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战士王启夏:昆明祭祖宗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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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好似有难言之隐，一搁再搁，搁得心痛昆明祭祖宗族祠堂。铭记抗日志士，是每一代人不能忘却的责任。这里，感谢王槐杰一家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特别是王启夏孙王堂尧，本文的作者应该是他而不是我本人。

　　中国远征军中也有乐东人，叫王启夏，他两进黄埔，但这位乐东人自走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昆明祭祖宗族祠堂。2015年底，我开始统计乐东黄埔生名录，经多方奔走协力搜集，今整理出共48位乐东黄埔生的基本资料。但每次的黄埔采访，都把自己弄得很疲惫，他们总在牵动着我的情绪，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苦涩和压抑。这些黄埔人，除了他们的亲人，除了我和不老鹰先生，也许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记得他们了。

　　2015年11月，我和不老鹰先生（陈冠启）在利国采访王启夏的遗腹子王槐杰老人昆明祭祖宗族祠堂。槐杰，学名王琦，启夏之长男，1938年7月生于抱岁村，高级教师、小学校长，妻陈氏，育有五子。五子分别是王堂伟、王堂尧、王堂源、王堂文和王堂坚。

　　王启夏生于1906年，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为清增生瑞云公长男，选鸿公长孙昆明祭祖宗族祠堂。选鸿公年纪轻轻就病故，过世八天后瑞云公才出生，遗下年幼的瑞清、承柳和瑞云由林太夫人抚养长大。瑞清公成家后不久也病故，其时家庭屡遭变故，境况清寒。

　　然而，瑞云公幼具奇姿，牛角挂书，刻苦攻读，果不负众望，二十二岁考取秀才，为清增广生员昆明祭祖宗族祠堂。不久清废科举，转考入崖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即被该校聘为学堂主说。王启夏出生的那一年，瑞云公在抱岁村建起了一座新房子，在当地也算是比较高大的楼宇了。瑞云公后迁居崖县月川村，任三亚街梁氏药行中医师，又在月川村建新居，和当时崖县的王鸣亚县长交厚，和月川村的林瑞川结为连襟。日据琼期间，瑞云公蓄须明志，保持民族气节。其时，长男启夏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滇西一带对日作战，三男启贤在崖参加抗日（启贤为崖县中学毕业生，和乐罗的陈国风等交谊较深，新婚不久即参加抗日队伍，当县长助理，主管粮税工作，解放前因患疟疾在番阳病逝。次男启汤也是崖县中学毕业生，当时在乐罗的崖县二高当教员，惊悉二哥启贤病逝后，带着两位族人到番阳迁其遗骸回老家抱岁村安葬），日伪闻悉其情，为寻找大夫多次窜至梁氏药行威逼利诱瑞云公。某日，面对日伪军的利诱，瑞云公手指其花白的长胡须，言示其已有长孙，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不能为日军做事。日一军官发怒，上前以手抓摇其须，称其伪装年迈，不愿为日军办事。自此事后，瑞云公避居月川村，愤其受辱，闭门不出，于民国三十二年辞世，享年六十八岁。

　　是时，长男王启夏在滇西反攻的前线指挥作战，惊闻父亲逝世，哀痛不已，随即从前线送回其亲书的《祭父文》和蒋中正嘉奖的《忠孝传家》手书一幅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其祭文曰：日寇烧杀，尸骨满坡、国难当头，当先报国，自古忠孝难得两全。蒋中正委员长嘉奖王启夏的这幅手书，后来被二弟启汤装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时常拿出来悬挂在新屋的大厅里，此书幅落款蒋中正，下方有巴掌大小的一方红印。据传解放前曾有公勤人员到家收税收月饷，抬头看到大厅里悬挂的这四个大字，二话不说，轻着脚步弓着身子就溜出家门，从此二弟启汤一家未曾交过税银月饷。

　　1926年王启夏只身到广州，当即考进黄埔军校读书，不久适逢国民党整理党务，广州风雨飘摇，加上父亲瑞云公去信坚决反对其从军，嘱其读师范昆明祭祖宗族祠堂。父命难违，王启夏不得不结束其军校生活，转插班广州南方中学初中三年级，不久，考进广州教忠师范学校读书。

　　王启夏未敢忘怀那块养育他的土地昆明祭祖宗族祠堂。1930年，王启夏从广州教忠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崖县抱岁村，即利用村里的文昌庙创办抱岁小学，亲执教鞭，开启抱岁教育之路。同时，被聘为崖县二高职员。时值王氏赐贤塘大量土地被村里七甲坊陈氏侵占，爷爷留省回乡后就主持此事，状告到县府，最后讨回赐贤塘王氏大片田园，赢得亲族拥戴。是时，抱岁七甲坊陈氏势大，个别欺凌乡里，强霸民女，勒索钱财。小姓薄氏如司姓者，不堪其欺辱，欲迁到三间村以避其势。恰好王启夏留省回乡，主持公道，劝回司姓，只身到七甲陈坊，责其放回司姓被强绑之人，以及被强夺之耕牛财产，自此乡邻始安。时年王启夏二十五岁，威信极高，声望之崇，乡里长幼均称其为“侬哥”，从不直呼其名。

　　后来，王启夏被聘到莺歌海的崖县四高当教员，同时充任岁安团董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当时，崖县四区、五区还流行“打风筝架”这种地方陋习，就是每年端午节那天村与村之间要进行械斗，时常会打死人，名之曰“打风筝架”。某年端午节，抱岁村和莺歌村在抱岁村文昌庙前的田野里要械斗，王启夏闻信后连忙赶去劝止，双方都听劝，开始各撤回村。可正在此时，抱岁村八甲陈坊的发端父却发危言，私下纵容他人继续械斗，被王启夏发现，顿时火起，脱鞋掷打过去，大声喝止，当场勒其拾回所掷之鞋，其气势有如雷霆万钧，刹时一片肃静，双方这才默默各撤回自村，从此再没有发生此类械斗。

　　王启夏回乡从教后不久，因声望而开始主持宗族事务，被奉为“抱岁村父兄”，虽年轻，但族人均敬称其为“侬哥”昆明祭祖宗族祠堂。王氏自迁崖始祖举公开宗崖县抱岁村时起就统一本宗派序，从朝举公开始按“朝、定、文、邦、振、允、陈、秉、德、廷、道、世、景”的派序命名，到了十三世“景”字派后派字已不继，当时王氏已传到十四、十五世，各家给小孩起名已随意，有派序混乱、辈份不分之象。王启夏因此而着手编辑本宗派名，经与本族贤达商议，继“景”字派后再开立二十四世派名，为六句押韵字派：瑞启槐堂，大发祥光，绳其祖武，永绍书香，声名显达，奕世蕃昌。于王氏宗祠齐集各支宗亲，郑重公示。原十四世、十五世子孙可根据新立派字再起一派名，约定后世子孙应遵循派序给后代命名。王氏十四世裔孙，原名承家、承生，再起派名为瑞清、瑞云。王启夏为十五世，原名王金鹏，起派名为王启夏，其二弟三弟相继起派名为启汤启贤。此一定字派、起派名之善举，实为王氏宗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原王氏迁崖始祖举公葬于云坡的吊笠岭，因年代久远，几至毁堙昆明祭祖宗族祠堂。为缅怀先辈功德，启迪后人，续放异彩，王启夏于1934年6月创议重修吊笠岭祖坟，亲撰并书写碑文。工程完毕后，王启夏主持祭祖大典，齐集王氏各村宗亲，天不亮就从王氏祠堂出发，沿望楼河岸北上30余里，到达祖坟地拜祭。一时间，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鸣枪，秩序井然，沿途市井，尤其官村，空村而出，围观热闹，场面沸腾，蔚为壮观，为一时乡村盛事。

　　1937年，韦迪煌（望楼村人，原崖县四区区长）带一队勤务兵到抱岁村老市子抓赌，王启夏当时正在一户人家打“天九”（一种近似麻将的牌），和韦迪煌撞个正着，韦早知王启夏是地方族望，不好造次，等王启夏离开后，却把在场的其他人全部抓回区公所处罚昆明祭祖宗族祠堂。此事到此就算告一段落，可是，事后第三天，韦迪煌想想不知道是那个地方不对劲，突然带领一队勤务兵到抱岁村，扬言要抓王启夏，是时，有人马上报告给正在老屋的王启夏，不一会族里老小齐集老屋，群情激奋，准备包围痛打韦迪煌等人。王启夏忙劝阻众人不要把事态闹大，枪只能朝天打，不能打死人。可不等发号令，一族里青年早已冲下，想从外面关紧前院大门，把韦迪煌等包围在前院里痛打，结果冲到围墙外时出了响声，被韦迪煌警觉，连忙撤出，一路狂奔而去，众族人一路放枪狂追，直追到莺歌村前的放马坡才撤回。韦迪煌回到区公所，越想越生气，一纸书状告到县府，县长罗以忠乃抱旺村人，罗以忠是王启夏媳妇的堂哥，这回状告到姑爷头上。于是，罗以忠县长备下一席酒，请王启夏和韦迪煌赴宴，劝和双方，希望和平相处，和衷共济。这是王启夏居家期间留下有趣的一桩公案。

　　王启夏书法好，尤爱草书昆明祭祖宗族祠堂。1935年末，王启夏主持丁会，在王氏祠堂的中堂正柱上曾撰有一联：在其中总是公孙父子，到这里须知上下尊卑。为行草书，可惜，解放后王氏祠堂已遭拆毁，没能再现其墨宝，其他草书手迹也没有遗留下来。楷书留有三块碑文，均为其亲撰并书：一为其嫡妻逝世后立于坟头的碑文；二为其祖母林太夫人的碑文；三为吊笠岭王氏迁崖始祖举公重修碑文。这些碑文皆为王启夏三十岁之前所作，观其楷书有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等之迹。

　　王启夏文采敏捷昆明祭祖宗族祠堂。一年元宵节，邻居五甲坊陈家放元宵灯，其灯规模较大，已经点火了，才想起灯上应该写对贺联，不然有些遗憾。此时，王启夏恰好也走过来看放灯，陈家见状，忙请王启夏在灯上书联，事发突然，但王启夏还是慨然应允，陈家连忙张罗笔墨，此时，元宵灯已满烟，摇摇欲升，王启夏赶紧登上扶灯的八仙桌，拿起毛笔，在灯上一挥而就：天本无梯，元宵壮气；蟾宫折桂，自得怡然。书毕，在观众的掌声和吆喝声中，元宵灯腾空而起。

　　王启夏在抱岁村共娶三房媳妇，遗有三女一男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大房陈氏于1936年病故，遗有两女槐坤和槐秋。1937年王启夏娶抱旺村罗氏为三房媳妇。1938年，王启夏第二次走进黄埔军校，而此时二房和三房都已怀孕在身，出发前，王启夏简单安排了一些家事，预先给他即将出生的两个孩子起了王琦、王猛两个名字。殷殷嘱托，铁骨亦柔情。1938年中，二房和三房相继生产，二房喜得一女，为长，派名槐玉；三房所出乃王槐杰老人，派名槐杰，学名王琦。1938年王启夏离家在黄埔军校读书，后走上抗日的前线，自此再没回过家。王启夏长成什么样，究竟是什么人，遗腹子王槐杰自幼时记事起父亲就从未谋面。

　　解放后，王启夏与家里就断了联系昆明祭祖宗族祠堂。之后运动很多，家庭变故大，家里长辈关的关、斗的斗，都自顾不暇。在这种艰难的社会环境中，王槐杰长大了，参加了工作，成了家，生了五个儿子。

　　父子情深，血脉相连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心曲暗通却弥散无形。长大后，因为思父心切，王槐杰天天躺在床上哭。可让王槐杰想不到的是，他的父亲1983年以前还活着！几十年来，寻找父亲的下落一直是一家人深埋心底的秘密，又因为各种原因，寻觅只能偷偷地进行。那时村人一提起他父亲，也都躲躲闪闪，讳莫如深。直到八十年代顺应历史潮流，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王槐杰一家才广知亲友，多方发力打听和收集关于王启夏的信息。

　　八十年代中期，王槐杰长子王堂伟考上广州某校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开学前一天，王槐杰递给他四百块钱当路费和生活费，但他竟然没有到学校报到，也没跟家人商议，而是一出海南岛扭头就向云南的昆明跑，说是要找爷爷，结果可想而知，费尽苦心的王堂伟只能抱憾而归。据王槐杰的次子王堂尧说，这是他哥哥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虽然哥哥当年年幼莽撞，寻找爷爷无功而返，但是，这件事则深刻地反映出在家里“爷爷”确实是一个难解的心结，一道跨不过去的坎，真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真正释怀。

　　此后，王堂尧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爷爷王启夏的一些生平事迹昆明祭祖宗族祠堂。遗憾的是，王启夏解放前寄回的书信和遗物都因家里曾多次遭劫没能保存下来。1943年，蒋中正嘉奖《忠孝传家》手书一幅，后来此书不知所踪。王堂尧介绍，现家里厅堂正中神台吊挂一张王启夏遗像，这是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年轻时的标准黑白像。“是在广州读书时拍的。”王堂尧说：“照片是我妈妈当年遇到抄家的人从我家里出来，有一人手里正拿着两张照，一张为曾祖父瑞云公的，一张就是我爷爷的，妈妈硬着头皮好说歹说、软磨硬磨才拿回了爷爷的这张像片，曾祖父瑞云公的就是拿不回来。”

　　王槐杰一家一直在想尽办法寻找亲人,但一直未果昆明祭祖宗族祠堂。老天还是有情的，转机发生在1988年。通过王槐杰的儿子王堂尧我了解到，族里一位堂叔在海南热带作物学院读书，他的一位大学同学是云南省龙陵县人，名叫唐明尧，堂叔委托这位同学帮忙打听一下，刚好这位同学有位叫杨子敬的亲戚，时年已74岁，曾跟王启夏打过交道，于是热心地帮忙调查。随后，于1988年6月28日从云南转回了，主要内容是：（1）1947年和王启夏打过交道，其时他当国民党龙陵县党部秘书；（2）1946年王启夏与龙陵县城关镇西山坡村的杨金美结婚，婚后育有两女。（3）1950年解放初期，王启夏被安排到龙陵县四区潞江新城大庙瓦小学当老师；（4）1952年镇反时王启夏被逮捕服刑，不久杨金美病故。不得已将不满周岁的小女给当地傣族家抱养，现下落不明，长女王槐琴被当地一李姓人家认养，长大出嫁后不久也已病故；（5）王启夏已于湾甸农场病故；（6）以上信息为杨金美胞弟杨振昌提供，杨仍住在西山坡脚马路边。

　　王槐杰一家捧着信抱头痛哭，泪流满面昆明祭祖宗族祠堂。

　　此后，一家人开始和在龙陵县的舅公杨振昌（王堂尧叫他为舅公）以书信的方式互相联系昆明祭祖宗族祠堂。但对王启夏在云南生活工作情况的再多了解也只限于1988年转回信件的内容。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王槐杰认为到云南去了解父亲具体情况的时机已成熟，希望能把父亲的遗骸迁回海南老家安葬。经过充分的准备，决定由长子王堂伟、次子王堂尧两人到云南省去。2001年3月16日，王堂伟、王堂尧开始曲折而艰辛的寻亲之旅。

　　3月20日早上，兄弟俩到了龙陵县昆明祭祖宗族祠堂。不顾舟楫劳顿之苦，当日，他们在城关镇西山坡脚马路边找到已81岁高龄的舅公杨振昌一家。杨振昌激动地拉着他们的手，眼里噙满了泪花，久久说不出话。当日，王堂伟、王堂尧和杨振昌一家围坐在一起拉了许多家常。

　　3月21日，兄弟俩到了潞江坝新城乡找到了姑丈李世能，还寻访了一些爷爷在新城小学的邻居、同事和学生昆明祭祖宗族祠堂。据他们回忆：爷爷是在1950年到的潞江坝，在新城小学任教，住在学校里面，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改建成中学了，和何开龙老人是同事，也是邻居，个子不是很高，但身体很健壮，字写的很好，学问很高，英语说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他有些很深的来历，他不说，同事也不好问。生活上他要抽烟，平常也喝点酒。夫人杨金美平时也酿些酒，大女孩有四五岁，小女孩是在新城出生的。大概是1952年初，学校里来了四个人，是龙陵县公安局的，一个叫朱x宝，一个叫王x洪，另两人名字已记不得，来人比较尊重他，和他谈了些话后，他就随这四个人到龙陵去后再没回来了。当时天气较冷，还从家里拿了条金黄色的毛毯披在他身上，这毯子金贵得很，质量很好，是条美国军用毛毯，有同事问过他这毯子是在哪里买的，他说是在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随军美军参谋团的一位上校军官送他的。此事过后没多久，夫人杨金美就患急病突然过世了，葬在新城大庙洼。当时，小女孩还在哺乳期，被当地傣族家抱去，改名为杨彩顺，两三岁时拉肚子，翻山越岭地抱到龙陵城关镇，来不及就医就夭折了。大女王槐琴被本地李树先、杨正凤夫妇抱养，改名李元秀。1966年结婚，夫婿李世能为保山人，上门到潞江坝新城插队，她跟夫婿说自已的生母已过世，生父不知在哪里，只有养父母，常带夫婿到大庙洼去看生母之坟，也和舅舅杨振昌联系过，婚后三年也因病去世，没有生育。后来夫婿李世能重组家庭，育有三男，不离不弃赡养养母杨正凤，为老人送终，现还居住在新城原养父母家。

　　3月22日，他们经保山转车到昌宁县湾甸劳改农场，在场部查不到王启夏的档案，场部工作人员建议到保山市狱政科档案馆查找，但也得不到任何信息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兄弟俩经多方打听，寻访一些知情者，其中，有一位名叫姜子政的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原籍河南省开封县老兵，时年81岁，原是第十一集团军71军的一个排长，抗战后没有跟随部队走，留在了滇西生活，解放后被判了两年刑期，刑满后留湾甸劳改农场工作，已退休。这位老兵记得王启夏的名字，认定王启夏就在湾甸农场。老人非常热情，也非常热心地帮助王堂伟、王堂尧，给兄弟俩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说有一个叫百花洼的犯人坟地，嘱咐兄弟俩先到坟场去看看。姜子政说：解放后凡是原国民党军队里排级以上的军官都被抓了起来判刑，国民党在滇西地区的军政干部都统一被关押在湾甸劳改农场。

　　他们在坟场里找了几天但没结果，之后决定按老人提供的线索再到保山市和腾冲县去寻访，几经周折，终寻到一些貌似是知情者：杨明堂是原湾甸劳改农场的政委，王堂伟、王堂尧在他那里得到最为肯定的答案是，杨明堂跟王启夏打过交道昆明祭祖宗族祠堂。杨明堂说：你家爷爷就在湾甸农场，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是重点管教对象。湾甸农场关押过几万人，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但是，就是具体他在那个分队就记不得了。段培东为滇西抗战研究专家，腾冲农民作家，著有《松山大战》、《剑扫风云》等滇西抗战著作，曾在湾甸农场服刑，可与王启夏没有交集。在他那里，王堂伟、王堂尧兄弟只了解到有关滇西抗战的一些情景。到这里，王堂伟、王堂尧只确定爷爷王启夏就在湾甸农场服刑过，湾甸劳改农场有两万多亩地，十几个分队，偌大的一个地方，对爷爷更详细的信息没有，进一步寻找的线索也中断了，寻亲之路几乎陷入绝境。

　　王堂伟、王堂尧兄弟茫无头绪昆明祭祖宗族祠堂。3月28日，他们决定再进湾甸农场，重新寻找新的线索。

　　3月29日，他们再到埋葬犯人的百花洼坟场，在一排排的坟墓前查看墓志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坟墓都是一些土堆堆，在坟头立有一块特制长砖，砖的正面正中刻有死者某某之墓，左边刻有死者的籍贯地址，有些还有原部队番号，右边刻有死者的生卒时间，几乎都是在五六十年代过世的，一排排、一堆堆、一片片、密密麻麻地围着山包包随着地势有序的隐没在杂草灌丛之中。据当地人传说，在这里埋的这一片坟好多年都没有人认，早被遗忘了，转过山包那边有房子高的飞机草丛里还有一大片，多是宋希濂那个第十一集团军的连、排长。这些人抗战胜利后，认为大功已奏，忠国之事已毕，不愿随大部队走，留在滇西谋生，解放后相继被逮捕判刑，服刑期间或死在湾甸劳改农场。看着眼前这一大片坟地荒没在高山流水之中，王堂伟、王堂尧兄弟心中百感交集，那种历史沧桑感沉沉地压在心头。想想当年，他们朝气蓬勃，以报国家养育，不作偷生之计，不计个人毁誉，为民奔走，为国舒难，真乃国之魂魄、民族脊梁；今腾冲县国殇园中之早死诸君，乃国之忠魂、民族抗日英雄。又同为一军之战友，因人生大限之故，他们不倒在敌人的炮火下，不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却成为莫须有之牺牲品，不幸沦落为荒山野岭中之孤魂，至死都不知之所以然，真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家人只知其为国而战，至今却不知其埋骨何方，令人嗟叹不已。

　　当时正值清明节将近，他们兄弟俩找到那片坟地里的一个山岗至高点，刚好有一棵树，就在树底下，按传统烧香点烛，烧些纸钱冥币，朝四方拜祭，希望这些战士有个酒钱，在阴间上战场杀鬼子前也能来个千年醉一回昆明祭祖宗族祠堂。

　　或许是冥冥之中巧有安排，或许是真有神灵之助，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昆明祭祖宗族祠堂。就在当天的午后，他们在山岗上寻找一阵后，下来到一条人工水渠的一个水闸旁，和这段时间来已经相熟的看水闸的段大叔攀谈，就在这阵子，恰好大叔的胞姐带着一些生活日常用品来看他，就是这位素昧平生的段大姐，帮我们真正解开了这段寻亲之旅中的死结。听了兄弟十多天来的寻亲原委，段大姐非常同情，也很感动，很乐意帮助他们。段大姐住在离场部有七公里远的崩龙田，那里还住有几位退休了的管教人员，嘱咐他们兄弟俩第二天到崩龙田去寻找知情人。就是在段大姐的帮助下，从退休的管教人员中兄弟俩询问到了一位关键的知情者——傅应荣老人，这位老者当时就住在离崩龙田有两公里远的“新房子”这个地方。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