃和后东tu厥所瓜分，吐蕃夺占了龟兹、疏勒、于阗三镇，后东tu厥则占据了碎叶，大唐的安北都护府自此解体。不过西突厥十姓之地此次却未被瓜分，仍然在名义上接受唐朝的羁縻控制，这全仗向唐称藩的突骑施实力甚强，凭一己之力与吐蕃人和突厥人连番大战，保住了自己的家园。692年，王孝杰趁吐蕃内乱之际将其击败，复夺安西三镇。与此同时，突骑施从后东tu厥手中夺取了碎叶。

　　在唐帝国的西线，原本有吐蕃和突骑施两大势力灵武姓王。虽然后东tu厥在唐朝面前始终能够占据上风，但却频频受挫于突骑施，因此匐俱的西征一直并不顺利。尤其是突厥人内部的强族拔悉蜜不肯依附，反倒与唐朝结交，稳固了后方，这令庸碌的匐俱对其束手无策，西扩的步伐一度停滞不前。此外，在698年钦陵家族被灭之后，吐蕃元气大伤，新赞普弃都松也急于扫清钦陵余党，稳固自己的统治，有意暂时休战，遂与唐朝一拍即合，双方达成了默契，吐蕃取河源地区，唐则保留四镇和十姓。在与吐蕃的争斗降温之后，大唐总算在突厥人的打击下缓了一口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东tu厥西扩的难度。

　　703年，后东tu厥再次发动扩张战争，击败了唐朝的盟友突骑施，复夺碎叶镇，唐朝在西域的局面更趋不利灵武姓王。突厥人随后又继续南进，攻占了蔚州（今河北蔚县）和定州（今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这令本就日渐萎靡的丝绸之路彻底断绝，大唐的声誉和对外贸易遭到了沉重打击，然而弱小的唐朝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默默忍受。

　　四、错失良机

　　708年，突骑施与周边部落爆发激战，求助于后东tu厥灵武姓王。突厥人大举驰援，“扫境西伐”，一时间“漠南空虚”（《三受降城铭序》，上同）。趁着后东tu厥主力尚未东归之机，朔方道大总管张仁亶紧急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的诺真水一带筑起三座“受降城”，在后东tu厥腹地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受降城起到了一定的屏障、牵制作用，此后突厥兵再南下大掠唐朝时，便不能如之前般来去自如了。

　　在708年时，后东tu厥的军事力量在唐朝面前仍然占据绝对上风，受降城中的唐军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突厥人对唐朝的军事打击力度之所以开始减弱，原因有二灵武姓王。西线的战事分散了突厥人的大部分精力，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后东tu厥汗国内部日趋不和，自顾不暇，不得不减弱对外侵攻的力度。纵观历史，在三百年统治期间，周边游牧民族政权的不稳定性曾经多次拯救了大唐的命运，不仅屡屡让其在岌岌可危之际得以苟存，更为唐朝在630至660三十年间大幅扩土，营造出强盛帝国的假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710年前后，突厥人内部再次爆发内乱，后东tu厥汗国自此便走上了衰亡之路灵武姓王。据《太平寰宇记》卷196记载：“（后东tu厥）自恃其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在此之前的数年之中，不仅“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旧唐书》卷204），其它藩属也深受其苦，因此均对后突厥心存不满，《暾欲谷碑》中亦曾刻载，在710年时，“突厥部众已乱，他的铁勒部众也离心”，就连原本依附于后东tu厥的强国突骑施（突厥人的异姓分支）也投向了唐朝。眼见后东tu厥汗国的国势江河日下，剑水流域的强国黠戛斯也与唐朝结为同盟，共御突厥，唐朝的形势一时间大为好转。中宗见有机可乘，遂决意大举北伐，希望能够彻底击灭后东tu厥，重新掌控漠北地区。

　　在《全唐文》卷253和《文苑英华》卷459中，均收录了唐廷于710年发布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全文，这是唐廷颁发给边防将领和藩国酋长们的机密文件，其中透露了唐朝准备于此时大举进攻后东tu厥的计划灵武姓王。据诏文可知，此次唐军计划出兵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八十万众，以北庭都护兼碎叶镇守使吕休璟为主帅，统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五万骑；以突骑施部为前军，领诸藩部健儿二十五万骑，意在“长驱沙漠，直指金微”；又征发黠戛斯部“坚昆在右，犄角而东”。除了这些主攻部队之外，唐廷还密令沿边唐军和诸多藩属尽皆出兵助战，计有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亶与副总管鲁受信统率的“蕃汉健儿”十五万、凉州都督司马逸客等人所统兵马七万、灵州都督甄粲等所领蕃汉兵马六万骑、临洮军使甄亶所领的“大家子弟”二万骑，以及甘州刺史李守徵、肃州刺史汤嘉惠、瓜州都督李思明等所统的数支兵马。

　　后东tu厥汗国本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内斗不休，唐朝此次又纠集众多藩属，倾国而出，未尝没有乘隙取胜的可能灵武姓王。然而就在710年六月时，中宗被自己的女儿和老婆合谋毒死，七月时李隆基又发动政变，杀中宗妻女，随即又推老爹唐睿宗李旦上位，朝中情势接连大变，政争不绝，最后连北伐主要倚重的大将张仁亶都因政争而被罢免，北伐计划被迫暂时流产。

　　在此之前，突骑施和黠戛斯已经积极响应唐朝的北伐，做了大量部署，并因此而与后东tu厥结下了死仇，本指望着能够孤注一掷，一举将其击破，却不料大唐这个军事结盟的发起人竟然半途抽梯，这无异于坑了它们灵武姓王。后东tu厥对其进行了血腥报复，默啜命骁将默矩率阙特勤、暾欲谷、阿波达干等人统兵西征，于711年十一月先对黠戛斯发动了猛烈攻击，诛其可汗，迫降其全族；继而又渡过曳咥河，大破突骑施，杀戮俘获无数；在这两场大捷之后，后突厥又乘胜远征中亚的昭武九姓，并再次大胜，至此唐朝的战略布署已被全盘摧毁。

　　由于讳言此次的战略失利，各家唐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均鲜寡不详，如今只能通过突厥儒尼文《暾欲谷碑》上的刻载略窥其貌灵武姓王。碑文载：“（灭黠戛斯击归），由突骑施可汗处来，侦谍……突骑施可汗今已出发。彼说：‘十箭之众已倾巢来把。’彼说：‘唐军亦有一军（待发）……予下令军队出发……余攀过金山山林，其地无道路；吾人渡过曳咥河，其地无津筏。吾人继续（前进），在夜里，安抵B01cǔ。在早晨……吾人进攻，掠〔其营〕：’……奋勇前冲，有如原火……击溃乏，俘其可汗，其叶护及没，彼等就地杀之……”

　　在703年之后，后东tu厥的军事和外交的配合堪称完美灵武姓王。突厥汗廷一面在政治上进行分化瓦解，一面对西部各势力发动了凌厉的军事打击，双管齐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接连获得了三场大捷，先后击败了党项﹑拔悉蜜﹑突骑施及西突厥十姓等强部，又远征中亚，对昭武九姓取得了大捷，其西进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东tu厥的兵威和势力范围也达到了自身的顶峰。由于内乱，后东tu厥在708年前后露出了衰亡之气，唐朝本来能够借此良机展开反击，压制其发展，但由于唐朝统治者昏庸无能，延误了战机，后来又陷入权力更迭，导致这一契机被轻轻错过，唐朝与后东tu厥相安无事了数年，让其能够化解危局，并腾出手来大举西进，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

　　五、后东tu厥的衰败

　　虽然后东tu厥趁着唐朝表现拙劣之机，接连在西扩中取得了数场胜利，国势大张，但其国内的重重隐患却并未消除，尽管诸藩属在武力逼迫下暂时归附，俯首称臣，但其统治根基已然摇撼不安，这暂时的风光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灵武姓王。

　　在《太平寰宇记》中，将后东tu厥内乱的原因归结为什么默啜对诸藩属征发无度，待下苛暴之类，其实这些不过是肤浅的表象之见，真正的原因是以下两者灵武姓王。711年年底，后突厥西征大军在击败昭武九姓之后，兵临铁门关，与强国大食发生军事冲突，结果被其打得大败亏输，被迫停止了西进。此次战败重创了后突厥的军事力量，也令默啜的威望大幅下滑，在客观上加速了后东tu厥的覆灭。当然，此败不过是后东tu厥衰败的次要原因，给汗国带来真正致命打击的，还是以蓝突厥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的内讧。至于后突厥统治高层内乱的根源，则在于继承人的选拔问题。

　　后东tu厥汗国是由发动反唐起义的突厥诸部在战火中建立，其权力交接并无代代相传的法统依据，政治结构在先天上便存在隐患，并不稳固，而默啜在传承上的私心更促成了这种隐患的发酵灵武姓王。在西扩之初，默啜授爱子匐俱为“拓西可汗”，让其位居二察之上，挂帅西征，其用意便是指望他能立下战功，提升威望，最终接掌汗位。然而匐俱其人才能平庸，始终未能获得武勋，其麾下悍将，如默啜之侄默矩和阙特勤等人反倒战功显赫，威望和势力远超主帅，汗国之中一时呈现出强臣震主之势。为了打压这种苗头，默啜甚至不得不对这些干将进行打压掣肘，这也正是后东tu厥的西进行动一度毫无进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内部不和，部族大量逃离，后突厥的国势日渐不利，因此在711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西征时，默啜并未再将建功的机会留个无能的儿子，而是由自己亲任主帅灵武姓王。突厥兵率先奇袭了黠戛斯，并将其灭国，但就在此时，默啜得知自己的可敦（相当于皇后）病死于国中，便返回理丧，令全军于金山待命，暂缓了对突骑施的攻击。而他之所以不让部将在刚获大捷，士气高昂时乘势出兵，主要原因就是不欲默矩等人再建功勋。但默矩等人建功心切，不顾严令擅自领军出击，并且取得大捷，突骑施几乎被打得亡了国。然而默矩等人旋即败于大食之手，损兵折将，这便给默啜打压他们提供了借口。虽然史无所载，但从这兄弟二人在此事之后便在各则史料中销声匿迹推断，他们多半是因战败而被罢夺了领兵之权，直至数年后叛乱纷起，默啜才被迫将二人重新起用。

　　712年，一代雄主李隆基开始秉政，唐朝对后东tu厥的态度转而强硬，双方开始激烈争夺北庭，后突厥汗廷还曾指使归附于自己的契丹、奚二族出兵攻唐，《资治通鉴》卷210中便曾记载：“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门不出，虏大掠而去”灵武姓王。虽然自己的藩属在渔阳取得了上风，但此时后突厥西线的将领已经由军事才能出众的默矩和阙特勤变成了庸碌的泥涅可汗匐俱，因此后突厥西征军的战力大不如前，在西陲迭遭战败。以716年后东tu厥联合吐蕃进攻北庭一役而言，据《册府元龟》卷133记载，北庭都护郭虔瓘曾奏报战果道：“累破吐蕃及突厥默啜，斩获不可胜计”，显然占据了上风之势。

　　后东tu厥以武力持国，最重军功灵武姓王。默啜任人唯亲，一面打压有军事才能的默矩等勋将，一面放任愚蠢无能的儿子匐俱在西陲多次丧师失地，折损国力却毫无虏获，行事私心过重，难以服众，也令后突厥高层离心离德，人皆思散。默啜本人英武勇决，才干过人，否则也不能白手起家，创下后东tu厥汗国这偌大的基业，可就是因为父子情深，试图传位于庸碌的儿子，所以频频倒行逆施，招致部属怨恨。如今一些史家将后东tu厥的内乱归因于默啜年老昏聩，未免流于浅薄，默啜确实是在晚年才开始处事不公，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打压权臣，扶立亲子上位，却绝非因为什么老而糊涂。

　　由于失却人心，默啜的统治资格遭到了大多数蓝突厥贵族的强烈质疑，不得不借助唐朝来稳固地位，这也正是他于714年四月再次向唐朝请求和亲的原因灵武姓王。在715、716两年间，后突厥的局面进一步崩坏，汗廷对各部族、各属国的统治地位日趋摇动，原本效忠的部族纷纷离散，先是漠北九姓叛乱，随即葛逻禄暴动投唐，漠南诸部落也接踵降唐，西域、北庭一带的降附势力也纷纷叛离，最终竟然连默啜的女婿高文简都率部投了唐朝，这足见此时后东tu厥高层的冲突和离心程度已然异常严重。

　　面对祸起萧墙、部属离散的危局，默啜也曾竭力应对，试图挽回局面，在《毗伽可汗碑》上便刻载了大量对叛离部族进行血腥镇压的记述灵武姓王。715年秋，尚且忠于汗廷的军队大举进攻漠北，虽然此时后东tu厥的军事力量已经因内讧而大幅衰落，但在单个藩属面前仍然明显占优，突厥兵大破铁勒九姓，据《旧唐书》卷194记载：“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然而铁勒九姓在战败后却不肯屈服，坚持继续抗击突厥人，并且引得越来越多的部族离心叛乱，后突厥虽然取胜，国家的整体局势却愈加恶劣。

　　716年四月，唐廷见有机可乘，遂以薛讷为帅，兵分三路大举北伐灵武姓王。主帅薛讷亲统的中路军战事不利，在狼头山一战中，“虏矢如雨，公德且歼”（《金石萃编》卷95，下同），最后被迫“始为和亲，刲羊为盟”，与虽胜却无心恋战的突厥人媾和。西路军的战况史无所载，不知其胜负如何。三路大军中，唯有东路军取得了重大突破，与铁勒九姓成功会师于漠北。唐军与造反的这些部族兵合一处，共击突厥，后东tu厥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起彼伏的叛乱令默啜焦头烂额，只得频频出兵镇压叛离属部灵武姓王。然而尽管凭借武力上的优势，汗廷军屡获胜捷，却仍然无法遏止大批部落逃亡之势，虽然默啜的统治尚未被颠覆，但严重的分裂和内乱却令汗国实力剧损，统治范围被迫收缩至仅含漠北区域的狭小空间之中，就这样仍然极不稳固，后东tu厥单纯倚靠军事优势建立起的庞大王国摇摇欲坠，全靠之前家底厚实才能勉力支撑。其实此时后东tu厥汗廷的直属武装仍然占据上风之势，但整个汗国人心已散，当年全靠武力急速扩张，缺乏根基和传承，统治模式不够稳定等后果已然显现出来，局面仅靠军事手段已经无法挽回，大厦的倾倒只是时间问题了。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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