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记忆：宜昌九码头:宜昌王姓
网上祭奠平台祭祀网祭英烈网上祈福祭扫公众号app平台推荐
老城记忆之十六：宜昌九码头
宜昌九码头是宜昌的一个码头名，相依成习，后来又成为一个地名宜昌王姓。但它其实远不止是一个码头、一个地名，它就像上海的十六铺、武汉的江汉关、重庆的朝天门一样，数百年来，它是宜昌的门户，是宜昌码头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历经宜昌水路航运的几乎全部历史，是一个让人一听，就联想极其丰富的历史人文载体。
宜昌是个因水而建的江城，凭地势、水势之利，自隋唐以来，就成了川鄂间粮运、川盐济楚、解送贡赋、南北陆运的水陆中枢交汇点，历经唐代“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的水运盛况、宋明时更为繁荣，明洪武十二年（1377年）已成为颇具规模的码头城宜昌王姓。至清末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将宜昌辟为通商口岸，宜昌开埠，西风渐进，宜昌码头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九码头开始成为长江沿线远近闻名的重要的客货运码头。在全民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九码头发挥了中国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取代的关键作用，震惊中外的“宜昌大撤退”就发生在这里。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蓬勃的经济建设的大浪潮中，“左手抓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九码头迎来了它风华绝代的鼎盛时期。港内船舶进出繁忙，装卸号子此起彼伏，沿江街巷，打鼓说书、评弹卖唱、马戏杂耍、酒馆茶肆、小吃特产，应有尽有，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一度被人戏称为宜昌的“小香港”。
从小就知道九码头是一个热闹的地盘宜昌王姓。宜昌是个小城，人少，没有夜生活的传统，但唯独九码头一带例外。一到晚上9点以后，宜昌白天热闹的地方，比如解放路，往往都会人烟稀落，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孤零零的亮着，但这时九码头才进入最喧闹的时刻。这时上下船的客人、货物先后到港，九码头一带各种小吃、茶肆、小酒馆都灯火辉煌，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晚上，我们家那些在轮船上工作的家人或亲戚出船几天要回来了，家里一般会安排“宵夜”，必定会到九码头买小吃，满街的小吃：炸花生米、卤豆干、茶叶蛋、藕元子、炸臭干子、萝卜饺子、醪糟汤圆……琳琅满目，香气扑鼻，让人直流口水，当然，更少不了卤猪耳、烧肥肠、酱肘子这些宜昌人钟爱的下酒菜和烧酒。
这种热闹的情形，在三年困难时期萧条过一阵，但不久又复活了，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最严厉的文革期间，还是该卖还卖，该买就买，宜昌人的码头习气本性难移，在吃的问题上绝不会亏待自己宜昌王姓。
我与九码头的第一次重要的交集发生在1960年夏，那年我十一岁，和哥哥乘船离宜去武汉姑母家宜昌王姓。那是我懂事后第一次出远门。记得买的是“民和”轮的五等仓票，其实就是船上4楼甲板统舱，自带被单、席子，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铺上席子就高枕无忧了。九码头台阶很陡，因为夏天水位高，台阶不长，我几乎是一溜跑进船上，连父母在后面叮嘱什么都没听到。一声汽笛，“民和”轮缓缓驶离趸船，我和哥哥站在4楼甲板上，向父母一个劲挥手。渐渐，熟悉的九码头慢慢模糊，我开始去看望外面的世界了。
那时的“汉宜班”轮几乎沿江县县都停靠，接下来的两天中，古老背、红花套、宜都、枝城、马家店、沙市、江陵、石首、监利、城陵矶、洪湖、嘉鱼……沿途停靠宜昌王姓。只要一到码头，我都会靠在船舷好奇地张望。我发现一过宜都后，那些码头就没有了像宜昌那样高高的台阶，哥哥告诉我：是因为这些地方地势低。我就问：那一涨水不就会把他们淹了？哥哥说：可能。于是我就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担忧。
第三天到了武汉，远远望见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简直兴奋疯了宜昌王姓。我们住进汉口六渡桥附近沙家横巷姑母家。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很多武汉人早餐就是一根梢瓜（又叫白瓜、菜瓜），这种瓜短粗水多，聊可充饥。那时姑父在江汉轮船公司行驶的汉江船上工作，经常往返襄樊-武汉沿线，可以在沿线悄悄收购一些土豆、蚕豆、红薯之类的杂粮，我们还能填饱肚子。现在一想，在那个缺粮的年月，要养活我们两个能吃能喝的年轻小子将近两个月，也够难为姑父姑母的了（祝二位老人天堂安息！）
我们一般吃过早餐就出门到处逛，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心里那个震撼不可言传宜昌王姓。我们哥俩沿着大桥，顶着骄阳，从汉阳桥头走到武昌桥头，又从武昌桥头走回汉阳桥头，把栏杆上的每块浮雕、图案都细细看过。我对桥头的很大松树感到担忧，担心它的根会扎破大桥，哥说：不怕，下面有石头做成的座子，扎不破的。我们站在高高的桥面看滚滚长江，有一种兴奋还有一点晕眩，尤其是当有火车通过时，感到整个大桥都在微微震动，我特别喜欢这种飘飘然的感觉。
此外，东湖、龟山、蛇山、汉口民众乐园、江汉关都是我们爱逛的地方，那时黄鹤楼还没有重建，我们只在地摊上买到一张黄鹤楼的旧照片宜昌王姓。民众乐园离姑母家近，我们最爱去了，它就像上海的大世界，里面玩的、吃的包罗万象。只要买张门票进去，京剧、汉剧、楚剧、杂技、木偶剧、小电影……还有各种游乐设施，都免票，我们经常兴致勃勃可以玩一整天。不像现在好多游乐场所，挂羊头卖狗肉，买了门票进去，每一个景点或游乐设施还要再买票，吃相太难看。
东湖去过好几次，一般都是去游泳宜昌王姓。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清澈浩瀚的湖面，觉得海洋就是这个样子，哥哥纠正我说海比这大多了，我问大多少？他沉思半天说：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海。就为这个疑问，我对于海洋充满渴望，但说来惭愧，一直到二十几年后，1983年11月，我才在烟台蓬莱阁第一次看到大海，那天有些冷，但我还是忍不住卷起裤脚在海边走了几个来回。后来坐在蓬莱阁飞翘的雕檐下，还吟了一首诗：
多年梦大海，今日登蓬莱宜昌王姓。
海阔天高远，好风动襟怀宜昌王姓。
江汉关下有好几家收售旧书报的小店，哥哥经常带我去看书买书宜昌王姓。那些旧书都是论斤称的，我们前前后后“称买”了好几十斤的书，把姑母给我们买船票的钱都用了一些，差点回不来。可惜，这些书在哥哥上大学后，陆陆续续都被我那些初中的同学借“没”了。我记得有一套《勇敢》三部曲，描写苏联三十年代建设时期，年轻的共青团员们去远东，去西伯利亚修铁路，建城市的故事，非常吸引人，我在初中时就看得入迷，后来也不记得被谁“借”走了。当初那么多书，现在只有一本《找宝藏的人》（苏联.巴扬著）幸存，此书是用故事体裁介绍苏联著名“地球化学”创始人费尔斯曼院士的事迹，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个时候，描写艰苦而又浪漫的地质勘探工作的书籍非常受广大青年学子的向往。一首《勘探队员之歌》风靡全国，一部《年轻的一代》话剧让无数青年人为之倾倒。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荣耀、一种自豪，一种热血青年义不容辞的选择。
九码头是我人生第一次外出看世界的起点宜昌王姓。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阅读是精神的旅游，旅游是身体的阅读。
我和九码头第二次重要的交集是1966年11月宜昌王姓。这年冬，大串联开始了，我和同班王同学，因为所谓“黑七类”问题，被禁止外出串联。那时学生串联要凭“校文革”的介绍信才可以换免费船票，我俩被剥夺了这个资格，不过事在人为，人是活的呀，经过踩点分析，我们决定自费购买到宜都的汉宜班船票（当时好像是0.60元）。那是一个奇冷的冬日凌晨，我们凭票上了“跃进34号轮”，随同大批串联的宜昌学生们离开了宜昌。在凄厉的汽笛声中，灯光惨淡的九码头渐渐模糊，远远望去，黑乎乎一片，几盏昏黄的灯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像眨着鬼眼，我们有一种逃出牢笼般的窃喜。不可一世的“校文革”，再见您啦！上午，船过宜都，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我兴奋的写了一首诗：
遥望楚天远，更觉船行慢宜昌王姓。
此去离旧地，相期邈云汉宜昌王姓。
最后一句是借用李白的诗句，好像只有太白先生那种恣肆洒脱的语言才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宜昌王姓。后来，我就是凭着一中发的一本《红卫兵战校》的学生证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可惜这本有纪念意义的学生证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
第三次与九码头的重要交集就不再有兴奋，这是1969年1月15号，一个飘着霏霏冷雨，江风凛冽的冬日早晨宜昌王姓。我和大批一中同学在九码头登上了“东方红232号”轮，去宜都枝城，走上了前途莫测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之途。那天，父亲来送我，望着父亲被雨淋湿的无奈的脸，我发觉他突然衰老了。我打起精神大声对他说：别担心，回去吧，码头风大！嘟…嘟…，尖利的汽笛声反复催响，一声紧似一声，轮船缓缓离开码头，岸上成群送行的家长、亲人们一片呼唤，我知道，其中一定会有父亲的默默祝福，他不善言辞，肯定不会大声呼喊……风雨中的九码头渐行渐远，船上已有女同学在低声的啜泣。我在想：宜昌，我们还会回来吗？
九码头，成为我们猝不及防被整体抛入艰难人生的第一个见证者和最后的牵挂地宜昌王姓。
说到九码头的码头文化，必须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工人诗人黄声孝宜昌王姓。一个是著名作家鄢国培。
黄声孝（1918-1995），宜昌西坝人，14岁就到码头扛活宜昌王姓。他脑子灵活，自幼熟悉码头工人生活，听惯了劳动号子，加上他喜爱民间说唱文学，常常能出口成章，琅琅上口，颇受工人群众喜爱。1953年，他被荐举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更加促进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我是个装卸工》：“我是一个装卸工，威镇长江显本领。左手抓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想象之浪漫，用语之大胆，名噪一时，引起了当时文化部门的注意与重视。1958年，他的《装卸工人现场鼓动快板》一书出版，并获得湖北省文艺跃进大会一等奖。1958年，他受邀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并受到毛 的接见。
我曾有幸听过他的演说，1963年他到六中作过报告，报告是在大操场举行宜昌王姓。他个子瘦高，坐下后话筒有点矮，老师赶快拿了几本书垫在话筒下，他轻轻敲了一下话筒笑着说：这是矮子爬楼梯，步步高升啊！接着又拍了下垫在话筒下的书说：一下子变得很有文化了.惹得全场哄堂大笑。那天在报告中他还专门说了1958年第一次见到毛 的事。他说毛 接见后的那天晚上，文化部门举行酒会，时任中国文联 的郭沫若同志来了，郭对他说：声孝同志，看见了毛 ，没写诗吗？他回答：我正想写诗，郭老，你是大诗人，我俩对对诗吧。郭满口答应，正蕴酿间，黄即开口，大声朗诵：“我亲眼看见毛 ，浑身不知好大力。要是泰山碰到我，不碎也要化成泥。我亲眼看见毛 ，好像站在云端里。我虽站在最后排，霎时身长一丈几。”情感真挚、火热，一气呵成，顿时引起满场喝彩，郭老谦卑地说：和声孝同志赛诗，我输了。这件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的津津有味，到现在都还记得。
黄声孝先后出版了《歌声压住长江浪》《鼓起干劲来》《搭肩一抖春风来》等短诗集，成为当时闪耀中国文坛的第一个宜昌本土诗人宜昌王姓。1961年，黄先生参加了由湖北文联组织的《长江大合唱》创作组，开始创作长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在不少诗人同行的帮助下，1963年，长诗第一部出版，时任省文联 徐迟先生为之作序。第二部则是过了十五年后于1978年6月出版。
黄先生后来担任了宜昌港装卸队支部书记，他五上北京，三次见到毛 ，一生写了几千首诗，影响最大的还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快板诗宜昌王姓。这些诗接地气、通俗、形象、琅琅上口，很受欢迎。相比之下，他花了大量精力的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反响平平。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长项和短处，只能扬长避短，不可就短弃长。正如茅盾先生的《子夜》，描写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生活简直入木三分，解放后他几次想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工人农民的小说，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动笔，以致到其临终，都引为遗憾。
鄢国培先生是又一个从宜昌码头走出去的文化名人宜昌王姓。鄢国培（1934-1995），重庆铜梁人，1954年毕业于重庆六中，1955年到长航宜昌港务局造船厂做学徒工，随后在宜昌码头驳轮上做电工、代机工。他极聪慧好学，长期的码头生活，使他对码头文化、川江风情、人文掌故、名人轶事等多有了解、涉猎。有心人往往会厚积而薄发，1978年，一部长篇小说《漩流》横空出世，震动当时文坛，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求知若渴，一度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以后鄢先生又陆续出版了其长江三部曲之二《巴山月》（1983），之三《沧海浮云》（1986），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位置。鄢先生也因此由一名宜昌港普通的码头工人逐渐成长为湖北省作协副 、 ，省文联第五、第六届副 。成为迄今为止从宜昌走出去的在中国文坛最高的官员。
我和鄢先生只有一面之缘宜昌王姓。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期，在市政府组织的一次迎新酒会上，有人告诉我：大作家鄢国培来了。他在 桌，周围都是市领导，正谈笑风生，本想上前表示敬意，又恐冒昧。只在后来相互敬酒的环节，和他碰了碰杯，说了几句仰慕的话。1995年12月，我在北京，正为企业上市而奔忙，突然接到朋友电话，告鄢先生在从武汉回宜昌路上，因车祸而丧生，殁年61岁。真是天妒英才！他的《乌江三部曲》还只写了一部《冉大爷历险记》，就成绝响，我只能面南痛悼先生一路走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化铸一个城宜昌王姓。宜昌数百年形成的码头文化和峻秀山水，孕育了像黄声孝、鄢国培这样的文坛大家，从他们的诗文中，你常常就可以读到宜昌的人文掌故、风土民情，可以听到码头号子粗犷的“嘿咗嘿咗”声，也可以听到峡江妹子委婉火辣的山歌小调，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可惜，近些年来，宜昌再没有出过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了。我曾和一位宜昌的作家朋友聊天时谈过：宜昌现在一些文人都太功利了。文学就是人学，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摆脱不了急功近利，就绝出不了好作品，更遑论大家大作。
六十年代初，宜昌在九码头新建了宜昌剧院，这是当时宜昌最好的影剧院，给九码头带来一抹亮丽的文化色彩宜昌王姓。当时很多优秀的影片，比如“冰山上的来客”“阿娜尔罕”“寂静的山林”“苦菜花”“兵临城下”“满意不满意”“蚕花姑娘”“年轻的一代”等等，都是在这里看的，宜昌剧院给我留下太多的温馨回忆。文革期间1968年初，宜昌地区歌舞团入住宜昌剧院，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排练，就公演了当时最为轰动的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现在看来，这场舞剧是该团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台大戏，以前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以后就更不消说了。我到现在都还纳闷：这些跳民族舞的演员，怎么短短几个月就基本掌握了芭蕾这个“足尖上的舞蹈王冠”的技艺，不得不让人佩服。
我有个朋友姓蔡，他的哥哥在剧中担任大春一角，他的嫂嫂是剧中的女声独唱宜昌王姓。我还有个初中女同学，因舞蹈功底好，高中本来考取一中了，又被歌舞团特招进团，她在剧中担任白毛女B角。因为有这些关系，那段时间，我经常可以弄到“优惠票”，同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只要有演出，几乎场场都去。其实这年夏天，宜昌所谓“钢新两派”武斗十分惨烈，但我生性对这种高调的“革命”颇有畏惧，只能游离于这些“革命”的大漩涡外，过得自在逍遥。这期间，我的二胡技艺也有了大的提高，每天练习两小时，一部《白毛女》总谱几乎可以从头拉到尾，除了拉二胡，就是到公园学拳，看书、练字，那年我19岁，这是我人生中一个相对安稳、认真学习的时期。二胡这点小技艺后来在我下乡、参加工作时都让我受益匪浅，可惜后来逐渐荒废，慢慢就手生了。
九码头宜昌王姓，这时好像一个很有趣的存在：宜昌从一马路以上，经常枪炮连天，广播里慷慨激昂，都是“强烈抗议”“紧急呼吁”，而这里，却天天轻歌曼舞“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交通事业有了飞速的进步，随着航空和更便捷的公路交通的发展，水路交通慢慢从人们的出行选择中被淡化，九码头也开始面临萧条和冷落宜昌王姓。一度被改作三码头，可无论是宜昌人还是外地人都觉得不适应，尤其是有些外地人慕名来到九码头，一看乱糟糟的，不是那回事，就反感宜昌人在忽悠他们。其实，九码头的尴尬在上海也出现过。上海十六铺码头有150年历史，曾是远东最大的码头，1982年落成的十六铺新客运站曾轰动上海，盛极一时。可是，仅仅16年后，1998年，随着沪杭甬高速公路的全线开通，上海的水路运输日渐清淡，2004年上海客运定期航线全部迁至地处长江口的吴淞客运中心。这时，也有人提出拆除十六铺码头，但是精明的上海市领导提出了重建新外滩，迎接世博会的设想，经过三年的整体改造，十六铺码头脱胎换骨，告别了原来作为码头的单一形象和功能，华丽转身，变身为绵延600米，贯通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达6.73万平米的美轮美奂的大型综合商业、餐饮和黄浦江水上游览中心，历经150年沧桑的十六铺码头再次焕发青春。这件事对于我们应该有诸多的启示。
2018年4月，我们一中同班同学为庆祝高中毕业50周年，决定乘船游览大坝宜昌王姓。80高龄的高中班主任袁老师也特地从深圳回宜。那天，我们簇拥着她走下九码头，她回望着“三峡游客中心”整洁的候船大厅感叹地说：九码头变漂亮了。因为她也曾长期在武汉-宜昌来回奔波，对九码头也非常熟悉。那天，当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游船欢快地离开码头时，我的心突然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了一下，我看着此时正热情地为同学忙忙碌碌的王同学，突然想起五十二年前的那个寒冬，我们俩在这里悄悄登上“跃进34号”，像两只仓惶出逃的可怜的兔子。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时间过得太快了！
其实，不仅九码头变漂亮了，整个宜昌也越来越漂亮宜昌王姓。但我们又总希望，在这个城市越来越漂亮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多的保留住一些历史的记忆，这也是一种乡愁。留住历史是对自己，更是对后来人的一种责任。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更多的城市经营者们开始有了这个意识宜昌王姓。2019年4月，九码头文化墙历时半年建成，一组以浮雕为主的文化墙再现了历史悠久的峡江文化、码头文化和纤夫文化，很让人欣喜。希望这美好的第一步，仅仅是九码头这个宜昌，乃至长江沿线颇副盛名的老码头亮丽转身的开始。
我们期待着宜昌王姓。
2020.12.08于宜昌
预约烧元宝祭祖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去墓地为已故的亲人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烧纸钱是其中的一种习俗。烧纸钱，也称为“祭纸”或“冥币”，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用于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信仰，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也需要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会烧纸钱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
师父微信： wangzijinci
1，反馈资料:视频片段；
2，所需资料:被祭祀人+祭祀地址+祭祀人姓名；
本文链接：https://wangzijinci.com/post/9038.html
转载声明：本站文章内有转载或采集其他平台内容， 若有文章涉嫌到您的权益及版权,还麻烦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删除，谢谢配合。特别提醒：如文章中有涉及到传统风俗和习惯等，皆为民间一种美好寓意！倡导家祠文化，抵触封建迷信！
