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道学集大成者王船山:华阴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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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学术是中国学术第三次高峰，而王船山是这次高峰的代表、最杰出者华阴姓王。

朱子、阳明以后，足以绍先圣、启后哲，卓然自立而成一家者，其惟王船山乎！其人坚贞狂狷，其学博大精深华阴姓王。拒张献忠之招，而自刺肢体以救其父；绝满清之聘，而隐居著书不践其地。坚贞卓绝，实过常人。究天人之际，以立人极；通古今之变，而明理势。外辟佛老以斥古今虚玄之说，内批陆王而摘阳儒阴释之弊，修正程朱以建儒统，绍述横渠而扬实学。抗击靼虏，怀刘越石之孤忠；诠释圣经，企张横渠之正学。其思想人格，其道德文章皆卓立古今而光照万世，洵秦汉来之奇杰，天地间一大儒也夫！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未尝不为其情所动，其理所服也。服膺船山，实由于此。船山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此志也，圣贤之道所以相传不绝者，实所企慕焉。《张子正蒙注注》序曰：“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船山以此推横渠，余亦以此推船山。当今之世，仅凭个人的一家之言，就能取得“显学”的态势，而且正面肯定的声音，远大于负面批判的声音，尤其在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只问政治上的正确而不论学术上的是非，那些在思想史上被公认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纷纷被一波波的文化运动，以及反传统、反封建，批儒批孔的声浪推倒的时候，明清之际的船山（王夫之）却能屹立不摇，不但通过种种严苛的思想检验，还能取得左右共识，如今更成为两岸三地学者认同的最后一位理学家。既是承先者——“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古典哲学作了总结”（冯友兰语）。又是启后者——“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侯外卢语），不能说不是一大异数。——唐亦男我和熊十力都很服膺王船山，因而对熊十力也颇有好感，颇有共鸣。熊十力说：“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辨也，其于汉师固一切排斥，不遗余力也。”“晚明，船山、顾亭林，力矫污风。至以说学聚徒为戒。而船山身窜瑶洞以没世，尤为卓绝。余少无奇节，然服膺船山，常求所以守拙而沦于孤海，深惧夫力之不胜也。”“王船山每以天德，王道，总括六经之理要，修辞较多精。”又说：“迄晚明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颜习斋诸儒，则持论益恢宏，足以上追孔孟，而下与西洋相结纳矣。至于典章制度、民生利病之搜考，自杜佑辈而后，晚明诸子，所究亦精炼。”而且，在人生志向上立志要向船山学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吾将持此以授世人，庶几塞吾悲乎。”余读南明史，未尝不慨然而长叹者也，谓汉族气数何若是之衰，乃为满清所压制，不得通其志耶？然推惟明儒，阳明以下，有三大儒，曰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则犹汉族之幸也。以船山尤有高才卓识，其学极博，其识亦新，实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大集大成者也。船山论述诸经，批判阳明，修正程朱，继承张载，力辟佛老，而倡实学，阳明以下，学术第一伟人也。其所著《读通鉴论》，亦古代最庞大、具系统之史论。王船山虽以著述为务，而不忘家国之仇，谋覆满清以光复华夏，虽烈志不立，而笔之于书，其思想卒成辛亥覆清之利器，岂不壮哉！章士钊亦曰：“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王船山的器亡则道毁，无其器则无其道，器体道用颠覆了程朱陆王的道器观，异哉所闻！始则骇之，细读则亦有理。其欲尽斥玄妙之说而返之实之魄力，可谓雄哉！王弼举本以统末，船山则循末以测本。要之，船山学术极复主观能动力和实用性，而恐流于功利也。曾国藩、章太炎、熊十力、毛泽东皆受其影响。船山之学近乎荀子。其强调实践和主观能动性近乎马克思。自王弼以来，皆言道体器用，道本器末，而王船山乃言器体道用，器本道末，则颠覆千年之传统也。以余之见，道器无绝对之分，道中含器，器中亦含道，岂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哉！器有器体器用，器体者，具体之事物，器用者，所用之技术。道有道体道用，道体者自然之规律，道用者，运用之方法步骤。知其大者，则举道而统器；见其小者，则即器以成道。上智之士，于本体中知末；中才以下，于末流中见本。固其根，则枝叶难枯；知其本，则末节不失。不得其原，则寻其所流；不得其本，则溯其所出。道有抽象具体之分，抽象，太虚之不可见者；具体，昭明而可睹者。浮屠老庄之道抽象，船山辟其虚而返之实，斥其空无而力言实有，程朱陆王以知御行，而王船山以行兼知。对于空谈心性之风一大矫正也。王弼以来体用一分为二，器外为道；至船山则合二为一，器外无道。程朱陆王明心见性以知道，王船山乃与之反，力行实践而成道，同归而殊途。嗟乎，圣人者，于博大者探精微，于具体中见根本，岂有异哉！

儒本刚健，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华阴姓王。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易经者，变经也。魏晋祖尚浮虚，隋唐佛老泛滥，宋儒浸染之，而主虚静，民族遂乏刚健进取之心，或乱于盗贼，或亡于夷狄，可甚痛哉！船山一反宋明诸儒之主静，而主健动，动为静之主，可谓矫枉归正。熊十力亦循船山之轨，故能开新儒家之基。我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不感兴趣，我觉得当代儒家应该继承王船山的实学，儒学从湖湘兴起，而王船山又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船山之学继承的是孟子那种刚健之气和荀子的批判精神。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明末有三大儒：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现代有三大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境遇相似，皆逢天崩地坼的乱世，于乱世中弘扬道德本体，继承往圣绝学，扶持名教，重建道统。历史文化何其相似！吾尤服王船山、熊十力，六儒中，唯王、熊建立庞大哲学体系，集传统文化之大成，义理发明最多。船山之学致广大而极精微矣，惜无传人，及身而绝，千古遗憾！十力死于文革，幸有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传其学，而未蹈明清之覆辙也。我认为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是古代最有系统、最精深的史论，也是历史哲学。善论史者，有苏轼、王船山，苏轼文采为宋之一绝，而船山较苏轼深刻。发人之所未发，指人之所易蒙。苏洵、苏轼之论史多为权术，而船山以经衡是非，以道正人心。辞严而义正，文健而理足，船山为三百年儒者之冠首，岂徒然哉！我也有绍述船山哲学之心。我想，如果让王船山著明论，清论，民国论、共和国论，会怎么论述呢？太史公著《史记》，而后无可伦之史书，王船山著《读通鉴论》、《宋论》，而后无可继之史论！扬鸿不才，服太史公之文章史学，慕王船山之历史哲学，亦欲总结中国三千年之历史，著一部更庞大的史论！合三才之道，析万物之理，鉴古今兴亡，明春秋大义。关于论法，我觉得王船山论得深刻周到，不像商鞅、韩非那样偏颇，善哉所谓“择人而立法，非立法而课人。”“治盗之法，莫善于缓”，“严以治吏，宽以治民”，真知权者。其于哲学、政治皆有深刻之见解。余谓船山之学可上溯宋明诸儒以至周秦诸子，是连贯现代学术之桥梁。历来学者多称船山之学，而鲜论其文，余以为王船山文章文质兼茂，辞严而义正，文健而理足，峻峭犀利，远甚顾亭林诸儒。谭嗣同评价王船山的论文：“文至唐而少替，宋后几绝，国朝王子，膺五百年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王船山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章也是一流，我的文风也受船山影响。王船山有过很多艰辛的经历，充满浩然正气，其为文发强刚毅，举重若轻，颇异他人。观韩柳欧曾之文，文有余，而不善说理，程朱陆王能说理，而不能充足，缺乏思辨，王船山则是文理兼备，能长篇大论说理，纵横古今，与周秦诸子衡，也是船山卓绝之处！推惟秦汉以来儒者，最有理论天才、解析能力的，莫过王船山。或以船山文章艰深，虽有艰深之处，亦有酣畅淋漓、精彩可喜之论，又感情充肺，引人慨叹，于理于情上都达到高度，其文之精彩在史论，吾自十九岁始读其《读通鉴论》，至今嗜之不厌也。一个哲学家也应该把文章写好，像康德、黑格尔虽建立庞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而文字都很晦涩，使人沉闷，且理有余而情不足，太过理性，余所不喜也。徒文而不能理，则觉空浮，徒理而不能文，则觉晦涩，文理兼备，方可传颂千古！程朱陆王语录固有精妙之理，而文实浅俗，不能与《论》《孟》并论也。王船山自题像赞曰：“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仗笔，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船山此词何解。吾至今不解船山此词，但觉意味深长幽妙。或曰：作者看镜，联想起人死后的画像吧。龟朽后，还可以作卜具用，何况人还没死呢。死后又如何呢，因为想不通，所以自己乞天想活埋看个究境。作者看到陶先生现在还喜欢他的学说，应该可以圆梦了。余曰：这需要结合王船山所生的时代和生平经历。船山又有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出现两次活埋，此需以心体之。曰：在我看来一个意思。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不认识六经嘛，想活埋去见古圣人问个究竟。

余曰：船山有志经世，而抗清失败，南明灭亡，梦想破灭，遂隐居船山著书立说，以文化学术作为表现，坚拒满清征聘，《读通鉴论》曰“君子储天下之用，不求用于天下华阴姓王。”盖夫子自道也。他写下那么多著作，就是储天下之用。不敢苟同，船山不认识六经？读其诗，而不知其人，可乎？他隐居著书，不求世用，他想把这些书流传后世，希望后人见而读之，以敷其大用。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六经之晦而不明，阐发六经微言大义，发扬六经之道，开辟新的生面，是吾责也。此是船山学术之志，文化责任感。七尺从天乞活埋大概是他的民族气节吧。七尺男儿，君子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宁愿活埋人间，被埋没，亦不愿与清廷合作。当时环境，他隐居深藏，很少与人交游，远不如顾炎武，黄宗羲有名。他也怕为名所累，名盛，很容易被清廷注意，著书立说就有些不安定自由了。黄顾名气大，屡被清廷征聘，就不安定自由。在当时环境，还是隐藏越深越好，康熙已兴文字狱。而船山强调华夷之辨，敌视满清，若不小心，著作那些敏感词被满清发现，就不免曾静一样被杀，吕留良一样被剖棺了。而船山是很有独立性的学者，不能受满清羁笼，又欲专心尽情著书，则须极力隐藏以避满清之忌。此船山之苦心明智也。言至此，吾略解此词矣，当时船山老矣，一脸沧桑，可看船山头像，就是本群头像，不是瘦骨鳞峋，满面沧桑乎？故曰“认不来”。龟朽后，其骨尚可随人作卜筮之用。船山人生有三个梦，一是青年想考取功名，报效国家，一展经世宏图，但满清的入关，让他这个梦想破灭了。后来他举兵抗清，又在南明任职司行，欲抗清复国，而南明灭亡，抗清复国的梦也破灭了。最后他隐居山林，寄希望于文化复国，而著书立说，为六经开生面，他这个梦能圆。他相信自己的书一定能流传后世，为后人所用，汉人终会推翻满清复国。在他生前，梦当然还圆不了，梦未圆时，则不可随意猜测吾书之作用。“谁仗笔”，谁在奋笔著书？就是这个瘦骨鳞峋的硬汉，铮铮铁骨！船山悲愤啊，崇祯，永历之死，船山都痛哭难已，写了两首一百韵的悲愤诗，其所著之书亦多感愤，随处发之，当此天崩地坼，华夷变态之世，闲愁万种，又有对华夏文化的忧虑，则著书有不得已。只要笔未落，吾生还在，则乞求上天让我隐藏人间，不受任何人打扰，俾余生继续专心尽情于著述，则死不憾矣！此吾以意解之，不拘于文字，只从文字是很难解的。船山欲奋力于著书传道，然须保身而能传道，当满清占领全中国，以术牢笼人才，拒之者，鲜不受其迫害，而文网之密，著作若有抵触彼者，亦危及生命。如戴名世以诗词，庄廷龙以明史案被康熙所杀，且株连亲人，呜呼！当此环境，处之甚难。而船山之友方以智拒不降清，差点被清军所杀，逃于禅而免。方也劝船山剃发为僧，船山坚守儒家立场，拒之。若黄宗羲、顾炎武虽未触满清之忌，无生命危险，而清廷屡征之，亦不能安也，宗羲则参与清修明史，外甥仕清，与清有所妥协，而船山不能为也。黄顾所著文字于华夷之辨，亦不敢如船山之昌言，不能尽清发泄也，此又船山所不甘也。又满清的剃发改服令通行全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抗拒者杀头，而船山坚持汉衣冠，不提发，被清人发泄，就有生命危险，或逼你剃发，则失身矣。为了保住头发，船山就极力隐藏山野，寡交游，以免被清廷发现，船山自作的墓志铭就是：“抱刘越石之弧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全归，就是保全衣冠头发而归黄土。嗟夫！于此可见船山之执著，船山之坚守也！非悉其生平，通其心境，孰能解此词之大义哉？章太炎曰：“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 顾炎武) 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才高矣! 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是虏得假借其名，以诳燿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最敬船山人格志节。船山在三大儒中学术成就最高，文化贡献最大，亦由其苦心明智之隐藏也。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宋明诸儒多内圣有余，外王不足，而王船山之学已由内圣开出外王，言道器不二，心物合一，力矫王学末流空浮之弊，理学末流空疏之弊，比宋明诸儒健实得多华阴姓王。王船山实乃宋明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他继承了其精髓，又摆脱了其桎梏，开启了新的学风。唐君毅先生认为宋明儒的心性论发展到王船山时达到了其内在逻辑的最高点，船山的心性哲学正是在宋明儒重内圣的基础上开出外王之学，心性、天道、治化融为一体，成宋明儒心性哲学的集大成者。简言之，若宋明儒的心性哲学为“心性—天道”，则船山的心性哲学为“心性—天道—治化”。唐君知船山之学深矣，而不能继船山。嗟乎，使有继其绝学而发扬者，则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晓然大明于世，足可光泽千古也！奈何及身而绝乎！近世能继船山者，莫如熊十力，亦只得其偏耳，弗能致用于世。现代新儒家也是内圣有余，外王不足，不及王船山之深厚健实。余不才，欲著《王船山学述》，发扬船山学术。对船山之学进行梳理和阐述，还加以延伸。船山为横渠《正蒙》作注，我也要为船山立学案。孔子、船山皆怀大悲、有大感触之人。孔子之悲也，悲礼乐之崩坏，悲天下之无道，感继承文王之斯文者在我；船山比孔子更悲痛，他悲痛明朝灭亡于夷狄，悲痛华夏文明惨受夷狄践踏，感道统要由他传承下去！孔子经历多次磨难，困于陈蔡，窘于匡人，饿了七天。季康子驱逐他，桓和晋国权臣赵鞅要谋杀他，孔子欲死者数矣，而明智地躲过灾难。王船山所经历的磨难，所怀的孤愤更深，他逢天崩地坼的时代，祖国遭受异族的蹂躏，兄侄妻子都死于清兵之手！他图谋反清复明。流贼张献忠招揽他，被他拒绝，张献忠手下就扣住船山父亲王朝聘以相胁，船山连忙“剺面刺腕”以示不可用。船山悲痛明朝的灭亡、华夏的沦没，写了四次一百韵的《悲愤诗》。他在衡山组织抗清失败，去南明永历政权任司行人，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结奸误国，几陷大狱。得高一功仗义营救，方免于难。顺治时，誓不剃发，不为满清所容，四处奔走隐藏。孔子感礼乐之难兴，天下之难正，而著《春秋》，修订六经，说学收徒，把三代以来的政教文化完整地传下去。王船山感复明之无望，也隐居山林，勤奋著书立说，遍注群经，写下《读通鉴论》《周易外传》等著作反思历史，发扬实学，也是要延续周孔以来的道统。孔子和众弟子一起奋斗，而船山是孤身奋战！他们都有高度的理智，又怀有深沉的感情。熊十力说：“有大感触者为大人。”孔子、船山都是有大感触者，他们的学问、人格、精神都卓绝千古而不朽！论所经历之磨难，所感触之深沉，只有船山能和孔子相比！而船山所遇之惨，所含之悲，所怀之痛，尤重矣！若熊十力悲近世儒学之凌替，文革之浩劫，而重建本体论，也是至悲！孔子之悲，悲天下之无序也；船山之悲，悲华夏之沦亡也；熊十力之悲，悲文化之毁灭也！熊十力心契于孔子、船山，也是因为他们都怀有大悲大痛、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吾之所以契于孔子、船山、十力者也在于此！他们不只是做学问的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很有智慧，也有至性至情。他们以伟大生命成就其学问，他们的学问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他们虽没当权，而其人格学问永垂青史！那种对天下的责任感，对文化的使命感也是一脉相承！孔子道：“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船山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下乞活埋！”熊十力说：“上天以斯文属余，余忍无述？”西方哲学家多只是学问上的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以生命践履其哲学。孔子、船山虽怀深沉的悲痛，但并不因此消沉、颓废，而是以其悲痛之情说学收徒、著书立说，为文化延命脉，为万世谋治化。方以智抗清失败而出家，是我不赞同的。这是颓废、这是逃脱！吾之不平于佛教也在于其消极出世。老庄之徒也不合我之道，他们都做旁观者。佛氏绝世，老庄避世。还是孔子最深切体世。绝世者失于智，避世者失于仁。吾也曾深入老庄，而后还是神契于孔子之道、船山之学，正其道，明其性，和其情，立人极，明理势，道器不二，天人合一，体物而明人，尽性而知天，不陷于佛老之虚无，也不流于申韩之险诈。二零一五年日读船山易传，日有所得，其于象数义理，皆极其赜，发其蕴，诚哉高山仰止，熊十力所叹为衡阳之圣也！自余读船山易传，其他易注，吾不欲观之矣。若解船山易传，则可通大易之理，可穷神知化而达天德，开物成务以尽人能矣！余以船山著作，以《通鉴论》《宋论》与《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最为重要，将此四书读透，政治家可以之经邦，学问家可以之穷理，道德家可以之尽伦，科学家可以之制器，企业家可以之理财。体用兼备，内外合一，则所用甚广也。

天下不外乎理势，理者，圣贤所以顺以教人也；势者，英雄所以乘而立业也华阴姓王。一为内圣，一为外王。理者常，天下有定理；势者变，天下无定势。司马迁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理势也。宋明儒多言理，寡言势，如程朱陆王，其修养之高，自律之严，于性理探究之深，后人莫及，可惜多肤于势，不察世变，对势无深刻认识，知理之必然，而不知势之必然。可以熏育士子，而不足以定乾坤，创制易俗，开物成务。有陈同甫、叶水心言经济，事势有得，而不本于内圣，于理肤浅，不够正大。其实自周元公提出势，其《通书》曰：“天下，势而已。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然引而不发，语焉不详。至船山始把理势合一，对势有敏锐的觉察，提出很多深刻卓越的见识。船山史论多论及势，如其《宋论》曰：“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天未然而争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争天以求盈，虽理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夫天之将然矣，而犹作气以愤兴，若旦夕之不容待，何为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汤之革夏，武、周之胜殷，率此道也。”他的《读通鉴论》以封建之废为必然之势，不可逆，汉初大封诸王只是封建的回光返照，不会长久，批评贾谊过虑而劝汉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不参古今理势，曰：“谊之言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宇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踰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王之地而众建之，富贵驕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此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李斯？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憯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镫余一燄，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言何容易哉！”又曰：“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虽然，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渐。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满天下。汉略师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势必不能久延，无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后因之。七国之变未形，遽起而翦之，则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汉初，镫炬之光欲灭，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谊操之已蹙，而所为谋者，抑不出封建之残局，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繇此言之，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忧贻子孙也。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而谊何为焉！”

封建之废，势之必然，春秋战国破坏井田，已趋此势，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思想提高一个程度，则会影响社会制度，而有世变华阴姓王。孟子就意识到了，说“天下定于一”。封建之尽革，是天地古今之大变，面对此大变，一般人会很惊骇，接受不了，但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只能顺其势而合其理，而人多以废封建为秦皇万世之罪，船山曰：“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圣人之心，于今为烈。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封建之废为必然之势，虽无秦始皇，封建迟早会废除，战国孟子已不言封建，而儒者多欲复封建，张载、胡宏等大儒亦倡复封建，一是慕三代，二是对君权的限制，皆缺乏对势的认识，船山对此洞明，可谓了不起。其感叹“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皇废侯置守，是其私心欲独揽天下，杜绝诸侯之威胁，传之万世，然而无意间成就天下之大公，废除了贵族世袭制，改变“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局面，使农民有上升的机会，这是黑格尔哲学所谓“理性的机巧”，而王船山比黑格尔早一百年提出，中西暗合，智者之见一致，贺麟、牟宗三对此都有比论。贺麟的看其《文化与人生·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历史上有恶人无意间成大善，盖天理不可托，则假恶人之权以成就人间之理性，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天命，理势的神奇。非极深研几以察世变者，不足以语此。关于这个，《读通鉴论》于汉武帝章亦论曰：“汉武抚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讨匈奴，南诛瓯、越，复有事西夷，驰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绝域。天下静而武帝动，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读起。虽然，抑岂非天牖之乎？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雝、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巂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辟在内地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於南海之滨、滇云之坏，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石敬瑭割土于契丹，宋人弃地于女直，冀州尧、舜之余民，化为禽俗，即奉冠带归一统，而党邪丑正，与宫奄比以乱天下，非天也，人丧之也。将孰俟焉以廓风沙霾噎之宇，使清明若南国哉！”汉武帝开发西域，害一时之民，而成就万世之利，此为武帝意想不及，岂非天哉！功固不可以一时定也。船山有此卓识，宋明儒皆道不出也。

以理言史，则牟宗三所谓道德判断；以势言史，则所谓历史判断华阴姓王。宋明儒多以理言史，有道德判断的能力，而缺乏历史的判断能力，朱子亦只能作道德判断，而不能作历史判断，因对势缺乏认识。道德判断，是以道德判断此人此事之善恶是非，至于事之起因结果影响，历史之发展演变规律，则非所究，而这是需要历史判断的。道德判断亦即牟宗三所谓“保住是非以成褒贬，护住理性以为本体，提挈理想以立纲维”，固为重要，儒者论史不可无道德判断，此是大经大本，然只是道德判断，而不对历史作出现象的解释，发展规律之总结，曲折因果之分析，则不足以服人，为经世之鉴，被人讥为迂阔。船山明察世变，深究事势，而无迂阔之病，道德和历史的判断能力都很强，所以他的史论能超越古人，亦今人所不及。不以人废言，如船山在《读通鉴论》论封德彝，封德彝是小人，而其言有是者，曰：“言有不可以人废者，自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然拥众十五万寇并州，郑元璹欲与和，德彝曰：‘不战而和，示之以弱，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成并著。’斯言也，知兵筹国相时之善术也。唐之不能与突厥争，始于刘文静之失策，召之人而为之屈，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国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挟，机有可乘，唐安能遽与突厥争胜哉？然当百战之余，人犹习战，故屡挫于刘黑国而无朒缩之心，则与战而胜可决也；所难者，锐气尽于一战，而继此则疲耳。奋起以亟争，面藏拙于不再，速与战而速与和，则李神符、萧颛之功必成，而郑元璹，之说必雠矣。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犬系项而后驯，蛇去齿而后柔者也。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用和以战耳。知此，则秦桧之谋，与岳飞可相辅以制女直，而激为雨不相协以偏重于和，飞亦过矣。抗必不可和之说，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后堕其所以战而一恃于和，宋乃以不振而迄于亡。非飞之战，桧亦安能和也；然则有桧之和，亦何妨于飞之战哉？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夫夷狄者，诈之而不为不信，乘之而不为不义者也，期于远其害而已矣。”不以人废功，如《宋论》论小人章曰：“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无待辨者。其请经制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宜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无待辩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闲，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惇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则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义论之，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已也。语曰：‘王者不治夷狄。’谓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辽海而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质，物有殊产，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若夫九州之内，负山阻壑之族，其中为夏者，其外为夷，其外为夏者，其中又为夷，互相襟带，而隔之绝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无可治，而非不当治也。然且不治，则又奚贵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别人于禽兽，而使贵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于其地者，皆导其人以駤戾淫虐，沉溺于禽兽，而掊削诛杀，无闲于亲疏，仁人固弗忍也。则诛其长，平其地，受成赋于国，涤其腥秽，被以衣冠，渐之摩之，俾诗、书、礼、乐之泽兴焉。于是而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气以生，夫岂非仁天下者之大愿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内者，人也。惟然，而取蛮夷之土，分立郡县，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批评只以道德判断论者，只道人之恶，而不思人之功，何以致此。船山总结论人，一是论其人之正邪，二是论其言之是非，三是论其事之功罪，这是把道德判断和理论判断，历史判断合为一了，为全面之论，此船山之高过先儒也。

小人也有功，仁君亦有过，如《宋论》之论宋仁宗曰：“仁宗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华阴姓王。盖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为之，是故利无待而兴，害不择而起。其有大德于天下者，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是也。其种之也早，正与江南梅雨而相当，可以及时而毕树艺之功；其熟也早，与深秋霜燥而相违，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种之也，田不必腴而获不赀，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为一代之祖；又祀之于稷以配社，享万世之报。然则有明王起，饬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弃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无与表章者，史亦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则后王之过也。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则听西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之言，置交子务是也。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敝纸而已矣。古之税于民也，米粟也，布缕也。天子之畿，相距止于五百里；莫大诸侯，无三百里之疆域；则粟米虽重，而输之也不劳。古之为市者，民用有涯，则所（为）[易]者简；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则所赍以易者轻。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无，而授受亦易。至于后世，民用日繁，商贾奔利于数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输于国、饷于边者，亦数千里而遥；转挽之劳，无能胜也。而且粟米耗于升龠，布帛裂于寸尺，作伪者湮湿以败可食之稻麦，靡薄以费可衣之丝枲。故民之所趋，国之所制，以金以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固有实也。金、银、铜、铅者，产于山，而山不尽有；成于炼，而炼无固获；造于铸，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薄赀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盖是数物者，非宝也，而有可宝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唯然，而可以经久行远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终宋之世迄于[胡]元，延及洪、永之初，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君天下者而（思）[忍]为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来，不复能行于天下。然而余害迄今而未已，则伤诏禄之典，而重刑辟之条，无明王作，而孰与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人多以得为资，以失为鉴，而船山《读通鉴论·叙论》曰：“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历史有成功之法，也有失败之训，而皆不可执。有人用此法则成，而有人用此法则败，有人因此而败，有人因此而成。成败无准则，因时势之异，而有成败之异，亦因人而有成败也。则所资者，存乎一心。韪哉斯言！此船山史论所以卓绝古今也。“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就是牟宗三所谓把自己的生命与历史生命于一起，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牟宗三之《历史这哲学》得于此。而不是历史推出去，作为一个于自己不相干的自然现象，这是看不出历史的价值，不能从历史发现真理，获取资鉴的，现在的历史研究多是如此，太客观化，科学化，不能给人身心，给国家提供积极有用的东西。船山于理势之论可谓达极致矣。此中所取，不过一二，未尽其全，这里还不能一一表列。理者，彰善殚瘅以正人心也；势者，资成鉴败以经世业也。两者不可缺一，理不及势，则迂而不通；势不及理，则诈而不正。

对于势不及理者，船山也有所批评，《读通鉴论·叙论》曰：“论史者有二弊焉：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此既浅中无当之失矣；乃其为弊，尚无伤于教、无贼于民也华阴姓王。抑有纤曲嵬琐之说出焉，谋尚其诈，谏尚其谲，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诡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此其于世教与民生也，灾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矣。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祗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然因是而卑污之说进焉，以其纤曲之小慧，乐与跳盪游移、阴匿鉤距之术而相取；以其躁动之客气，迫与轻挑忮忿、武健驰突之能而相依；以其妇姑之小慈，易与狐媚猫驯、淟涊柔巽之情而相昵。闻其说者，震其奇诡，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斁，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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