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化州年例风俗之成因: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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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是一定社会群体在心理、语言和行为上的习惯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它由社会群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自发地、逐渐地形成，并为该群体所共有和传承。[1]不同地域社会各有其特色迥异的地理人文环境，不同环境下孕育的社会绝不相同。在化州一带，至今仍保留一种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活动——年例。年例是化州一带每年都会举办的风俗活动，各地举办时间不同，大多集中在农历正月。在农村素有“年例大过年”的说法，可见其重要性。据《（光绪）化州志》记载，“（正月）初十后，每夜奉神出游，锣鼓喧闹，灯光如昼，放火花，烧爆竹，打秋千，直至月底方休。自光绪七年后，踵事增华，诸神出游以三夜而毕，将余费与觐光门外沙洲搭厂，为宴集之所，略如京都戏院式，张灯演戏，纸醉金迷”。[2]由此可见，年例风俗活动主要有二：一是游神，请道士祭祀社稷，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是娱神，敲锣打鼓、舞狮、放鞭炮、做大戏（粤剧）。本文以化州一地为例，从天灾人祸和民间信仰两方面来分析年例风俗的成因。
一、天灾人祸
化州位于广东西南部，鉴江中游，北与广西北流交界，南与广东吴川接壤，东与高州和茂名相连，西与广西陆川及广东廉江毗邻，南北距80公里，东西宽40公里，总面积2354平方公里，主要河流鉴江由北到南贯穿州境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其地形大致如下：北部是高丘陵，中部是中丘陵，南部是低丘、台地，东南部是平原地带。很明显，化州地形狭长、地势由北向南倾斜。
自然环境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风俗形成某种类型的物质前提白城祭祖宗族祠堂。不同的自然环境能承受的外来压力不一样。化州地处低纬，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夏长冬短，雨季较长；临近南海，加上地形狭长及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易受台风侵袭。
（一）天灾
一直以来，化州人们饱受水灾、台风、旱灾、雪霜、冰雹、虫灾、地震、饥荒、瘟疫等灾害的侵袭，给他们造成很大损害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在众多灾害中，水灾发生最频繁。据《（光绪）化州志》记载：
（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大水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康熙八年已酉六月大水，东岸水深三尺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嘉庆二年丁巳二月初二日大水泛涨，冲坍民屋，大饥，斗米钱二百八十文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大水冲坍民屋，为从来所未有白城祭祖宗族祠堂。[3]
如上所述，由于地势北高南低，特别是有台风登陆的情况下，即可长驱直入白城祭祖宗族祠堂。一般来说，台风会带来大量降雨，平原、台地极易雨涝成灾。但有些年份降雨量不多就会出现旱情，如“（清）乾隆十年已丑大旱。”[4]无论水灾，还是旱灾，都给人们带来种种损害，不仅“冲坍民屋”，还“浸损田苗”，直接造成农业歉收和饥荒，使人们流离失所。
有时也会出现雪霜、冰雹等极度恶劣天气，如“（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雪杀晚禾，大饥白城祭祖宗族祠堂。”[5]此外，地质构造不稳定，易发生地震，如“（明）正德四年已巳九月地大震，十二月十日复震。”[6]
更不幸的是多种灾害接踵而来，如“（清）乾隆九年甲子八月大水，继以蝗虫，田禾蚕食殆尽白城祭祖宗族祠堂。”[7]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由于技术水平限制，人们生产和自救能力很低，而国家又缺乏灾害应对机制，多种灾害同时发生，就很容易出现饥荒的悲惨局面。据光绪《化州志》记载：
（明）隆庆六年壬申岁大饥，斗米百钱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大饥，斗米钱二百余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嘉庆十五年庚午饥民夺食，官斛米价每斗钱四百余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咸丰七年丁巳饥，斗米千钱白城祭祖宗族祠堂。[8]
古人常言“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白城祭祖宗族祠堂。明清时期化州也常受瘟疫的困扰，如“（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大疫，民死过半。”[9]关于灾荒与瘟疫的关系，其联系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大灾往往导致民众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大大降低，从而致使其感染疫病的可能大幅提高；其次，气候的异常和环境的破坏容易引起致病微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这就可能导致这些微生物的过度繁殖或由变异引发的毒性增强，从而引发疫情；第三，由于缺乏对疫病的正确认识，或者由于因为政治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使中国传统国家一直未能建立适当的疫病应对机制。[10]
（二）人祸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天灾不可避免，而人祸却是雪上加霜。“(化)州之西北与广西北流、陆川连界，山岭险峻，树木丛蔽，每猺狼山寇从此潜劫，故化之西北境守戌为难”。[11]历史上，化州人民深受广西乱贼的侵犯，如《（万历）高州府志》记载：
宋淳熙六年夏广西妖贼李接围化州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明天顺三年秋广西徭贼攻围化州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明嘉靖四十三年冬广西八寨山寇攻化州白城祭祖宗族祠堂。[12]
贼乱的侵扰，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极大的伤亡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光绪）信宜县志》就有这样的记载：“金超率贼驰至化州之中洞（中垌）、官桥，石城之新安、石角等处，沿途掠杀，那务下二百里积尸相属，自陈逆扰乱以来，此为最惨”。[13]
明清时期，随着外来侵略势力的不断渗入，化州人民也被拖入战争的泥潭，先是倭寇，如“（明）隆庆五年辛未冬倭乱自广海冲破电白城来寇”白城祭祖宗族祠堂。[14]到了清末，化州则更频繁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据《（光绪）化州志》记载：
（清）咸丰三年癸丑春三月西匪邱大入寇中垌，……(五月)西匪谢八罗四入踞平定，六月邱大寇官桥，……秋七月谢八延劫播扬、宝圩，……(八月)谢八罗四下踞那务、合江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咸丰七年丁巳……三月西匪陈王大、陈十大入寇乌石、鸭笼，四月西匪吕四入寇平定，冬十月西匪邱二大入寇平定、鸭笼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清）同治元年壬戌正月西匪揭三大、曾五大、黎东九攻破壶垌堡及调马寨，二月初五日攻破石水堡，……三月分掠平定、播扬、那务、合江、林尘、江湖等处白城祭祖宗族祠堂。[15]
无论是广西乱贼，还是倭寇和西匪，他们不仅围攻州城，还四处“延劫”，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白城祭祖宗族祠堂。为了抵抗外来侵犯，化州人们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敌。在缺乏军费的时候，乡绅们慷慨解囊，如：陈昌宇“屡报效捐赀堵剿，若刘八、邱大、谢八、朱十四、王十一、范阿音、陈大诸寇及洋匪李快迭次扫荡，闾阎得以安堵，虽当事之擘画，为民除害也，昌宇与有助焉”。[16]在临阵杀敌时，官民同仇敌忾，虽死犹荣，如：彭以嘉“亲督练勇捍御，败北遇害，远近无不悲伤”。[17]这些抗敌名人，后来都成为乡民崇拜和信仰的对象。
如上所述，化州之所以屡屡遭天灾人祸，直接原因就在于它所处自然环境的恶劣白城祭祖宗族祠堂。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18]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社会里，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们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都不高。天灾人祸降临之时，人们除了奋起抵抗，同时由于受传统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影响，以为是触犯了神灵才引来天灾人祸，在精神上更需要寻找依靠，因此崇庙敬神之风剧起。
二、民间信仰
民众是风俗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因此民众的人口状况对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传承的风俗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白城祭祖宗族祠堂。据统计，道光四年（1823年）化州总人口约50万到2002年达140万，其中99.5%以上是汉族。因此，化州人在民间风俗信仰方面延续了汉民族崇德报恩、祁福消灾的祀神祭祖传统。
《（万历）高州府志》记载：“化州去华务本，崇祀信巫”白城祭祖宗族祠堂。[19]化州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众多民间神灵信仰，而这又正是年例风俗祭祀神的对象。化州的民间信仰无所不包，主要是对神和祖先的崇拜为主。据《（光绪）化州志》记载，化州境内主要祠堂寺庙有：社稷坛、文庙（又叫孔庙）、武庙、乡贤祠、忠孝祠、节孝祠、忠义祠、城隍庙、冼太夫人庙、玉虚宫、天后宫、三元宫（旧名三官堂）、文昌阁、文昌祠、四贤祠、龙母庙、龙王庙、游公祠、孔公祠、毕公祠、黄公义祠等。[20]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对于日夜为生计奔忙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神明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不仅由于其“来历故事”是否具有正统性，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广泛流传的与本地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灵验故事”的支持。[21]从祠堂寺庙的名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充满了对幸福、消灾、除患的祈望，以及对清官良将、名臣贤士的怀念之情。因此，在化州信仰最为普遍的是文庙（又叫孔庙）和冼太夫人庙。
（一）文庙
文庙（又叫孔庙）位于化州宝山南侧，坐北向南，是为祭祀孔子而修建的古建筑白城祭祖宗族祠堂。据《（光绪）化州志》记载，化州孔庙历经宋、元、明、清数朝。宋代嘉定二年，州守范良辅迁旧学府于州治南阙，这为孔庙的雏体。元、明二朝迁移重修，到清朝乾隆十三年复迁旧址，嘉庆五年秋至次年，最后确定孔庙规模和布局。[22]
其实，化州人崇尚文庙，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历史上，岭南被北方人视为“蛮夷之地”。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化州人崇尚文庙表达了他们要取得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强烈愿望，最终要中原人士认可“化之民，非异于中州也。”[23]况且，“化郡士子，纯秀能学”，因此，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必需施教，而“施教莫先于尚文，而尚文莫先于崇圣”。[24]此外，风俗往往受制于礼俗，礼俗对风俗有较强的影响力。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里，政府鼓吹的道德礼仪和价值观念皆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和礼仪规则。这就在潜意识里孕育读书人要不负圣恩，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思想，而文庙里所供奉的孔子自然就成为他们学习和追求的榜样。
（二）冼太夫人庙
现在化州境内尚有30多所单独纪念冼太夫人的庙，规模较大的，有下郭冼庙，文楼鸭笼冼庙、那务圩冼庙，宏道冼庙等，历史最久的是州署内的冼太夫人庙白城祭祖宗族祠堂。[25]冼太夫人庙是为表彰和纪念冼太夫人德威广被、保境安民的功绩而建。冼太夫人“幼贤明，多筹略”，“深识正理”，是我国闻名的少数民族女政治家和军事首领。她一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地方经济发展。在她的治理下，社会“政令有序”，“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26]到隋朝时，隋文帝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死后更追封她为“诚敬夫人”。建国后，周恩来总理称她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民间信仰集祖先信仰、宗族信仰和鬼神信仰于一体，反映了群众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需求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关于冼太夫人之所以如此受崇拜，跟当地人渴望民族团结、保境安民的心理是分不开的。在年例活动中，游神所抬的神像中，多有冼太夫人的塑像造型，可见她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地位。由此可见，民间风俗不仅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族精神象征。冼太夫人活跃于年例风俗中，不仅使年例有人文精神，也有积极向上的历史教育意义。为此，有学者指出，当今弘扬这种信仰，至少还有以下意义。首先，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其次，有利于群体奋发精神的升华；再次，有利于群体心理的调适。[27]
总的来说，由社会环境所造就的民间信仰是风俗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原因白城祭祖宗族祠堂。化州的民间信仰系统是被相当的功利性原则所支配的，人们信仰神灵的一般出发点是“求功名”、“求民安”、“祈丰乐”。而民间信仰恰恰能使人在精神上超越尘世的烦恼，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三、结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白城祭祖宗族祠堂。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今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8]探讨化州年例风俗的成因，对我们了解整个粤西地区的风土人情无疑是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充分发掘年例风俗的精华文化，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社会变迁，也有益于当今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注释
[1] [21] 行龙白城祭祖宗族祠堂，杨念群.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3] [4] [5] [6] [7] [8] [9] [11] [14] [15] [16] [17] [20] [22] [23] [24] [26] [清]彭步瀛.[光绪]化州志[M].光绪十六年刻本.
[10]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白城祭祖宗族祠堂，2004：308.
[12] [19] [明]曹志遇.[万历]高州府志 [M].万历刻本.
[13] [清]梁安甸.[光绪]信宜县志[M].光绪十七年刻本.
[18] 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白城祭祖宗族祠堂，1963：558.
[25] 陈土富白城祭祖宗族祠堂，黄冠元，陈红胜.冼太夫人与罗州、石龙郡[J].南方论刊，2006，（5）.
[27] 叶春生.民间信仰的升华与超越——冼夫人信仰透析[J].广西民族研究白城祭祖宗族祠堂，2001，（3）.
[2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Ｎ].人民日报白城祭祖宗族祠堂，2007-10-16.
参考文献
[1] [清]彭步瀛.[光绪]化州志[M].光绪十六年刻本.
[2] [明]曹志遇.[万历]高州府志[M].万历刻本.
[3] [清]梁安甸.[光绪]信宜县志[M].光绪十七年刻本.
[4] 行龙白城祭祖宗族祠堂，杨念群.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白城祭祖宗族祠堂，2004.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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