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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甘南和西藏(转载):格尔木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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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在甘南和西藏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李禄山口述 刘英福整理

  我一九四○年出生在旺苍县正源乡深溪五社,有兄弟五人,家里很贫穷格尔木姓王。我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解放后,穷苦人翻了身,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好过了起来,我深深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一九五六年,我十六岁,个子已经很高,身体也十分结实格尔木姓王。当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十分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前去报名时我就说自己十九岁了。当时的年龄审查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主要靠自己报和征兵的同志目测,我就过关了。后来才知道十八岁以下的就不召了,深感到自己能够当上兵实在是运气好。

  参军后,我被分在兰州军区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二排五班格尔木姓王。师长余致泉,后来做过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团长姓王。我们三十一团的前身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是有名的“英雄团”,历史上打过很多著名的硬仗和胜仗,入伍后对新兵的要求和训练非常严格。五六年和五七年我们主要参加军事训练,通过接近两年的训练,我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本领都有很大的提高,身体也比过去更加强壮,多次得到过领导的表扬。

  一九五八年,甘南有八个藏族县发生了武装叛乱,我们三十一团奉命平叛格尔木姓王。叛乱的主要原因是美蒋特务和马步芳的残余势力(一些流窜的余匪和解放后解散的土匪)利用宗教迷信和民族矛盾,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梦想恢复他们过去的天堂。这些叛乱的土匪凶狠残忍、人数有数万人之多,采取打冷枪、暗杀、偷袭等手段,首先把矛头对准工作组和地方干部。一些村寨和地方政府常常被土匪血洗。玛曲县的县委书记和他的警卫员就被土匪杀害了,我们找到的时候就只有被土匪砍下的双脚、双手和脑袋,身子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工作组的一个女干部和一个战士被土匪抓住受尽折磨后遭到杀害,战士的肚子被剖开,心肝和肠子被挖掉,然后塞满了麦草;女干部的肚子从胸口到下身都被剖开,乳房被割下塞到口里。我们的一个步兵排长被土匪冷枪打死了,而另一位排长被敌人活捉后,用七、八寸长的钉子活活地钉死在电线杆上。甘南的河流和很多的,土匪还常常把抓到的干部绑上石头沉河。土匪就是妄图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威胁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我们部队的战士在临洮也不能随便上街,因为城里也有特务和土匪搞暗杀,我们一个排长在进城门的时候就遇到了暗藏的土匪,他迅速拿出短枪还击才没有遇害。后来部队规定,上街至少要有三人同路,还必须带上一支短枪。

  甘南多是一些草地,但也有大山和森林,地面很潮湿,即使是山顶上,有不少的烂泥塘格尔木姓王。我们行军的时候就踩着草丛走,这些草丛的距离跨一步不够,跨两步又太远,一不小心就踩到水坑里。我们脚上的鞋从来就没有干过。为了剿匪,我们把甘南都走遍了。我们十一师是步兵师,三十一团是步兵团,甘南的河流又很多,我们常常缺乏渡河的器械,而土匪多是骑兵,过河的时候他们让马匹浮在前面,自己抓着马尾就过了河,土匪又常常躲在箭竹林里打冷枪。甘南的藏獒也十分凶猛,我们有一个战士就是被几条藏獒咬死的。虽然我们有土匪最惧怕的自动步枪和轻机枪等连发武器,但剿匪的困难依然不小。为了配合我们剿匪,上级从四川调来了一支部队,又从青海调来了一个骑兵团,再加上空军的支援,形势才大为好转。

  黄河在玛曲附近拐了一个大湾,河水先流向东南,再折转回来流向西北,黄河轻轻一甩衣袖就包围了约两个县的范围格尔木姓王。这个大拐弯处也是土匪活动比较猖獗的地方。我们三十一团用水陆两用汽车开道,然后用橡皮舟在黄河上架设浮桥,部队从浮桥上进入这个大拐弯处。在老虎嘴我们包围了大量的土匪。老虎嘴四周是山,中间是一片散得很宽的草地。我们在山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帐篷白晃晃的一片,草地上还有土匪抢夺的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我们请求空军支援。两架战斗机飞过来了,这是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见到飞机参加战斗,大家都很兴奋,看了一天的新奇。战斗机向下攻击的时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时候速度很快。飞机的攻击给这股土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们连战场都没有打扫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阿木曲河的围歼是一次重要的战役格尔木姓王。阿木曲河有一个大寺院,有很多三层楼高的房屋,占地面积二十亩左右。寺院的围墙有一米多宽,只有一道门可以进出,十分坚固。里面有一千多土匪,还有大量的粮食和牛羊肉,头目是一个美国特务。我们包围了这个地方,为了迷惑土匪,我们好像没有带什么重型武器,其实把大炮也带进去了。敌人这么集中,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土匪漏网。我们完成了严密的包围之后就向空军联系,请求战斗支援。我们原以为土匪在这种情况下会投降,就派出一个班进去同敌人谈判,可没有想到敌人非但不投降,还把我们一个班的战士全部残忍地杀害。对于这股顽匪不能再有任何希望了。复仇的战斗开始了,飞机向敌人投下了燃烧弹,寺院刹那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妄图逃窜的敌人也被我围攻的战士全部消灭。大火整整燃烧了七天七夜,我们进去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发现有烧焦的土匪尸体,几只手表都烧结在一起了。经过这次战斗,土匪的气焰就再也没有那么嚣张了。

  我们一边剿匪,一边帮助地方政府建立政权格尔木姓王。在卓尼县清匪的时候,遇到一个大特务,是寺院的和尚,多次跑过台湾和日本,每次都由台湾空投回来。在这个寺院里我们搜出了空投使用过的七个降落伞和大量的枪炮。这些东西后来都放在展览馆里展出。这个大特务除了组织煽动叛乱以外,还用他和尚的身份麻痹、欺压藏族群众,曾经强奸了一千五百多个妇女。当我们在寺院里抓住他的时候,围观的藏族群众很多,他继续用谎言欺骗群众,说他是天上的神,只要再让他念七天的经,他就会刀枪不入,他是不会死的。我们识破了他伺机逃跑的阴谋,但为了揭穿他的谎言,教育当地群众,就同意让他念七天经,对他进行严密的看护。到第八天的时候,我们抓捕了他。我们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将这个大特务和其他四十多个最大恶极的土匪一起枪决。行刑的时候,我们首先枪毙这个大特务,上万的群众清清楚楚地看到,一粒子弹就把他脑袋上的天灵盖揭开,让他见阎王爷了。这件事情给藏族群众以极大的教育。

  后来,临洮中学也发生了一次叛乱格尔木姓王。临洮中学是一所很大的中学,有一千多学生。叛乱的原因是一些特务和反动分子煽动学生杀害老师。为了教育这些学生,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人送到甘南去接受教育,让他们体会封建农奴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别。

  剿完匪后,按规定我的三年兵役期也就满了,该转业了格尔木姓王。但是部队上要留下一些身体好、技术好、思想好的老兵带新兵,于是要求我超期服役六个月。这期间,西藏又发生了叛乱,转业的事就停下来了。五九年,十一师奉命进入西藏平叛。不过,开始收拾行装的时候传言部队是要调到北京,大家都很兴奋。临行时才被告知部队是要进入西藏。据说十一师进入西藏,兰州军区是有条件的,就是十一师必须带回来。部队在兰州上火车到西宁,在西宁乘汽车到格尔木。在格尔木住了几天,我们还栽了树。这时部队报话员接到了停止进藏的命令,说西藏的叛乱已经基本平定。可不知怎的,报话员却译错了电报,要求部队立即进藏。于是部队日夜兼程,向西藏进发。部队到了拉萨的时候却没有人接待我们。这个报话员后来被记了记过处分。(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言,事情的这真像可能并不如此。)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张国华说,既然部队已经进入西藏,那就不回去了。于是我们就在西藏住下来,参加西藏地区的清除残匪和建立政权。这样,团与团之间就分开了,再后来,营与营之间也分开了。十一师没有回去,据说兰州军区很生气。

  在西藏,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工作组进行民主改革和建立政权,一个工作组至少有一个班的战士保卫格尔木姓王。由于西藏的主要叛乱已经平定,所以我们与叛乱分子正面的交锋较少。但在藏北高原我们三十一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我们长期在甘南陇中高原一带执行任务,所以到了西藏后高原反应并不十分强烈,但藏北高原是真正的世界屋脊,接近新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一些流窜的叛乱分子和土匪并不可怕,他们是望风而逃;可怕的是行军途中严重的高原反映,我们普遍感到呼吸困难,全身发软,肚子涨得很大,吃不进去任何东西。我们连有一个战士掉了队,后面跟上来的部队就说他已经口吐鲜血牺牲了。我们团一共有十二名战士就这样牺牲在藏北高原了。翻过一道山梁(山名叫做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气候就明显好转了。山那面有一座不太大的寺庙,叫做五七寺(记音),庙里的两个和尚会说汉话,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烧水,做吃的,送柴火,就像亲人一样。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个人不是普通的和尚,原来是西路红军的流散战士,老家是云南的。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大部被马步芳、马鸿奎的骑兵击溃,伤亡惨重,流散的很多,最后只有徐向前带领一百多人到了新疆。这两个流散红军想回到云南老家,我们通过地方政府把他们送回去了,最后他们还写信向地方政府表示感谢。

  我六○年在西藏退伍,被分配在日喀则农场种小麦格尔木姓王。日喀则农场很大,是一个半军半民的单位,在农场里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军人,还从新疆农垦师调了两个连队来支援我们。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因为我们农场主要生产小麦,吃的也就主要是面粉,大部分人都不习惯,后来,我们同十六团搞好了关系,用面粉换了他们的一些大米。

  六二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我们农场的战士又全部按照新兵发放装备,重新征召入伍,我又回到了三十一团格尔木姓王。我共参加了三次战役,第一战役在麻麻。第二战役在大汶河(记音),有准确情报说敌人驻扎在某个地方,我们夜里偷袭过去,敌人正在睡觉,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俘虏了二千多人,我们把俘虏集中起来,押送到上车亭和下车亭,占领了印军的指挥部。余致泉师长看了敌人指挥部留下的沙盘,判断出敌人的部署,向张国华司令员要了三十一团抄小路到敌人后方,发现敌人有二百多辆军车正通过一座木桥向前方开去。等敌人军车过完之后,余师长命令炸掉木桥,断了敌人退路。这一仗缴获了敌人大量的物资,我们只有一个炸桥的工兵排长和一个战士被敌人俘虏。这两个同志在后来交换战俘的时候被换了回来。第三次战役是西山口战役,我们的战士组成三个梯队进攻。这次战役我们牺牲的战士最多,共有五百多人,多是被敌人的地雷炸死的。当然这次战役我们歼敌四千多人,取得了自卫反击的决定性的胜利。

  六三年,我再次从部队转业,这次上级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是愿意留在西藏,还是愿意回到老家格尔木姓王。我当时想学一点技术,就要求留在西藏,于是我被分在生产部汽车一队。这一年,按照规定我请假三个月回家处理个人问题。我的爱人是正源乡卫星村七社人。由于我有七年的时间没有回家,又延长了一个月假期。结婚后回到西藏,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跟着老驾驶员学开汽车,后来就自己独立开车了。我们主要跑两条线路,一是拉萨到青海的西宁,主要给地方上拉民用物资,如油肉、百货。二是拉萨到甘肃的柳园,主要拉汽油。每次出发都有十个左右的车,路途都很遥远,往返一般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烧掉一千五百升左右的汽油,所以动身的时候需要带上足够的粮票和油票。青藏路上的车队很多,每天都要遇上三、四个大车队,每个大车队有二百辆左右的汽车,对开时错车很困难,有时让一个车队过去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同向时只有跟着走,灰尘很大。所以我们大多数时候是白天休息,晚上行走。一路上要经过唐古拉山口、五道梁、昆仑山口、南山口等险要难行的地方,常常能看到有汽车在这些地方翻车了,我的一些同事就牺牲在这些地方。

  由于夫妻的长期分居,六七年,我的爱人也到了西藏,不过没有什么工作格尔木姓王。我的大女儿李平和大儿子李兵都是在西藏出生的。我于七一年十月离开西藏,回到了正源卫星村,从事农业生产。

  我把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甘南和西藏,现在,西藏通了火车,我还真想回去看看那些曾经流血流汗的地方格尔木姓王。

  (刘英福2006年8月21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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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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